“那就赶快再跟我们说说吧。”伍修权有点等不及了。
“行！”斯诺慢吞吞地说，“但是，要等到明天。”
“为什么？！”伍修权和蔡树藩惊诧地说。
“因为，毛泽东还没有跟我说完呢！”斯诺说。
又一个夜晚，斯诺和海德姆来到毛泽东的窑洞。毛泽东接着讲述他的“自传”。
因为天气热，窑洞里很闷。这时，毛泽东突然站起来坐到炕上去，脱下了一件外衣，着急地说：“子珍，子珍，你看我背上是什么东西咬了我一下。”
贺子珍立即站起来，走过去一看，上面果然有一个大红疙瘩。她帮助毛泽东挠起痒来，心疼地说：“哟！这么大的红疙瘩，好像是蚊子咬的。还疼不疼？”
“哎哟，真的好舒服，子珍，再轻一点……好，好！”毛泽东低着头享受着妻子的温存。
“我去给你拿条热毛巾焐一焐。”贺子珍说着去里面的窑洞，取来了一条热毛巾给毛泽东敷上。
这时，斯诺问贺子珍：“夫人，你难道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些故事吗？”
“是的，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起过。”贺子珍说。
“是没有时间吗？”
贺子珍说：“可能是吧。不过，在我们红军，许多人尽管已经在一起战斗了很多年，但多半不知道彼此在参加共产党以前的情况，我们也很少去打听，因为那些日子是黑暗时代，我们大家都感到真正的生命只是在成为共产党人以后才开始的。”
斯诺沉思着点点头。
毛泽东指着贺子珍说：“她的故事我知道得也不多。我们结婚九年来，她跟着我受了不少苦啊！她走完长征，身上留下了二十多处伤口，你要知道，她才二十七岁啊！在我们红军这里，大家都叫她‘女司令’。”
贺子珍看了毛泽东一眼，说：“润之，别说了，你还是接着说你的故事吧。”
“好，好，我说，我说。”毛泽东笑了……
又一个夜晚。
毛泽东正在陪女儿娇娇（即李敏）玩耍，父女俩正在玩打手掌手背刮鼻子的游戏。贺子珍坐在一旁，幸福地享受着作为妻子和母亲的那一种幸福，开心地笑着。
小女孩在父亲的怀里撒着娇，父亲明显地让着女儿。毛泽东的鼻子都给女儿刮红了，依然和蔼地笑着，享受着天伦之乐。
斯诺来了。贺子珍马上站起来，让座倒水。毛泽东抱起了女儿。乖巧的娇娇甜甜地叫了声：“叔叔好！”斯诺从毛泽东手里把娇娇抱过来亲了一口。
娇娇天真地问道“叔叔，你的头发怎么是红色的呀？”
斯诺笑着说：“叔叔的头发就像你的头发是黑色的一样，是爸爸妈妈给染的呀！”
“爸爸，妈妈，我的头发是你们染的吗？”娇娇说，“那我也要染成这个红色的，我也要！”
大家被逗笑了。
贺子珍走过来把女儿抱在怀里呵护着说：“来，娇娇，跟妈妈到里屋睡觉去，爸爸和叔叔有事……”说着，贺子珍把女儿哄着抱进了里屋。
大家又坐下来，开始谈话。在红蜡烛的照耀下，窑洞里镀了一层金黄。毛泽东盘膝而坐，背靠在两只公文箱上。他点燃了一支纸烟，接着说昨天的话题。
毛泽东说：“北京对我来说开销太大。我是向朋友们借了钱来首都的，来了以后，非马上就找工作不可。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知道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我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她是我的老师杨昌济的女儿。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后来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
“在北京，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住在一间小屋子里。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1919年初，我和要去法国的学生一同前往上海。我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不知道到后怎样才能再向前走。天无绝人之路，很幸运，一位同学从北京孔德学校弄到了一些钱，他借了十元给我，使我能够买一张到浦口的车票。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下车，去看了孔子的墓。在这次旅行中，我登了山东的神岳泰山，冯玉祥将军曾在这里隐居，并且写了些爱国的对联。
“可是我到达浦口的时候又不名一文了，我也没有车票。没有人可以借钱给我；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离开浦口。可是最糟糕的是，我仅有的一双鞋子给贼偷去了。哎哟！怎么办呢？又是‘天无绝人之路’，我又碰到了好运气。在火车站外，我遇见了从湖南来的一个老朋友，他成了我的‘救命菩萨’。他借钱给我买了一双鞋，还足够买一张到上海去的车票。我送朋友们上轮船以后，就启程回长沙了。
“1919年我第二次前往上海。在那里我再次看见了陈独秀，他主编《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和主要提倡者，他与鲁迅一起是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文学人物。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那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同年，我和杨开慧结了婚。1921年5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
说到这里，毛泽东看见斯诺写字的桌子不很稳当，就乘斯诺记录的时候，他出门捡了一块小石头进来，弯腰把小桌子垫稳当了，才坐下。
最后，毛泽东说：“这次红军光荣地进军和胜利地到达陕西，第一是因为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第二是因为苏维埃人民基本干部的伟大的技巧、英勇、坚决和几乎是超人的忍耐力和革命的热忱。中国的共产党在以前、现在和将来，将永远忠诚于马列主义，并对每一个机会主义者作斗争。它之所以不可战胜，之所以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决心。另一个原因，就是在革命干部中的人材的特别精干、英勇和忠诚。许多许多优秀的同志，许多献身于革命的人，都在一个宗旨下工作，造成了红军和苏维埃运动，而他们和那些未来的同志，将要领导革命到最后胜利。
“现在，我们正努力在中国建立一个民族统一联合战线，邀请真心抗日的各党、各派、各军来参加我们的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要想和日本帝国主义搏斗及拯救自己的国家，这种战线是必需的，同时在中国建立彻底民主的政府也是必需的。今后我的工作和目标，与党的红军的工作及目标相同，必须向这种成功做去。”
据当年担任翻译的吴黎平（即吴亮平）先生在1979年8月修订毛泽东与斯诺1936年谈话时回忆说，毛泽东口述“自传”是“在1936年10月间进行的，毛泽东就此同斯诺谈了十几个晚上。谈话通常从晚上9点多钟开始，未谈正文之前，毛泽东常谈一两个短故事（斯诺后来在写书的时候说他很遗憾没有把这些故事记下来）。谈到十一二点时，毛泽东招待他吃一顿便餐，有馒头和简单的菜，菜里有一点点肉，这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已是十分难得的了。对客人来说，这是夜宵。但对毛泽东来说，则是正常的晚饭。因为毛泽东为了指挥战争和领导全国革命工作的需要，往往在夜间工作直到凌晨才休息。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要我去做翻译。谈话时有正文，也插些故事、闲话，毛泽东的态度是那么平易近人，谈话又是那样生动活泼，逸趣横生，久久不倦。斯诺常说这是他生平经历过的最可宝贵的谈话。谈话一般都谈到夜间两点来钟。谈话时，斯诺作了详细笔记。斯诺在陕甘宁边区，进行了广泛的采访活动，并曾到前方的部队，最后于1936年11月间离开边区……”
27
斯诺成了保安惟一给毛主席戴帽子的人。
在毛泽东口述“自传”的日子里，斯诺晚上到毛泽东的窑洞，白天就和红军干部们一起聊天打扑克。斯诺知道，毛泽东讲完“自传”之后，他就要离开苏区，回北平去了。而妻子海伦来信说，她接到他的信已经出发到了西安，但却没有斯诺幸运，无法冲破封锁进入“红区”。
这天，博古、李克农、蔡树藩来到外交部招待所，和斯诺、马海德打起了桥牌。
因为斯诺快要离开这里了，毛泽东决定来外交部招待所看望斯诺。在陆定一的陪同下，毛泽东手里捧着一包花生米，一边走一边吃着，还和陆定一说着话。他们来到斯诺住处的门口，听到里面不断传来欢笑声，就径直走了进去。大家一看毛主席来了，都站起来让位请他来玩。
毛泽东笑着说：“你们打吧，我是来告诉斯诺先生一个好消息的。10月9日甘肃来的无线电消息告诉我们，我们的红四方面军先遣部队已经在会宁同一军团的陈赓领导的第一师胜利会师了。朱德、徐向前、贺龙、张国焘等同志都高兴地碰了头。甘肃的东北部分已经全部牢牢地控制在我们红军之手，我们的四方面军有一个纵队已经渡过了黄河，到了甘肃西北的狭长地带，政府军的反抗已暂时被压下去喽。斯诺同志，你可以安全回西安喽！”
斯诺激动地看着毛主席。大家都很兴奋。
“斯诺先生，这是毛主席给你的照片。”陆定一走过来递给斯诺一沓照片。斯诺接过来，一张张地翻看着。
“斯诺先生，这些照片都很珍贵，希望你把它带出去，推荐给新闻报刊发表，让全世界的人，都看看我们共产党，看看我们红军苏区的人民是怎么生活，怎么战斗的！让他们看看我们这些‘赤匪’们都长的什么样子，到底是不是丑八怪。这样，一切真相都会大白于天下喽！”毛泽东笑着说。
“谢谢！这的确是一些珍贵的照片，我一定把它们公布于世！”说着，斯诺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说，“哦，毛主席，我还没有给你拍照片呢，现在我就给你拍一张，好不好？”说着斯诺转身从包里拿出照相机。
“好吧！给我也拍一张。”毛泽东笑着说。
于是大家就出了屋子，来到招待所门口。
毛泽东侧身站好，等待斯诺拍照。当时毛泽东的头发很长，所以看上去就显得比较随意。架好相机调好焦距后，斯诺正准备拍照，却发现毛泽东没戴红军军帽，就叫李克农、陆定一把他们的帽子给毛泽东戴上。可是他们俩的帽子不仅破旧，而且还小了。于是，斯诺赶紧把自己头上戴的新帽子摘下来，走过去亲自给毛泽东戴上。
这样，斯诺拍下了毛泽东戴八角红星军帽的照片。而这幅照片也成了毛泽东最好的也是当年人们最早看到的惟一戴八角红星军帽的戎装照片，风靡世界。
因为毛泽东平时很少戴帽子，博古就笑着说：“斯诺同志，你现在成了保安惟一给毛主席戴帽子的人了！”
陆定一也开玩笑说：“斯诺先生，你回去后，一定要把我们的照片卖个好价钱，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红军到你们美国买一队飞机来，外加武器装备和驾驶员，让我们一起去打日本帝国主义！”
说完大家又高兴地笑起来。
照完相，毛泽东又把帽子还给斯诺，同时从口袋里取出几枚1931年至1934年在江西中华苏维埃政府铸造的银质钱币送给斯诺留作纪念。毛泽东说：“当别人谁都不来的时候，你是第一个冲破封锁来采访我们的情况的人，我们感谢你，希望你回去后忠实地报道中国革命和苏区红军的情况，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斯诺一直把毛泽东戴过的这顶帽子珍藏着。直到斯诺去世后，才由他的第二位夫人洛伊丝?惠勒?斯诺赠送给中国革命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收藏。
斯诺说：“在这几个月里，你们确实对我进行了一些宣传，但远不如我在国民党那边所受的宣传多。你们从没有告诉我，能写什么，不能写什么，没有人查看我的笔记，让我自由地采访任何人，自由地拍摄任何镜头。你们给了我一切可能的合作和帮助。我仍旧是一个密苏里人。毛主席，我向你和你的同志们深表感谢！”
斯诺说“我仍旧是一个密苏里人”的意思就是说，我仍然是一个独立思考的新闻记者。因为美国密苏里州因崇尚用事实说话而著名。
“我相信你会把我们的真实情况向全世界报道出去的！不过，这回你可要大大地得罪蒋委员长了。”毛泽东笑着说，“我们已经是朋友了，希望你以后再来。”
“我一定会再来的！”斯诺哽咽着说。
“再见了，红色中国！”
1936年10月12日上午，斯诺最后一次走过保安的大街，看着朝夕相处过的红军，看着这片虽然贫穷却生机勃勃的红土地，斯诺的步伐是沉重的。
一步一步，越是走近保安城那斑驳的城门，斯诺的心里越是感到恋恋不舍。保安的红军和百姓们纷纷前来送行，一些正在办公室工作的人们也从窗户里伸出脑袋来和斯诺道别。
斯诺的“扑克俱乐部”成员——蔡树藩、李克农、博古、伍修权、李德等全体出动来为斯诺送行。徐特立和谢觉哉等人也赶来了。许多“红小鬼”围在斯诺的前后左右，簇拥着一起走到了保安城墙下。斯诺停下来给徐特立和谢觉哉拍照，两个老人像小学生那样互相搭着肩膀，笑容满面。
当斯诺走过红军大学的时候，红军大学的全体学员正露天坐在一棵大树下听洛甫作报告。大家看见斯诺要走了，纷纷站起来，高喊着“再见”和祝福的话语。斯诺向他们挥手，高喊着“再见”。
只有毛泽东没有出现，他仍在睡觉。
大家依依不舍地送到城外的一条小溪边才停住了脚步。斯诺和护送他的几个红军战士一起越过小溪。人们站在溪边不停地挥手，和斯诺聊过天的几个“红小鬼”纷纷随着斯诺的小旅队越过小溪，再送一程。在小溪的这边，人们高呼着“再见”。
蔡树藩大喊着：“别忘了我的假臂！”
陆定一大喊着：“别忘了我的照片！”
杨尚昆大喊着：“我们等着你的航空队！”
李克农大笑着喊：“给我送个老婆来！”
博古开玩笑地喊着：“把四两可可送回来！”
斯诺对送行的海德姆（现在已经改名叫马海德了）说：“乔治，真的，我觉得我现在不是在回家，而是在离开家，去远行……”斯诺的声音有些哽咽。
“埃德，我不陪你回去了，我决定留下来，祝你一路顺风，多保重，别忘了给我写信。还有，你的新闻报道中千万不要提到我的名字，一定要为我保密啊！”马海德叮嘱道。这也是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从来没有提到马海德的原因。
“乔治，哦，不，应该叫你马海德同志了，你多保重，再见！”斯诺一边说，一边脱下自己身上穿的一件黄色的鹿皮夹克送给马海德作纪念。
“哦，埃德，回去后见到孙夫人，一定告诉她，我在这里很好。”
斯诺点点头，和马海德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再见！祝你一路平安！”马海德眼含热泪，挥别这个与自己一起来到陕北的美国同乡。
斯诺早已是泪眼盈盈，向保安挥手告别，向他热爱的红军告别。然后，他转身骑上马，跟着换成东北军制服的红军护卫队向南方奔去，矫健的身影渐渐地消失在陕北高原的千山万壑之间……
28
斯诺刚回北平，他死亡的谣言已经传到了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