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伊丝害羞地看着斯诺，柔情似水地说“埃德，别说了，你需要好好疗养。”
“洛伊丝，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说的话吗？”
“记得。你答应我一定带我去中国。对吗？”
斯诺点点头说：“对！洛伊丝，你愿意吗？”
“当然愿意！自从看了《红星照耀中国》那天起，我就憧憬着有那么一天……”
斯诺不停地用手抚摸着洛伊丝的手。洛伊丝的长发从额头上垂下来一缕，斯诺轻轻地把它捋上去，轻抚着洛伊丝的脸。洛伊丝脸红了，紧紧握住了斯诺的手。
斯诺痴望着洛伊丝，不知该如何表达自己对洛伊丝的爱情，吞吞吐吐地说“洛伊丝，你知道吗……”
洛伊丝热切地问道：“什么？”
“我比你大十五岁。”
“我知道，埃德，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想跟我说什么。我答应你。”
“这是真的吗，洛伊丝？”斯诺忘我地坐起来，一把把洛伊丝拥进怀里。
这是一栋乔治亚式的老房子，从这里你可以俯瞰美丽的哈德逊河。屋子周围树木茂密，风景秀丽。
1949年5月的一天，斯诺和洛伊丝在这座农舍里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著名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为他们主持了婚礼。
洛伊丝身披婚纱，幸福地与斯诺牵着手站到朋友们中间。
欢歌笑语充满了整个屋子，人们把鲜花和彩纸纷纷撒向两位新人……
岁月流逝。
转眼间，斯诺和洛伊丝成了两个孩子的父母。
这是一个美丽的秋天，洛伊丝正与儿子克里斯托弗、女儿西安一起在草地上做着游戏，屋子里传出清脆的打字机的声音，斯诺精力充沛地在那里写作，嘴里叼着一只大烟斗，两鬓已经明显的灰白。
听到窗外孩子们快乐的叫喊声，斯诺站起来走到窗口，看到洛伊丝正和孩子们追逐嬉闹着，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缓缓地吐出一口，脸上露出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和满足。
斯诺转身向草地走去，他把两个孩子搂在怀里，亲吻着他们。洛伊丝也走过来，一家人幸福地依偎在一起……
斯诺告诉洛伊丝：“亲爱的，中国政府已经向我发出邀请，希望我去访问中国。”
“中国共产党真够朋友，他们革命胜利了，没有忘记你曾经帮助过他们。那我们去吧？”洛伊丝说。
“不，亲爱的，我们不能去。因为一方面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钱来支付来回的费用，目前还没有一家新闻报刊敢于出资资助我们。另一方面我想我应该继续保持自己的独立品格，不愿作为官方的客人，不能让中国政府给我们解决路费。你说对吗，亲爱的？”斯诺说。
洛伊丝点点头，她的目光中满含着理解和信任。
这是1951年的事情。
当时，美国国内敌视新中国的反动势力十分猖獗，以美国政府“非美活动委员会”主席、联邦参议院议员麦卡锡为首推行的“麦卡锡主义”盛行一时。
1950年2月，麦卡锡发表演说攻击美国国务院里有“共产党”及其“同情者”，此后便开始了大规模的“忠诚调查”，以法西斯手段搜集黑名单，非法审讯美国民主进步人士，尤其是在抗战时期与中共毛泽东、周恩来等有过接触的美国年轻外交官纷纷受到排挤和摧残，甚至被捕入狱。
作为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曾有过亲密接触，并深受中共欢迎的《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斯诺自然也没能逃过“麦卡锡主义”的魔爪。而此时，斯诺没有经济能力自费去中国，更没有一家新闻单位资助他去。因此，他不想被人指责是因为接受了中共的资助而帮中共说好话的记者，他依然要保持自己独立的品格，所以拒绝了新中国的邀请。
45
斯诺愤然指出：麦卡锡主义是麦卡锡自己的遮羞布，给美国人民套上了“紧箍咒”，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是不幸！
这天，斯诺拿着报纸，气冲冲地走进《星期六晚邮报》总编海勃斯的办公室。海勃斯五十多岁，人很憨厚，同时又精明能干，充满人情味，是个值得交往的朋友。
斯诺开门见山地说：“海勃斯先生，对不起，我要求辞职，不想当这个副主编了！”
“为什么，埃德？”海勃斯觉得很意外。
斯诺很生气地将报纸递给海勃斯：“你看，你们把我的文章都改成什么样子了？简直是南辕北辙！你们这是对作者的极大的不尊重，我抗议。”
海勃斯耐心地解释说：“埃德，你别生气。你要知道，现在气候已经变了。我们的政府与苏联已经对立，而在中国，我们政府支持的蒋介石政权已经被共产党毛泽东赶到台湾岛上了。本来我坚持要你去写苏联的文章，已经是一种冒险，是不合时宜的，而且你知道你的文章发表后已经受到了国会的指责，不合他们的胃口，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提出了强烈抗议。但无论怎样，斯诺，我非常看重你的才华和独到的见解，我可不愿意一个与我们合作多年的好记者就这样脱离我们报社。我坚决不同意你辞职。”
斯诺说：“海勃斯先生，谢谢你这么多年来对我的信任，可是编辑部把文章改得面目全非，将不是我的观点强加给我，这不仅是对我人格的侮辱，并且有损我作为客观报道的记者的形象。我可不愿意让别人说我是一个说假话的粗暴的反共记者，更不愿意误导和加深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人对东方世界尤其是中国的敌视。”
海勃斯说：“埃德，我记得，从你在北平第一次给我们投稿，到今天你担任我们《星期六晚邮报》的副主编，我算了一下，已经十八年了。埃德，真的，我很欣赏你的为人和作文，但你也应该理解我们的难处。”
斯诺也很动情地说：“是的，我记得当年，我的生活正面临着困难，是你们的稿费维持了我在中国的生活，到今天我仍心存感激。可是你们的做法让我不能做一个客观报道的记者，不能从两个方面寻找事实真相，而要我以敌视态度寻找对方问题以证明它是全部错误的，这让我实在难以做到。我是坚决不愿意加入反共阵营的，因为我要保持客观地、清醒地看世界的自由。”
海勃斯说：“埃德，你要知道，编辑们是有权修改作者的文章的。再说，在目前国内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这样做，既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生存下去，更是为了保护你，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我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海勃斯，说真的，我也没有料想到国内的反共运动和情绪如此激烈。但我仍然认为美国当局和一些人对社会主义没有清晰的认识，因为共产主义不管怎么传播和发展，在全球不会只有一种模式，美国人可以有条件驾驭它。而中国虽然把苏联当作盟友，但中国共产党并不为苏联所左右，更不让苏联对中国革命发号施令。中国共产党以民族解放和国家的社会改革而取得革命的胜利，中国是亚洲政治变化的实例，也是结束殖民制度的标志。我希望通过我的文章让美国国会认识到这一点。”
海勃斯转移了一下话题，他关切地问斯诺：“哦，对了，埃德，我听说你最近老毛病又犯了。”
“谢谢。是的，我的肾炎又复发了。”
“埃德，这样吧，现在我建议你暂时停下工作，好好休息一下，我保证在不保留薪水的条件下，支付其他一切费用，而且我们的报纸的刊头上仍然保留你副主编的名字，好吗？”海勃斯诚恳地说。
斯诺感激地望着这位多年来一直支持他的老朋友说：“海勃斯，谢谢你对我的关心。这些年，我跑了许多地方，的确应该去医院看看自己的身体了。”
海勃斯说：“埃德，我希望你不再写类似于访问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等题材的文章了，尽量避开现实多去写一些人情味浓的故事，不要涉及政治。”
“好吧，老朋友，我答应你。”斯诺说。
“埃德，你是好样的！祝你早日康复！”
说着，斯诺站起来和海勃斯告别。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和疗养，斯诺又开始了新闻工作。但因为斯诺坚持自己的独立、客观的写作风格，渐渐地，他的文章因受“麦卡锡主义”的影响难以按照他的一字不改的本意发表了。为此，他非常生气，再次要求辞职。
这天，斯诺和《星期六晚邮报》主编海勃斯、负责人索麦斯和编辑鲍勃.福斯一起共进午餐，商讨斯诺的作品和写作方式。大家的心情似乎都很沉重。
索麦斯首先打破了沉默，他说：“埃德，大家知道，我们是最好的朋友，这是你第三次要求辞职了。但说真的，我们大家都不愿意你离开我们。我们所有的编辑都是这样认为的。”
鲍勃.福斯也充满感情地看着斯诺说：“是的，埃德，说真的，在我的心中，你是最完美的绅士。你所做的一切，我们都非常理解。我们也知道你在远东地区有着最好的关系，我们需要你。”
“但是，令我遗憾的是，从1950年到1951年，我给你们共投了二十五篇稿件，只有三篇被采用。你们甚至把我写周恩来的文章标题《戴红帽子的达官要人》私自改为《红色中国绅士杀手》，这将有损我客观报道中美关系的形象和名声。而且你们竟然让我去写垃圾处理的新闻报道，我感到我的特长再也不能发挥了。我想还是离开的好。”斯诺无奈地说出了自己的理由。
海勃斯解释说：“埃德，我们之所以没有发表你的其他作品，你要知道，我们的责任是希望你的极端的观点有所减弱。你要知道，华盛顿的一些官方部门，包括联邦调查局已经把你列入了‘黑名单’。早在你1941年回国时就开始跟踪调查搜集你的资料。你的许多朋友已经因为这些原因被开除或者提前退休，另谋生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