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在《逆流》之后，颓废的审美主义更加自觉于它的批判-论战功能，而较少把自己当成现代生活令人痛苦的不确定性和矛盾的解救之道。即使是在其最令人不快的形式中，审美主义也没有同各种对实际生活的关切相隔绝，不仅如此，它也不再被它的拥护者们认为与道德、宗教或政治信仰不相容。这值得强调，因为认为审美主义必然意味着对非审美事物全然不感兴趣的这样一种先入之见仍广为流传。”
②“颓废”或“颓废主义”这些文学称号要么被狭窄化地赋予一种经过严格限定的历史意义(在19世纪80年代的法兰西，在以佩特、奥斯卡·王尔德、阿瑟·西蒙斯为代表的后维多利亚时期的英格兰)，要么干脆被多数西欧批评流派忽略，意大利人却似乎早在世纪之初即已就这两个相关概念的使用达成共识，此后也一直在运用和思考它们。今天，颓废主义(Decadentismo)已构成意大利文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历史与美学范畴之一。
③“按卡斯特里斯的看法(《颓废主义与现实主义》，1959)，颓废主义甚至包含了一种新的现实主义的可能性，这是一种关于内心生活、关于意识的现实主义，它感兴趣的主要是经验着危机的自我，而不是对环境的自然主义再现。”
④总之，要理解颓废的美，必须知道颓废美的城市小说就是属于媚俗的艺术，是享乐主义的一部分，是平庸的。“中产阶级是一个积极进取的阶级，它的享乐主义限于空余时间。它是一种放松的享乐主义，因而在本质上是补偿性的。惟其如此，媚俗艺术才可以被定义为一种有计划、有意识地逃避日常现的努力：在时间上逃避(逃入个人的从前，就像对纪念品的庸俗崇拜所表明的那样逃入“历史牧歌”；通过科幻小说的老套逃入一个冒险式的未来等等)；在空间上逃避(逃入极其多样的想象中的异邦)。在实际的层面上，对放松的追求要求家务活动必须以尽可能少的努力和尽可能好玩的方式来进行：那些小玩意儿新发明就是这样出现的(它们由媚俗品工业的专门部门生产出来)。中产阶级的享乐主义原则上是开放的，无偏见的，渴望新经验的；媚俗艺术世界以宽容为特征，而且往往没有规则，原因就在于这种不为任何批评意识所羁束的开放性。”
①因此当代城市小说以颓废寻找城市当代人的欲望为突破口，它造就的是城市异彩纷呈的现实背后的一种心路历程。我们这个社会已经从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转型为一个相对世俗化的社会。这种颓废的审美观在20世纪80~90年代已经由不正常转为正常的审美观。1985年《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北京文学》《收获》等刊物先后推出了反映颓废市民心态和具有颓废美的小说，如刘索拉的《蓝天碧海》、徐星的《无主题变奏》、残雪的《一天》、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的岁月》、何立伟的《花非花》等。在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结束这段时期，小说是在“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形象下的写作，这样的小说只是图解政治的工具，因而，颓废的观念被认为是不正常的，被加以批判。而“文革”后，城市小说中的人物有了主体性的资格，他们把自己对于世界的不确定性和可能性的理解寄托于颓废的生活之中。我们从这些颓废的生活中，洞察到人的精神的变幻，这是现代城市市民的“内心的原始状态”，是一种逼近客观的“真实”，这同时也是小说家的一种新的审美心态的调整。
四、权力的世俗化
20世纪80~90年代是社会转型时期，这也是一个权力市场化、世俗化的时期。在社会转轨时期，何清涟在《现代化的陷阱》的《导论》中说，“变形的权力之手介入资源配置，导致腐败现象丛生，寻租活动猖獗”。一些人从公款贿赂到私人腐败，从国有资产流失到权力关系网的形成，腐败问题普泛化，他们腐化享乐，畸形消费，道德滑坡。那么，什么是权力？关于对于权力的解析，众说纷纭。比如有JohnMilton说：“长期持续地拥有权力致使最真诚的人亦将变得腐败。”孟德斯鸠认为：“不断有经验向我们表明，每个被授予权力的人都易于滥用权力，而且易于将他的权力用到极限。”康德言：“拥有权力，必定会贬损理性的自由判断。”伯克说：“历史记载中的最大的独裁者，都是以最为公平的方式开始其统治的；但是事实的发展却是，这种非天赋的权力不仅腐败了他们的理解力，而且也腐败了他们的心灵。”权力在词源上对应的拉丁语或英语词汇大致上有两种取向，一种认为是拉丁语中的“Potere”，原意为“能够”，或具有做某事的能力，后派生出英文“Power”。
另一种认为“权力”一词出于拉丁语“Autorias”，一是指意识和法令，二是指权威，由此派生出“Authority”这个英语单词。在本文中，取的更多的是前者“Power”的含义，特别在后文中论述到韦伯对权力和权威的详细区别时，我们会发现在汉语中，权力这个词对两个含义是兼而有之的。在汉语中“权”原指测定物体重量的器具，后引申为动词，表示衡量、揣度之意。现在把权力引申为“一个人依据自身的需要影响乃至支配他人的一种力量”。
无论是《现代汉语词典》还是《社会学词典》都将权力作为一种力量来看待。《现代汉语词典》中，权力有两个含义，分别指政治上的强制力和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社会学词典》上的解释是：权力是一种强制性的社会力量，支配权力的主体利用这一力量驾驭客体，并迫使客体服从自己。但在《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却将权力视为一种关系，是一个人或许多人的行为，是另一个人或其他许多人的行为发生改变的一种关系。对权力最先下了明确定义的，应该是哲学家罗伯特·罗素，他认为权力是故意作用的产物，当甲能够故意对乙的行为产生作用时，甲便具有对乙的权力。
①罗伯特·舒茨认为韦伯所下的定义似乎更有道理，“权力将表明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的能力或潜力，即在某种社会制度内对于其他人存亡所系的问题规定条件、做出决定，即采取行动的能力或潜力”
②“当根据各种义务与集体目标的关系而使这些义务合法化时，在如果遇到顽抗就理所当然会有靠消极情境之采取强制实行的地方，权力是一种保证集体组织系统中各个单位履行有约束力的义务的普遍化能力。”
③达尔首先批判了以往权力分析中的三个谬误，一是权力硬块理论，将权力视为单一的、坚硬的、打不碎的硬块，要么有权，要么没权；二是权力同资源混淆，用金钱代替权力；三是权力与报酬和剥夺混淆，将权力定义为其结果的报酬和剥夺的分配。
③关于权力问题，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经有过论述，但是在那个政治以追求德性为主的年代里，权力似乎并不是很重要。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许多政治家，哲学家和思想家都对权力这一命题做了自己的论述。特别是马基亚维利更是将权力这一问题推向了一个高潮。他在《君主论》中对于君主的权力和百姓的权力等问题的论述，在他身后引起了极大的争论。韦伯首先对权力与支配做了区分。他将权力定义为行动者具有各种排除抗拒以贯彻其意志的可能性，不论此可能性基础为何”，而支配则是指“一群人会服从某些特定命令的可能性”。
④他们对于“权力”问题的分析却始终都没有摆脱它与国家机器，与政治之间的联系；他们都将权力看成是精英的“玩物”，是一种领导权的体现；都认为权力是一种物，会有高低强弱之分。福柯突破了这种认识权力的“界限”。他将权力看成是一种关系，或者说是一种由各种各样的“线”组成的网络。这些“线”集合，分开，断裂，分叉，下垂，混淆乃至沉积，从而使权力将自己的触角遍及全社会，而在这些“线”上面的“点”，则是国家，机构，单位以及个人。权力的政治性的必然与与之相联系的物化。这种强大的权力关系无所不在，似乎一切人都无法逃脱它的束缚。甚至连启蒙思想家们大力宣扬的知识，真理，也是与权力关系相联系。由于权力的改变，人性也会变。孔子提出了“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孔子就曾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对于权力掌握者而言，通过道德修养、道德约束，是自我完善的重要途径。“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论语·哀公问》）“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林语堂在谈到中西宪政文化的这一差异时，作过一段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在西方国家，“宪法的基本概念，是在预断的把统治者当作坏坯子看待；他或许会滥用权力而损害我们的权利，吾们乃借重宪法为提卫吾人权利的武器。中国对于政府的概念，恰与此预断直接相反。中国人只知道政府是人民的父母……是以吾们人民把“便宜行事”的权利交托于政府，便予以无限的信任……
吾们又赋予此辈无限的政治权力，亦从不计及自卫吾人之权益。吾们只把他们当作圣贤君子看待。”
①从这两种不同的人性预设来看，“性恶论”的特点，就在于它发现了人性固有的缺陷。
近代西方宪政理念对人性的预设是：人性是不完善的，有自私和滥用权力的倾向。这种预设，是源于古希伯来宗教文化中的“幽暗意识”。
②幽暗意识并非西方传统所独有，在世界所有古老文明中，几乎都有它的存在，中国传统文化也不例外。
③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说也奇怪，就是品德本身也是需要界限的！”
④阿克顿勋爵说：“绝对权力会败坏社会道德。”“历史并不是由道德上无辜的一双双手所编织的一张网。在所有使人类腐化堕落和道德败坏因素中，权力是出现频率最多和最活跃的因素。”因此，“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⑤对此，美国法律哲学家博登海默曾作过精辟的论述，他说：“制定规范的目的就在于反对和防止无序状态，亦即反对和防止无结构的发展(StructurelessGrowth)，因为这种发展会把社会变成一个连路都没有的大丛林。由于始终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即人们在运用一些服务于有益目的的制度的时候有可能超越这些制度的法定范围，所以在某些历史条件下可能会发生把管理变成强制、把控制变成压制的现象。如果法律制度为了限制私人权力和政府权力而规定的制衡原则变得过分严厉和僵化，那么一些颇有助益的拓展和尝试也会因此遭到扼杀。”
⑥日本学者大木雅夫就提出了“法治与德治两极互补”的立宪制度安排的构想，他说：“在现实政治中，将法治与德治对立起来是没有意义的，唯有法治才是治国之真谛。必须组织起能够立良法的议会，更应该组织起良好的政府和法院。然而，承担这些立法、司法和行政事务的，当然不会是人以外的神。在这里，德治主义又可以被赋予新的意义，即并不希望产生一位圣明天子，而是对分担三权的“治者”必须有“德”的要求。在法被要求伦理化、而运用法的法学家们亦被要求高度伦理性的今天，有必要在新的意义上把握法治主义和德治主义，并使两者相辅相成。我以为这是迎接21世纪的人类社会所必须要做的准备。”
①伯特兰·罗素的《权力论》围绕上述问题展开讨论。
罗素从分析权力欲入手，论述了教权、王权、革命权力、经济权力、支配舆论权力等各种权力形态，以及权力与政体、权力与道德、权力与组织和个人的关系，认为，人对经济的需求尚可得到满足，但对权力的追求则永无止境；正是对权力的无止境的追求，引发多种社会问题。人为何要追求权力。罗素在开篇就明确指出，人有众多欲望，但权力欲和荣誉欲是最主要的两种。二者虽有密切关系，却不等同。英国首相的权力多于荣誉，而英王的荣誉则多于权力。获得权力往往是获得荣誉的最便捷的途径。权力欲是人们追逐权力的根源，是产生社会变化的主要动机。针对正统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利益是人的基本动机的观点，罗素提出，“当适度的享受有了保证的时候，个人与社会所追求的是权力而不是财富：他们可以把追求财富作为追求权力的手段，他们也可以放弃财富的增加来确保权力的发展”。
那么，在中国，权力与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官”为何物？当官有什么好处？《官场现形记》的原序，是李宝嘉所写，说：“官之位高矣，官之名贵矣，官之权大矣，官之威重矣；五尺童子，皆能知之。古之人，士农工商分为四民，各事其事，各业其业，上无所忧，下亦无所争。其后选举之法兴，则登进之途杂。士废其读，农废其耕，工废其技，商废其业，皆注意于官之一字。盖官者，有士农工商之利而无士农工商之劳者也。”几千年来，人们的“官本位”的思想根深蒂固。“官”与“民”的关系，孟子说，“君为轻，民为重”。毛泽东曾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但是“官”易变，明朝李贽《藏书·德业儒臣论》说：“谓圣人不欲富贵，未之有也。虽大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
当官的图希俸禄，高官厚禄，在《江泽民在中纪委第八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江泽民说：“反腐败斗争要坚持标本兼治。既要坚决同已经出现的消极腐败现象和腐败分子作斗争，又要努力消除产生消极腐败现象的根源，把查处案件、纠正不正之风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同加强制度防范和管理监督结合起来，使反腐倡廉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当人们失去权力、制度和道德制约时，社会道德标准混乱，使当官难以真正清正廉洁。
20世纪90年代城市小说中对权力的解析。20世纪90年代初期，官场反腐小说就已经登上文坛，如梁寿臣的《花脸县长》、李继华的《绑票》、胡飞扬的《破产》等，都曾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这些小说还只是对官场生活和官员生活的描述，还未能对中国官场的体制做深层次的思考。到了90年代的中后期，一批反映中国官场的规则，揭露官员腐败和刻画人性怎样变异的官场反腐小说陆续出版。这些小说大致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写官场生活同时揭露官员腐败的，如张平的《抉择》、陆天明的《大雪无痕》和《省委书记》、柯云路的《龙年档案》、周梅森的《中国制造》和《国家公诉》等；另一类则着重写现有的官场体制以及人性的对抗与变异，如阎真的《沧浪之水》、王跃文的《国画》和《梅次故事》等。在这些官场反腐小说中最为人们推崇的是阎真的《沧浪之水》。这部小说与众不同的是作家并不着重写官场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也不着重写反腐批黑或嘲讽小人得志。这些只是这部小说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