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如果从共名与无名的角度来考察80年代城市小说与90年代城市小说之间的区别，我们会看到，“80年代是一个充满了二元对立观念的时代，它以共名的主题“改革开放”为主导，体现为一系列互相对立的范畴：思想领域划分为“解放”/“保守”的对立，政治领域划分为“改革”/“僵化”的对立，学术上划分为创新/传统的对立，对外政策上则以开放/自闭的对立，经济领域更是以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的对立，生活形态以自由活泼/守旧刻板的对立……而这一切转化为文学创作的精神现象，就集中体现了谈蓓芳所归纳的“追求人性的解放和直面复杂的人生”，对内是追求表达人性的深度和坚持阶级分析的对立，对外是直面惨淡之人生积极干预生活和回避社会矛盾粉饰现实生活的对立，进一步而论，随着以上两个方面的艺术表现空间的扩大，还转化为艺术形式是引进西方现代艺术和提倡多样化还是维护“文以载道”的单一教化形式的对立，这一切，还可以用“文学回归自身”还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两种艺术观的对立来解释”。
四、城市叙事的二重奏
(一)爱情与情欲
城市小说中对情感的描写是对个体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表现。情感是城市小说中写得最多的题材。主要是因为情感的意义，它昭示了人对城市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的认识，它是城市生活的折射光。当然，对于“情感”的内涵，不同的城市小说家有不同的理解。比如王安忆将城市的情感的精神意义悬置起来，而写人类关系和城市生活表象本身。苍狼、李建军、朱大可着的《与魔鬼下棋——五作家批判书》一书中总结出王安忆文本中的几种基本的人类情感关系：情爱与性爱。在纯粹的物质关系(性)中，人与人之间能走多远？《小城之恋》
《岗上的世纪》从两个相反的方向作出了探索。情爱是什么？
《锦绣谷之恋》说，情爱就是一个更新自我的舞台，等到这幕“婚外恋”的布景撤去，重回到往日的生活秩序时，一切又如春梦了无痕。《荒山之恋》因为主人公们的性格，得出这样的认识：爱情产生于“在这样的时间、这样的地方、遇到了这样一个人，正与她此时此地的心境、性情偶合了”；爱情其实是“对自己的理想的一种落实，使自己的理想在征服对方的过程中得到实现”。《香港的情与爱》把一个地点“香港”设定为这场情（第三章）世纪之交：社会转型与精神救赎爱的性质，于是在这个漂泊不定的地方，“情爱”由“物物交换”的关系(男人要求女人的性和陪伴，女人要求男人的去美护照)逐渐变成愈来愈深的恩义亲情，这全是因为同是天涯漂泊者的共通心境使然。“王安忆把放眼全人类的目光收回来，落在她的城市上海和上海市民身上。她认为任凭历史怎样前行，民间的人性精神总是变化不大的。在都市高速飞转的经济生活边缘，在无数鸡毛蒜皮家常琐事之间，在心机算计眼色口角衣着饮食之上，是上海人几百年来稳定的脾气性格。”
《好婆和李同志》《悲惕之地》《好姆妈、谢伯伯、小妹阿姨和妮妮》《鸠雀一战》《逐鹿中街》等作品对上海的“市民性”作了种种精微的描摹。方方根本就怀疑城市情感的存在，她说：“真正的爱情很难得到。我怀疑这世上还有什么真情。”
但是，“尽管方方对爱情表示彻底的悲观，但她并不放弃对爱情的想象，不过她不是为爱情虚构一个幻景，而是始终把爱情置放于最恶劣的世俗环境中来描写，一再地让爱情在与世俗的抗争中溃败，作者因此也一再地为爱情唱着凄美的挽歌。对于方方来说，她对爱情的这种悲观态度吻合了她的知识分子立场。作为一个坚守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爱情与其理想及信仰具有等同重要的位置，而且因为爱情的情感力量，更容易打动一位作家，而被赋予了更多的象征意义和精神内涵。”
王安忆、方方等小说家对于情感理解印证了她们对爱情的悲观意识，同时说明爱情在这个世俗的城市社会中没有存在的合法性。在女性爱情悲剧城市小说中，方方注重爱情理想的表达。
方方在《奔跑的火光》中，这种理想是通过另一位空灵的人物春慧传达出来的。《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则将理想凝固在过去时中。杨景国作为过去的存在，只不过是瑶琴的一个理想的载体。至于《水随天去》，则是把理想寄寓在一个纯真的少年身上。贺绍俊说：“但无论怎样表达理想，方方心目中的爱情理想都是在世俗社会无法实现的，她把理想存放在凝固的历史中(如《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中的杨景国)，或者是非成人社会的孩童世界中(如《水随天去》中的水下)。从现实的角度说，这些理想都是虚幻的。女人的悲剧恰恰就在于她们痴迷于这种虚幻的理想，总想在现实中寻找到理想之梦。当然，以往的爱情小说多半都是悲剧性的，爱情与现实的冲突也许永远都会困扰着多情的男男女女。爱情主题的永恒性就在于它的悲剧性。爱情的这一悲剧性冲突说到底还是物质与精神的冲突，爱情的纯精神性使它一旦落实到现实的层面就矛盾重重。方方强调了爱情的这一内在冲突，强调了这一冲突的不可调和性。”
这是感情的两极，在这个历史语境中，性的满足，虽然情欲占了上风，但是性的满足往往以爱情的追求为起始。在爱情的追逐中获得情欲宣泄的满足，但是这种满足伴随着个人的矛盾、痛苦和代价，情欲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僭越，又承受着精神的空虚与无奈，设计了一个爱情乌托邦。城市小说解构着爱情。“爱情巨大的诗性原则在于：它从属于心灵而非物质，它追求的是情感和灵魂的水乳交融，能超越所有现实时空的拘囿，并隐喻着人的某些生存理想，而且这些理想往往是天然的反庸俗反市侩乃至反功利的。但它又并不拒绝现实，它昭示的是一种可供追求的现实理想，是人的内在心灵的诗意栖居。”
刁斗的写作不再去追逐那些爱情故事的人生内涵，那些发人深省的道德意味或悲剧力量。“刁斗的叙事热衷于观察一个男人和女人的故事是如何发生如何向个人无法控制的区域迈进。人物的性格，内心的无意识，使这个诱惑的故事充满动态的可变性，那些转折关节被处理得欲望横生。显然，国与丰一直处在极为微妙的状态中，他们相互诱惑，如履薄冰；看上去水到渠成，其实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邱华栋在《手上的星光》中写道：“我们都很年轻，因此自认为赌得起，更何况北京是一座轮盘城市，传说这里的机会就像退潮后留在沙滩上的漂亮小鱼儿一样多，我们来到这里也就在所难免。我们都是属于通常所说的“怀揣着梦想”的那类人。我和杨哭除了梦想，便口袋空空，一文不名。”邱华栋在另一部小说《生活之恶》中写道：“眉宁忽然觉得她身不由己地在做着可能背叛尚西林的事情。但她觉得罗东的邀请简直无可回避与抗拒，如同她无法抗拒他所代表的那种生活，那种和五星级饭店争奇斗艳的灯光一致的生活。”对此，吴培显评论说，“邱华栋主要以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为背景，多采取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讲述那第三章世纪之交：社会转型与精神救赎些流浪、迷失于都市滚滚红尘的“马群”，那些出于种种原因和动机而从八方城乡进入京城且涉世未深的青年男女，讲述这些都市寻梦者在五光十色、喧嚣奢华的物质诱惑及其陌生而奇异的都会文化氛围刺激下的生存挣扎和哭泣游戏，讲述其中为数众多的才子才女在奋力跃入并浮沉于都市欲望漩涡的过程中，所上演的一幕幕商海搏击、欲海沉溺的生命悲剧或人性悲剧。由此形成了邱华栋式的都市寻梦者“哭泣游戏”的叙事话语范式”。
此外，张欣在《恨又如何》中写道：“大学本科、国家干部，辞工，根本不是鸡头、凤尾的问题，她一夜之间就变成“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想当驴都找不着磨盘。”张欣在《此情不再》中写道：“朱婴突然很平和地问思浩：“如果你是冯滨，会留在我身边吗？”思浩叹道：“不用中央首长的女儿，广州市长的女儿，就可以把我搞掂。”朱婴无言，她知道这是实话。思浩又道：“不是每个人都有变坏的机会。何况，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人往高处走，怎么就坏了？”朱婴心想，男人都变得这么经济实惠，女人不去当包姐包妹、二奶三奶还等什么？还指望什么？”
“女性与爱情”理当是女性创作的“重头戏”。“无论是女性的情感心态、价值观、人生观还是她们的社会地位、生存状况等，都可纳入这个主题加以表现，因为它可深、可广，容量很大。早在20世纪20年代，随着左翼文学的发生、发展，这一主题便开始融入“革命”的因素，丁玲、冯铿等女作家都曾致力于将“革命”注入这一主题的创作。但也正是从那时起，女性作为主体的、独立的因素，开始在这个主题中消退。到了“十七年”，其包蕴的范围进一步缩小，并出现了公式化倾向。只要写爱情，一律革命化，并且要剔除左翼文学中常见的“小儿女情怀”。”王蒙认为：“张洁的固执的与洁癖的颇富形而上意味的乌托邦颠覆了，她还没有找到代替或填充这种颠覆的新的激情、幻梦、寄托、平衡。”
城市小说的创作，从世俗的爱情走向苦难的婚姻。池莉的城市小说创作就是这样转变的。如从《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到《太阳出世》《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又从《来来往往》《小姐你早》到《惊世之作》《生活秀》《有了快感你就喊》。在《来来往往》中池莉告诉我们，家庭生活中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斗争是婚姻中无法回避的母题，只要有婚姻，也就免不了战争，这就是生活，这就是婚姻。在《生活秀》里，池莉描写了汉市吉庆街的一家人的生活状态，来双扬这个吉庆街卖鸭脖子的女人，对于侄子来金多尔的爱让她虽然心存幻想，但是生活的琐事却让她又不得不面对这个小市民安于现状的生活。
有人说，婚姻与爱情是两种表达感情的方式，婚姻的现实与爱情的乌托邦之间有时是根本无法调和的。爱情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两情相悦者可以顺理成章地走向婚姻的殿堂，但一旦走进，爱情从此就可能丧失。池莉很早就写过一篇小说《不谈爱情》，池莉对于爱情是持反对观点的，庄建非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训诂学教授，母亲是大学中文教授，本人是一家医院里的成功的胸腔医生，而吉玲出生于武汉受人歧视的花楼街，家里条件不好，但她的愿望就是做个贤妻良母、孝敬公婆的女孩，她的言谈举止也没有花楼街的特点。结婚前庄建非追求吉玲，结婚后庄建非看也不看吉玲一眼，吉玲怀孕了，并提出离婚，因为庄建非的父母考虑到他的前途，所以没有同意离婚。庄建非与吉玲之间的婚姻靠的不是爱情，而是一种生理上的性欲的支撑。婚姻需要承担太多的责任，而庄建非却不正视现实，看尤伯杯、汤姆斯杯，却不看已经怀孕的妻子，恋爱时的卿卿我我离现实太远了，婚姻需要彼此的呵护，荣辱与共。因此，从《不谈爱情》中，我们可以看到池莉眼中的爱情是虚假的，或许它根本就不存在。支配我们往婚姻的围城里走的主要就是弗洛伊德所谓的性欲。池莉观点现在依然支配着她的写作。“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把爱贬为仅仅是纯粹属智性的或全然属于意志的成分，因为：爱的本质，既不是观念，也不是意志；爱可是欲望，是感受，爱本身就是精神的某些肉欲。由于爱，我们才得以了解：凡是精神必有属于它的实质的肉体成分。”
①在性与爱、灵与肉、情与欲之间已没有了任何关系，爱情的意义已经失去，留下的只有性。徐坤的《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里写了生活在北京城市里的一个女孩和三个男人的故事：1986年大四女生毛榛与男友陈米松来到了北京城，他们住在便宜的旅馆，一大早出门，只要一回到旅馆就偷情做爱。后来，毛榛考上了研究生，陈米松分配到一所大学工作，他们的爱情遭遇了父母的强烈反对，但他们都没有动摇。1988年，毛榛与陈米松结婚了。结婚后，毛榛发了不少文章，有点名气，陈米松提升为单位处级干部，他们过着温馨平和的日子，可是，日子久了，滋生出了麻木和厌倦，陈米松消失了，他们离婚了。毛榛又遇到了第二个男人，电视台的名导演庞大固埃。两个人第三次见面就匆匆上了床。庞大固埃娇宠着毛榛，可是毛榛后来知道庞大固埃周旋于众多女人，做着性爱游戏。一切爱情竟然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而已。一个星期后，毛榛又在酒桌上认识了汪新荃，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汪新荃的怀抱。毛榛的爱情多次受伤，以至于她成了都市里的爱情抑郁病人。在这个欲望的城市里，完好的爱情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性的游戏，性的冒险。
“一种带有原始状态的性技术性操作的演示，甚至性变态者丑陋的感官刺激，情感的力度已不复存在，性的娱乐职能被升华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在性的背后所蕴藏的那些复杂性和深度感消失了，话语成为性传奇、性冒险、性征服的大汇展。我们说，爱情在本质上与性是无法截然分开的。”
此外，金钱决定爱情生活，是现代商人爱情生活的重要特征之一。“从积极方面看，它瓦解了传统爱情伦理观念，使农业文明所形成的种种爱情禁忌被彻底拆解……从消极方面看，金钱会剥离爱情和性的联系，使现代商人的性活动处于无约束、无监督的泛滥状态。性是爱情的生理基础，它应当受制于爱情；一旦脱离爱情基础和约束，性便会如洪水猛兽一样，泛滥成灾，肆意伤害自己和他人。”
刁斗的《痛哭一晚》描述了几组不同形态的爱情。小小找到了失去二十余年的恋人余一，她不顾雷霆的反对和公司前途，断然回到东北老家嫁给余一为妻。他们的爱情超越了金钱。小小和雷霆的爱情，有着婚前同居、女比男大等现象，但是小小和雷霆的家人及其社会舆论却能够认同：“对我们年龄的差距我们都有着较为充分的心理承受能力，我们甚至已经开始了为结婚做出适当的准备工作。我那个在成都老家爷爷奶奶身边读中学的女儿已经见过雷霆，她对雷霆也很满意。她表示，如果我和雷霆结婚的话，他们会处得像一对亲兄妹那样好。”这说明，人们在物质上获得解放之后，社会必将进一步从精神上彻底解放人。“在现代文明中，人受到压抑，首先就因为爱欲的压抑。因此，当马克思说人的解放时，实际也就是爱欲的解放。但爱欲的解放，决不等于性欲的放纵。性欲和爱欲的区别在于，性欲仅仅是两性关系的欲望，而爱欲作为生命本能，则蕴含着更多的内容，既包括性欲，也包括食欲、休息、消遣等其他生物欲望。性欲对个人来说，只能获得局部的、短暂的快乐，而且还常伴之以痛苦和给社会带来的混乱。可是，爱欲则会使人获得一种持久的、全面的快乐，并使社会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解放爱欲的关键是要解放劳动，使人摆脱异化劳动的痛苦，在劳动中获得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