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名心理学家马斯洛则干脆把这种欲望分为两种：低级需要和高级需要，把这两种需要逐渐升华，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这种升华包括如下内涵：
1.高级需要是一种在种系上或进化上发展较迟的产物；
2.高级需要是较迟的个体发育的产物；
3.越是高级的需要，对于维持纯粹的生存也就越不迫切；
4.生活在高级需要的水平上，意味着更大的生物效能，更长的寿命，更少的疾病和更好的睡眠等等；
5.从主观上讲，高级需要不像其他需要一样迫切；
6.高级需要的满足能引起更合意的主观效果，即更深刻的幸福感，宁静感，以及内心生活的丰富感；
7.追求和满足高级需要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健康趋势，一种脱离心理病态的趋势；
8.高级需要的满足有更多的前提条件；
9.高级需要的实现要求有更好的外部条件；
10.那些两种需要都满足的人们通常认为高级需要比低级需要具有更大的价值；
11.需要的层次越高，爱的趋同范围就越广；
12.高级需要越高级，就越少自私，越具有有益于公众和社会的效果；
13.高级需要的满足更接近自我实现；
14.高级需要的追求与满足激发更伟大、更坚强。以及更真实的个性；
15.需要的层次越高，心理治疗就越容易，并且越有效；
16.低级需要比高级需要更部位化，更可触知，也更有限度。对此，犹太哲学大师弗洛姆的观点则是：“任何理想，包括以世俗的意识形态表现出来的理想都是人的需要的表现。我们必须充分重视这些理想的真实性，充分估计到它们有助于拓展人的力量的程度，充分估计到它们实现与解答人的追寻世界的平衡与和谐的需要的程度。我再说一遍：要理解人的动机必须首先理解人的境遇。”
在世纪之交文本中还经常出现的就是爱情以时尚为标界。
安妮宝贝的《彼岸花》中的“我”颇具代表性：25岁，单身，靠电脑和数位杂志编辑的电子信箱生活，用稿费换取脱脂牛奶、鲜橙汁、燕麦、苹果、新鲜蔬菜、咖啡等等。在三个月里，抽掉了30包红双喜，逛了80次街，泡吧50次，约会过几个男人，卖文30万字，吃掉镇静剂3瓶。更有王小兢、安弟这样的女孩子(朱文颖《高跟鞋》)，喜欢钱，喜欢追逐时尚的浪尖。即使她们觉得灵魂无根，也止不住无尽的欲望。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在有意无意中坠入了这一“都市日常生活模式而无力自拔，从生活方式到思维模式都被大众传媒所营造的时尚神话所垄断(在此值得一提的是，9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逐渐成人，成为消费市场的新兴主体。有媒体甚至声称“独生父母时代来临了”)”。
（二）物质与精神
物质与精神，这是转型时期的城市市民价值观的双重取向。新生代小说中的许多人物都信奉着“生活无罪”(何顿)和“我爱美元”(朱文)，“把城市作为“冒险家的乐园”，认为只要有胆、有识、敢干、敢拼，财富就不是那么遥不可及。冒险家下海的知识分子、没有文化的乡下人、城市的小混混，以及大量的扛着自由职业头衔的记者、作家、画家、歌星、影星、直销人、公关人、经纪人组成。他们的文化教育、知识、家庭的背景各不相同，但对城市的认识和自己的生活的目的却惊人的一致：城市会给人提供比乡村概率更大的成功的机遇，但必须住每一个稍纵即逝的机遇，在社会利益分层化的时期迅速致富，这样才能以对财富的大量占有进入所谓的上层社会，过上舒适的生活。”随着现代社会的日益开放，竞争也日益加剧，人们要在现代社会中占得一席之地必须去努力去奋斗，新生代作家在创作中常常努力描述现代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奋斗与挣扎。“邱华栋以一个都市闯入者的心态细致地描述都市新人第三章世纪之交：社会转型与精神救赎类的坎坷人生与奋斗挣扎，他既愤愤地以一个都市征服者的心态与都市搏斗，又无奈地以一个都市漂泊者的面目游走在都市里。他将都市生活视为一场轮盘赌，他以一种既想征服、占有都市，又极端地憎恶都市的情感，叙写都市人的挣扎与奋斗的故事。”
今天，知识分子不仅面临着传统意识形态的影响，同时还面临着商业文化的挑战。“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人的存在被简单地归纳为物质性的生存，精神被无情地驱逐，终极价值以及相关的伦理体系日渐沦丧，理想主义以及相应的乌托邦幻想受到庸俗的挑剔和嘲弄。在竞争日益加剧并且世俗性的成功成了唯一的光荣的时代，知识分子往往成为缺乏生存能力的证明标志(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传统意象再一次复活)，理所当然地受到大众的冷漠和轻蔑。王朔在对知识分子的刻薄嘲弄中，不经意地推出了“顽主”文化的生活理想：“那种向往已久的现代的中产阶级的体面生活。”
按照蓝爱国的划分标准，文学的物质话语系统包含三个层级。第一层级为“器物层”，包括工具体系(锄、犁、耙、刀、斧及锅碗瓢盆等)、住房体系(建筑材料、样式、布局、空间设计等)和着装体系(颜色、式样、体制等)。第二层级为“行为层”，包括劳动方式(畜力耕作、手工和机械生产、旱地水田山林作业等)、人际交往方式(亲族血缘关系、地域邻里关系、借贷租赁等经济关系)、个人行为方式(成长方式、婚姻模式、人生理想设计等)。第三层级为“心理层”，包括一系列的物质观念，如生产、储存、占有、节约、勤俭、仁义、施舍等。
如何张扬物质欲望呢？他们往往以叛逆姿态出现，通过对性话语的伦理改写，重估性的价值。“在固有的文化模式里，性是一个禁忌，属于“兽欲”，极端形而下。这构成了性的意识形态，划分出美与丑、崇高与低贱、正确与错误。这种意识形态长久统治着文学叙事。朱文、韩东、卫慧、棉棉、缪永的欲望叙事，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性文学思潮相比，包含了截然不同的特质。20世纪80年代对性的书写从属于大写的“人”的建构，性只是某个不可或缺的部件，一个表达所指的能指。”
“反物质”是现代话语的突出特征。“启蒙话语对物质的地位基本采取忽略和遗忘的态度，而在革命话语中，物质欲望与私有财产、保守落后、小农意识、反革命紧密相关。在革命看来，一个革命的人，首先应当是一个“脱离物质的人”，只有脱离物质的限制和困扰，人才能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①毛泽东终身都保持着一种对物质的腐蚀性的高度警惕，并在革命的过程中一再告诫、教育和警醒那些对物质发展有兴趣的人们。毛泽东在共产党的工作中心即将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前夜，这样告诫全党：“……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徐坤女性写作的精神意向，是通过世俗的调侃与感性化的话语，去拆解人文知识分子精英话语和情结，“所以尤其敏锐、爽快，常常让你笑中含泪，或感到有一股直逼心田的警示力。正像她自己所说：“假如无法以理性去与媚俗相对峙，那么，何妨换个方式，抛几句佞语在它的脚下，快意地将其根基消解，然后御风西行……”她所说的换个方式，就是指话语的多重组合(包括本土的调侃和西方的反讽、荒诞)，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较痛快地将人文知识分子的心态意绪予以透视。”
正因为如此，她对人物的人性史(心灵史)的描写从其作品《梵歌》《热狗》《先锋》中可见一斑。何顿在《就这么回事》中写道：“表妹最看不起守着工作过日子的人，这种看不起的思想已跟血液似的流进了她的骨子里，就同一匹漂亮的马不屑于走过去与一群又病又瘦的马为伍一样。”他在《我们像葵花》中写道：“有时候自己也想不通，甚至不知自己活着应该朝哪个方向了。”何顿对其艺术认知对象的观照和审视，呈现一种从否定到否定的基本特征和走向。“在这里，都市下层“玩家”和“不想事”的精神漂泊者，首先是作为人生的失败者或生活的失意者的角色出现的，他们是一种典型的居无定所、身无所属、业无所系的流浪汉；但在他们的生存努力奠定了初步成功的基石之后，却往往由于某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而终至再度沦落于现实人生的泥潭和被否定的价值起点上。就是说，他们属于一种生存和灵魂的双重漂泊者。”
（三）女性成长与女性困惑
张欣在《绝非偶然》中说，“想一想，女人真是麻烦，做花瓶让人看不起，做女强人又没人爱，两者兼顾吧，就说你是依靠背景，牺牲色相”。鲁羊的《存在与虚无》(1995)、《越来越红的耳根》(1997)等小说在试图揭示某种生活的本质要义时却陷入思想的窘境。《越来越红的耳根》：“在揭示当代生活的虚妄性时，却无意中极力贬抑女性，着力去揭示转型时期女性的认同和价值选择的变化。作为一次对当代生活的非常锐利的“拆解”，却无形中在重复中国关于女性的一些古旧观念，即把女性视为丑恶，视为祸水。也许鲁羊有反潮流的精神，在当今女权盛行的时代，他敢于如此彻底地书写“坏女人”形象。”
王安忆在《纪实与虚构》中曾说：“这外乡人其实有一部分是我，在这城市的外来人之感几乎全来自我本人。他走在人头济济的街上，却倍感孤独的心情也是我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主流话语的包围中，作为都市的上海被置换成一个工业和行政的区域，旧上海的情趣和市民的日常生活在资产阶级香风毒草的怀疑中被忽略。王安忆作为革命“同志”的后代，生活在父母单位的房子里，不可能贴进上海都市的芯子，无法领略被尘封的都市风情，她获得的多是意识形态对上海的观念。1969年，年仅15岁的王安忆离开上海去淮北农村插队，从此，王安忆离开上海整整十年。当她重新回到上海的时候，上海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王安忆对上海这个城市的追忆与书写带有某种象征意味，她追忆自我的开始，也就是追忆个人与城市的关联性。在追忆中，上海带着她所有的符号和意义进入王安忆的生命体验中，从而建立了一所大城和一个女人之间的深刻关系。城市的空间组织方式赋予了王安忆追忆的方法，城市街道为都市空间确立着顺序和节奏。”
在王安忆的文章里，她曾经表达过对上海物质化的精神气质的不以为然。但是，《长恨歌》的问世，表明她已从这种评价中走出，找到了另一个上海魂。正如罗兰·巴特用他的符号学话语阐释了日本一样(《符号帝国》)，王安忆用她的作家话语阐释了上海。“她把上海的灵与肉抽象出来，再重新赋予上海每一块肌体以提炼过的精魂。她把精魂分给上海的弄堂、流言、闺阁、鸽子、片厂，又从这些东西里面提炼出一个完整的魂、上海沧桑的背负者——王琦瑶。王琦瑶的一生是上海生活史的见证和上海性格的化身。她周围的一切人物都象征了上海的一点内容：李主任是权力，他使王琦瑶做了女寓公；程先生是上海宁死不屈的一点优雅、绅士、摩登与钟情；康明逊则是上海典型的小开精神，中看不中用；王琦瑶的女儿蔽蔽代表了一个崭新的摩登时代，盲目新潮又粗制滥造；她的女友张永红则是新一代的王琦瑶，虽然先天不足却秀外慧中，她是上海千变万化表象下的一点不变的魂魄，因为她的承传，苍老的上海永远不死；老克腊象征着这个失去历史的时代的病态的自觉，但是回归历史之路却是那么肮脏可怖，和一个衰老的女人交欢使他感到沮丧恶心；长脚则是这城市这时代的“虚假繁荣”的化身，一旦支撑台面的东西失去，就露出贪欲和杀人的本性来。王琦瑶死在长脚手中。王琦瑶之死宣告了一个城市古典的摩登时代的终结，一种文明的终结——它虽然在本质上虚荣浮华而又卑微低贱，但是站立出来的毕竟是一个风姿绰约、精致迷人的形象，因此她的逝去是那么令人扼腕可惜。”
除了王安忆表达了对上海城市的矛盾之外，池莉的小说《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乔雪竹的《女人之城》、张欣的《仅有爱情是不能结婚的》，她们都书写了城市女性的矛盾心理。
这些女性小说家，对城市有着十分矛盾的心理，在极度困惑下，很多女性小说家把自己的外在的表现隐秘起来而进行私人化的写作。通过女性独特视点揭示女性在人与人性问题上的特殊性，从而对人性深层意识进行挖掘。林白在《记忆与个人化写作》中说道：“个人化写作是一种真正生命的涌动，是个人的感性与智性，记忆与想象，心灵与身体的飞翔与跳跃，在这种飞翔中真正的、本质的人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她们是将写作作为一种途径，借以表达在都市物欲膨胀下人情冷漠，表现都市社会中女性存在的绝望和无奈。个人化，应该指四个方面：“一是指艺术题材、作品内容的个人化（如表现个人生活感受的小说、诗、摄影作品等）；二是指视角观点、话语方式，即与公共话语相对应的个性化话语方式；三是指作品的生产方式的个人化，即非批量的、非产业化的方式（不供发表出版的绘画、书法、摄影及文学创作等）；四是指生产目的的非商品化，即纯属个人爱好，只是自娱自乐、颐心养性或供同仁友好欣赏，绝无商业目的的文艺创作，而只是对自身潜能的确认验证和自我创造价值的实现，其运作范围仅为作者自己或其朋友及亲近的人。”英国着名女作家伍尔芙在她的名作《自己的一间屋》中写道：“一个女人如果要写小说，一定要有一笔钱，有间自己的屋子，在那里，一个人可以沉醉在她的思想里，安谧的精神会像石彩一样飘散开来。”从“五四”时期开始，日记体、书信体，第一人称就是她们经常采用的表达方式。但20世纪90年代私小说与现代文学史抒情体小说的写作是不同的。20世纪90年代，女性作家们在回归自我，走向内心的创作指向下着力发展，有的甚至达到了女性躯体对象化写作的极致。徐坤《热狗》描写了北京“长安街上独一座，那威严，那气派，够牛博一”的“科研大楼”。这座昔日城市的中心，为城市与社会提供话语及意识形态的思想的发源地，却在今天被淹没在重重的高楼大厦之中：“东边，巧克力大厦滴着褐色的奶油蜜汁儿，馋得人人都恨不能上去舔它一口。往北，亚太大厦昼夜都散发着印度的檀香味儿，熏得人差点儿都去皈了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