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城市小说最大的特征就是平面感，这种平面感完全不同于现代艺术中的平面感。现代艺术的平面感来自于对透视的反叛，所有的画都呈现在表面，平面地展开，这是美学意义上的内容。而城市小说中的平面感不再是这样一种艺术上的追求。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讨论这种表面性，即有几种深度的消失。“首先是空间深度的消失。古典的城市是有透视关系的，例如市中心有一个中心塔，然后所有的街道都指向这样一个塔。而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首先都是对城市的改变，消灭了旧有的透视，如雷·柯比兹耶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填平所有的街道，取消内与外的对立，消灭旧有的使城市联系在一起的网络。后现代主义的城市里，找不到任何的关系，没有透视不说，而且无法找到一个固定的方向。这远远超过了现代主义对城市改变的程度。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深度已不存在了。同时，在解释这一意义上，深度也消失了。”
最早的这样一种深度模式就是辩证法，黑格尔或者是马克思的辩证法。因为辩证法认为有现象与本质的区别，人们不能以现象判断事物；社会生活、历史的现象必须要经过破译，也就是说必须要找到其中的内在规律和内在本质。“第二种深度模式显然当推弗洛伊德。他关于“明显”的和“隐含”的区别，所想的和实际上发生之间的区别，就是一种深度模式。”“第三种深度模式可以说是存在主义理论，即存在主义所区分的本真性和非本真性。本真性是可以从非本真性的表面下找到的，这当然也是一个深度模式，牵涉到现象与本质的关系。存在主义者认为本真性是核心的东西，是对改变生活的乌托邦式的幻想，而在后结构主义的理论中这一切都被抛弃了。”“最后一个深度模式竟然是符号，符号学，因为符号学区分了所指和能指，在能指里面便隐含了某一意义。后结构主义理论实际上是从符号学发展而来的，也就是说符号学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便取消了关于符号的两层次的理论。”
朱文发起、整理了《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参加者有吉林的述平，辽宁的刁斗，广西的东西，广东的杨克，北京的林白、李冯、邱华栋、赵凝，上海的棉棉、张新颖、郜元宝、张旻，江苏的吴晨骏、鲁羊、韩东、王大进、林舟、荆歌，湖北的葛红兵，云南的于坚，四川的翟永明等等。韩东在《备忘：有关“断裂”行为的问题回答》中说，反对现有的文学秩序，但是不要建立自己的秩序，而是建立原则和目的。“现有的文学秩序之所以腐朽，乃在于它取消了文学的理想目的，它进行了偷换，将文学理想偷换成秩序本身。为维护秩序自身的有效性不惜牺牲文学的远大抱负。这个腐朽的秩序名曰文学，实则是反文学的，文学所追求的真实、创造、自由和艺术的理想在此备受压抑，几无存身之地。腐朽的文学秩序鼓励的无非是平庸，这乃是出于秩序自身存在绵延的安全需要。腐朽的文学秩序培养了一种平庸的写作，这种写作是为了满足秩序维持的需要，它的目的在此，它极其希望在秩序中得到评价、肯定，希望在秩序之中的等级上升，它的最高级别，也许就是那被称为“大师”的角色吧？……腐朽的文学秩序与平庸的写作之间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秩序以极大的利益诱惑作家，作家们则以向秩序的屈服争取着自己的利益。在这样的一种关系中秩序掌握着绝对的主动，虽然作家们常有独立和个性的幻觉。这里唯一被牺牲掉的是文学理想，似乎这已成为一个幼稚的名词，似乎真实、创造、自由和艺术作为绝对的目标已不能作数，一切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复杂的，要考虑到人的生存、人的欲望，考虑到人性、时代局限性、现实性，不能教条地、片面地、空洞地、口号式地、走极端地看待问题。”
城市秩序的破坏，造成了城市“规则”的缺席。城市“规则”是整个社会文明的标志，遵守城市规则是城市市民行为文明的尺度，形成一个普通、公开、理性、良善的规则体系。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行为尺度，是维护公共生活秩序和效率的保证。瑞士着名作家阿米尔在《日记》中写道：“秩序意味着内在的空间和自我控制，秩序就是力量。”没有规则，便没有秩序，没有文明。解构爱情方面，池莉一直走在前面。20世纪年代的“不谈爱情”成为一个响亮口号，改变了一代人的生活观念和文学观念，90年代的《绿色长流》以一系列生活故事表述了爱情的虚幻，“只论婚嫁不谈爱情”，“我发现我们大家所说的，让一辈又一辈人追寻的爱情原来存在于诗里”。池莉继续解构着爱情神话。《你以为你是谁》对爱情的解构前进了一步，对爱情的怀恋也前进了一步。诚信道德的价值取向偏离轨道。“搞市场经济，人们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会。
但市场激烈的竞争和某种程度的自由状态，往往使社会处于无序状况，人们经常为了自己的利益置伦理道德而不顾，因此，假冒伪劣，价格欺诈，投机取巧等等行为反出现。这样就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破坏市场的信誉，导致市场混乱，影响经济正常发展。而且，由此而产生的收入差别扩大也不符合社会公平原则，使社会收入差别扩大造成负面效应，从而影响社会的整合。在市场经营中虽然我们有许多法规，但有法规还不能完全解决市场经济中的问题，在伦理道德的层面上，也有一个价值取向的整合问题。是把个人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唯利是图，弄虚作假，还是兼顾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以诚取信，以质取胜。这两种价值观我们应如何选择？选择前者，也许会获眼前一时利益，甚至暴利。但这种损害他人和市场声誉的行为，终究会遭到社会的抵制而堵死自己的路。选择后者，以诚取信，以质取胜，也许眼前的利益并不大，但长久以往，就会形成一种无形的价值——信誉。”
由大量再生技术带来的超真实意味着与真实理念的决裂。“真实”蕴藏某种单一的、独特的、用它来衡量其他一切事物的试金石。但是德里亚宣称，在复制的条件下，所有真实的东西都会丢失：真实通过再生的媒介可以变成无限地延伸和在一个级数上的增加，不再有独一无二，它在无限的复制中不断地再生自己，不再是每件事物的试金石，因为在它的复制品面前它是令人困惑的，甚至从他们的角度看它是贬值的。”鲍德里亚认为超真实是真实在类象和再生状况下的变形。对于很多人来说，媒体迷狂的世界要比日常生活更真实，录像带或计算机游戏比学校、工作或政治更引人入胜和令人着迷。超真实是真实的死亡。
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高速发展对人造成的精神异化。杨哭(《手上的星光》)是一个“闯入者”，他们在向城市宣战，追逐政要千金，经商，利用他人的感情，完成了人的本质向机器的属性的过渡。表面上是人获得了对城市的主宰，实质上却是城市完成了对人的异化。卫慧充当“欲望一代的代言人”，这个27岁的“上海宝贝”，向人们呈现对现代生活歇斯底里的挣扎与绝望。“音乐正以绞肉机般的速度，占领整个酒吧……跳舞的人群在酒精的余香中把自己充分地肢解开来，任激情把身体碾成肉糜。”(《像卫慧那样疯狂》)“跳吧跳吧，今夜我是你们的DJ，没有爱情，没有亲情，没有审美的眼睛，没有哲学的心灵，没有人长久的幸福……没有，没有！”(《神采飞扬》)这绝望的否定混溶了物欲、情欲、毒瘾、自恋的欲望一代。石康在小说《芜芜悠悠》中成功地传达了这代人“在路上”的速度感与漂泊感。
刁斗是一个非常自爱的人，或者叫自恋的人，他写了一种人与城市的关系。“与战士型的知识者形象有所不同的是，城市知识者形象在文化价值观上依托的不是中国革命背景下的战争环境，而是有着深厚的自由和民主思想土壤的现代都市，所以，他们身上既有对革命的精神依附性，同时也有对都市现代性的精神认同。正因为如此，它的存在往往被人视为“异端”，在社会转折期经常会遭到正统思想的误解和排斥。”
《捕蝉》这篇小说，我觉得这个世界没有安全感：人与人之间，互相窥探。一个门洞，三户人家，1号窃听2号，2号窃听3号，3号窃听1号，都以为自己掌握了别人的秘密，岂不知自己的秘密也在别人的窥探之下。这是一个相互偷窥的世界，变态的世界。在《捕蝉》里你所描写的窥视是对于一种情欲的窥视，而相互窥视的结果就是对于窥视者情欲的激发，情欲似乎是你这篇小说的润滑剂。刁斗说：“首先，我总是强调自己是一个小说游戏者，但同时我的态度又很严肃，我的这种态度不是想对读者负责，就是说读者读完我这个小说以后变成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还是道德低下的人，这些东西不在我考虑的范畴之内。我只想，我写了这篇小说，它给我带来的是什么。我想有以下几点：一是文字宣泄出去时的快感，一是故事讲述过程中的愉快，同时它对于我的内心肯定会造成影响，使我能够怎么怎么样。我的小说都是我剖解我自己、了解我自己的一种手段，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就是一个谜，我从来也不相信深入生活的那种鬼话，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生活的富矿，我把我自己深入明白就非常了不起了，我觉得了解我自己了解一辈子都了解不完。至于情欲这个东西，我比较感兴趣，像你已经看到了我前两天就买了一堆所谓黄书，今天我又向你推荐了《O娘的故事》这种书，还有写妓女的《罪恶之域》。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情欲这个东西对于人来讲，它的作用是非常之大的，我不敢说它是第一巨大的，但“食、色，性也”这话在我这里是非常正确的。前面我也讲过，左右人生存或者生命的有三个最基本的欲望，那就是权力欲、金钱欲和情欲，但是这三种欲望在每一个个体身上表现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这因人而异。在我这里，权力的欲望比较淡，财富的欲望应该说比较强一些，但是我又不想付出更多的东西去追求财富，因为那种付出不会让我很快乐，所以我对财富的欲望也就隐退了下去，剩下的只有情欲了，可以说情欲这东西对我的影响比较大。在我的小说里，我觉得情欲这东西并不仅仅起着一种点缀、润滑、煽情的作用，它们还是一种本质性的东西。我非常看重情欲这东西，这并不是说我就是个性欲狂，一个性变态者什么的，不是的，这就像刚才你提到的我有一种平民意识。我的那种平民情结并不是我有意为之的，严格来讲中国的平民应该是占人口比例的三分之二的农民，他们可能比我还穷。”
王安忆说：“我写小说正处于一个类似童年时期的协调一致的情境之中，我要倾诉的情感带有自然的形态，好比瓜熟蒂落。但是，我渐渐地感到了不满足。其实在我选择写小说作为我的倾诉活动的时候，就潜伏了另一个需要，那就是创造的需要。这时候，自我倾诉便无法满足创造的需要了。而一旦承认小说是要创造一个存在物，自己个人的经验便成了很大的限制。要突破限制，仅仅依靠个人经验的积累和认识，是不够的，因为任何人的经验与认识都是有限的，还应当依靠一种逻辑的推动力量。这部分力量，我就称之为小说的物质部分。在这个阶段里，我常常为形式的问题所困扰，物质部分落实到小说具体的写作过程中，便是叙述方式的面貌。所以，我常常想的是：我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叙述方式。而我以为最高的境界，应当是思想与物质20世纪80年代，美国着名未来学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风靡全球，在这本书中托夫勒称农业文明是人类经历的第一次文明浪潮，工业文明是人类经历的第二次文明浪潮，而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则是人类经历的第三次文明浪潮。现在全国大中城市中“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技园”等随处可见，计算机、网络、软件、基因、生物技术、电子商务、白领、CEO等都是新鲜名词。按照政府的规则，中国每年将有1000万农村人口迁移入城市，这样的城市化过程带来了诸多“城市病”：人口多、住房紧张、交通拥挤、就业压力增加、环境污染严重、贫富悬殊、社会治安恶化等，但城市化势在必行，城市是现代文明集中的体现，城市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都是现代文明的体现，所以我们要看城市的精神生态问题。杨匡汉先生说，“生态问题包括自然的、社会的和人文的。自然生态，寻求天、地、人的和谐，全球同此冷热，认为人的精神生态的基础是自然生态，从而尽力保护生态环境的平衡；社会生态，寻求有机的制衡力量，重科技却又不可役自然，重财富却又要扼制“钱”“权”共犯；人文生态，寻求精神性与理想性的提升，以人为本，让人性寻找救赎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