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小说的生产需要考虑道德。更准确地说，生产中需要从道德上考虑的，与其说是生产，倒不如说是产品。“就生产是一种行为而言，它是能用传统的道德处理的，这种传统道德最近已经像嫩叶似的逐渐出现在职业伦理学、工程伦理学、商业伦理学与风险评估等分支上。始终没有受到审查的是深刻影响我们行为的产品，即生产的物质结果之力量。任何认为社会物质环境基本是中立性场所的道德理论，都是大错特错的，无益的；事实上，大部分现代的与当代的伦理学都是如此。”
痞在此是独立意识的一种表现形式，那是一种不同于以往文明的新型文明的萌芽。“王朔的痞则毫无新的希望，只能导致个人人格的消融和混世的麻木，导致在群体的互相虐待、讨好献媚、出丑和自残中讨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可用一个中国字来概括：顽。这个字有双重含义，一是愚顽不化，不开窍，不思进取，固执于顽劣本性；二是游戏，通“玩”，特别指玩世不恭的恶作剧(顽皮)，这两重含义其实是相通的，因为人本来就是从冥顽不化的动物变来的，在“人之初”即孩提时代，人最愚昧，也最好玩。这正是道家所崇尚和欣赏的生存状态。”
作为现代化的逻辑结果，都市化从三方面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造成巨大的冲击：“一是在精神层面上，造成文化传统的危机和思想上的彷徨与苦闷；二是在物质层面上，造成了官僚阶层、工业化和商业化的出现；三是在社会地位上，造成了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走进都市，这是本世纪（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最具象征意义的一场革命，这首先意味着他们从社会中心地位的“士”阶层，变成类似于手工业者般的以卖文为生的自由职业者。从以士取仕，科举进身的官僚上升路线变成以文养生，或以知识从教的生存现实，这在一个由田园传统向现代化过渡的国家里，必然引发一系列抗拒和矛盾的文化行为和文化心理。知识分子也因此而迅速分化，一部分人迅速在城市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很快融进了都市市民的行列，开始适应这种“边缘化”的职业角色，也正是在这群人当中形成了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自由和民主思想。另一部分人则始终与都市处于对抗状态，顽固地恪守传统农业社会及其价值规范，仍然秉持着“士”的节操和行为方式，成为反现代化的保守主义思潮的中坚力量。还有一部分人则介于这二者之间，始终处于乡村与都市相冲突的心理情结之中不能自拔，他们既能享受现代城市带来的种种好处，又无法平息和忘却传统社会的平静、恬淡和醇美，相比之下，这部分知识分子人数最多，代表性也最强。特别当移居其中的都市充满罪恶和丑陋时，他们的价值天平往往会向过去的乡民社会倾斜，成为都市最激烈的批判者。”
一些学者、作家出于对当下社会现象、文化现象、文学现象的忧虑和焦灼，倡导人文精神，“其实就是在呼唤信仰和理想、道德和良知，呼吁人们抵制市侩哲学、拜金主义的侵扰和污染，关注那些经济以外，但又是人的生命延续和发展所绝不可少的理性精神、道德准则、价值规范，以不断健全人性，确立人的尊严；对人文知识分子来说，更应具有一种信念，一种品格，一种情怀，认清新形势下自己的社会角色，防止人格萎缩和精神的侏儒化、动物化，增强岗位意识，坚持道德操守，树立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使命感，从而使文学艺术和整个文化学术，以对人生意义的深刻理解，对真善美的热烈追求，起到净化灵魂、陶冶情操的作用，小则有益于世道人心，大则有益于匡正时谬、重铸民魂，给人们带来向上的力量，带来理想的光辉”。
二、道德失范的主导因素
被称作“60年代出生”的作家群，他们的创作大多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不仅没有领教过以往政治权力对意识形态的制约，也没有感受到知识分子广场的荣耀与辉煌，他们一开始就是以赤裸裸的个体生命来直面人生艺术的双重困境。
“或者说，鲁羊提出的“后半夜”的象征和北村对形而下文化所作的痛心批判，都得益于作家们所恃的精神信仰，依据了西方文化中的某种思想武器，他们对当下文化状态和精神状态所作的批判未必很成熟，对当下文化精神弊病的要害也没能看得很准，但我们不能不承认作家观世态度的真诚和严肃，他们以各自的精神之流汇入到湍急壮观的时代大潮，自有其独到的精神特征，又是当下时代精神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些年轻的作家们与知青一代同样严肃的作家们并不相同，后者是在信仰、探索、幻灭中意识到知识分子思想力量的有限性和个人主义的局限性，所以他们毅然跳出自制的光圈而走向民间，企图在一个属于他者的更大的空间里融化一己的能量。而年轻一些的作家们更加倾向思想的个人化和文化的反叛性，他们即使没有如北村那样坚定的信仰和鲁羊那样执着的追求，也能以直接的艺术感受来表达他们对世界的批判态度。”
孙力、余小惠的《都市风流》(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起笔由攀龙附凤的张义民和落难下层的杨元珍的一明一暗两条线引出了市委书记高伯年一家；又由心绪不宁的高伯年，引出了大刀阔斧的新任市长阎鸿唤；由市长阎鸿唤的新搭档和旧情人，又引出了知识分子杨若晨和徐力里；而由徐力里和张义民，又分别引出了高干子弟中的不法分子。偌大的都市生活帷幕，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被一道道地掀开，并从普通市民、领导干部、知识分子、不法之徒几个层面，让人看到了城市人性的很多负面现象。其实，城市的人性本来就有很多负面现象。“1.人的自然本能与社会道德的冲突。
属于这种情况的，有“乱伦”、“贪欲”、“原罪”、“自虐”、“虐恋”等。显然，这些类型主要是由人的性本能对既定道德伦理的叛逆性行为所致，从而体现出人性的负面价值。2.人性与人的行为的冲突。我这里所说的人的行为是指某种带有精神意义和价值取向的类型性行为，如“偷窥”、“堕落”、“解脱”所蕴含的人的精神意义，“选择”、“背叛”、“妥协”所表达的人之行为的价值取向，就是与人性发生冲突的类型性行为。这类的人性负面现象与前一类明显不同，在这里，人性显然不再是主要由人的自然本能发挥作用，而是更多地具有社会实践和文化实践所体现的性和文明性。这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只从人的自然本能认识它们，当然也不能完全脱离人的自然本能来谈论它们。3.人性与人的情感的关联。“嫉妒”、“绝望”、“孤独”、“恐惧”和“厌世”，都是人类情感较极端的负面情感，是人对自身处于压抑状态下的情感反应……这里所说情感当然也包括人的某种精神状态，是一种长时间的持续的心理焦虑和精神萎靡状态。同时，这些情感所具有的以及对人性的扭曲或变异，都使人相信它们不单单是一个人的七情六欲的反映，而是具有人类性的符号和类型，是与人的类型性行为相一致的类型性情感。”
造成城市道德失范的主要原因有：
第一，消费主义的影响。现在城市人们充分享受社会的物质富裕，强调金钱崇拜、物质占有和大量消费。他们的人生态度已经为“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观念所代替，他们注重游玩、娱乐、炫耀和快乐，享乐主义的城市世界充斥着时装、摄影、广告、电视和旅行，如“TRYJESUS”这样一句美国口号，即“尝试一下耶稣”，一切都要尝试一下。中国城市文化基本上都是娱乐性、消遣性的都市消费文化，如1986~1987年催生了摇滚乐，1988年风行的卡拉OK，1989年流行汪国真的诗歌，1990年流行电视连续剧《渴望》。据说1990年全国19个省市的城镇有歌厅、舞厅、卡拉OK厅共6，966家，台球厅37，201家，电子游戏厅17，039家。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消费文化也在增长。如：上海市人均GDP在1990年达到5，910元人民币，1992年上升到8，652元人民币。上海居民生活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从70％左右逐渐降低到60％左右，人均每年文化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从80年代的40％以下逐渐上升到1992年的78％，成为市民家庭日常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主义是跨国资本在市场中生产出来的一种社会文化关系，它展示为享乐型的生活方式。消费主义的发生与人们满足生存的根本要求没有直接关联性。人的欲望，即心理欲求，才是消费主义发生的逻辑起点和最终诉求。
第二，社会的转型。社会转型期新与旧、民主法制与专制特权、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错综复杂。乌托邦化文学与现实生活之间出现了裂隙。文学疏离了现实大众的真实生存。李治邦的《天堂鸟》，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典型范式：海新在性的苦闷中与广告模特于歌成为情人，当性变为爱向于歌求婚时，于歌却不肯嫁给他，因为她还有别的情人；倒是方红在南方事业获得成功以后，反过来又真诚希望和海新复婚。方红与于歌在爱情的逃离与回归的矛盾中的反复选择构成了新市民小说的爱情范式，也构成社会转型期的文化难题。张欣的《爱又如何》就在这个范式下展开它的情节结构。可馨和爱宛成了两种文化的符码，显示了时下的文化冲突。爱宛说，“男欢女爱的事，有时非常简单，不像你想象得那么复杂”。好像把一切看透，把爱情解构了。但她的发迹靠了烟老板，她爱烟老板，但烟老板只把她作为性伙伴。可馨以爱情为追求的生活处处碰壁，爱宛以欲望为基础的性爱却左右逢源。这个时代在发生着精神向欲望的位移，而精神被抽空，欲望的实现也很乏味。人构制了一个精神乌托邦，又构制了一个物欲神话。新市民小说在爱情的冲突下显示了社会转型期文化结构的内部矛盾。
第三，私人空间的扩大化。唐颖的《红颜》讲的是爱妮开美发厅，意义线索却是爱妮对欲望的渴求以及满足后的失落、空茫。欲望化的现实造成了人的社会关系日益简单，行为方式日趋功利。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渐少，内倾化、封闭化。城市造成了人的情感的荒原。何顿笔下以往那种柏拉图式的古典爱情神话被彻底颠覆，爱情变成简单的“欲”，如《生活无罪》。“爱”在现代都市成了一种错觉，一种临时性精神病。
第四，城市的焦虑。现代城市工业化的成熟，在物欲驱使下，传统伦理道德崩溃，固有价值体系颠覆，人际交往法则被破坏，从而滋生了漂泊、迷茫、困惑、焦虑等现代都市情绪。都市情绪是20世纪90年代城市小说的书写焦点。城市社会基因是无序、反叛——断裂、城市封闭、无序、反叛作为社会基因，作为民族心理体验衍化为某种集体无意识显现在随即出生的一代人身上：社会的无序、“规则”的缺席给了他们“动物凶猛”的基因。暴力、毒品、性和酗酒以及“酒吧文化”改变或形成了他们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20世纪70年代的庞克更为激进的“拼贴美学”——其表现为“愤怒地将都市生活的碎屑(别针和垃圾筒衬里)与校服、短裙、芭蕾舞裙的肮脏碎片一起进行再生利用。所有这些群体都涉及隐含的风格政治，并利用时装来引证、颠倒和扭曲占支配地位的意义，但是，赫布代纪同情的是庞克的达达派策略，而不是像无赖青年那样群体对群体定位的更圆滑、更一致的体现：在庞克所喜欢的痛骂方式背后，他写道，“存在着对无序、失败和范畴混乱的暗指：一种不仅要侵蚀种族和性别界限，而且也要通过混合不同时期的细节，从而混淆时间连续性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