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艾思奇对小资产阶级的定义是：“小资产阶级包括小手工作坊老板、小商人、小店主、小员工、一般学校教员、大中学生(学生有许多是出身中产阶级地主以至于官僚资产阶级的，也有一小部分参加了工人阶级先锋队伍，但就其主要成分和一般的思想情况来说，可以算做小资产阶级)等等复杂的成分，在旧中国的小资产阶级按其经济情况可以分为上中下三层，生活略有富裕的，属于上层，仅能维持生活的属于中层，经常感到窘迫的属于下层。”
“小资”的完整说法应当是“小资产阶级”。毛泽东在写于1925年12月1日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说：“小资产阶级，如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都属于这一类。”“小资”的扩展名是“小资产阶级”，但是，小资产阶级或小资产者并不必然地是“小资”。当下流行的“小资”一词实际上指的是一种生活情调、生活品位，在这种情调与品味中，渗透着对生活和生命的一种感悟和理解，作为这种感悟和理解，它是高于现实法则的一种浪漫情趣。”
也有人认为，小资与其说是一个阶级，不如视其为一种状态，换句话说，“当“小资产阶级”被读写成“小资产阶级”时，它就是一个阶级；而当“小资产阶级”被缩略为“小资”的时候，它更多的就是指一种状态，一种情调……在今天这样一个和平年代，一个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年代，一个消费主义和娱乐主义的年代，一个城乡差异逐渐缩小的年代，一个知识经济的年代，所谓“小资产阶级”其实已与一个人的资产、身家以及由前者所决定的政治立场无关，“小资情调”也更多地转变为一种消费方式和消费形态，概念化的“情调”正在转变为对现实生活和自我的“调情”。这种消费形态的唯一作用是明确小资和非小资之间的识别，划清小资和非小资之间的界线，小资必穿的服饰及其品牌，小资必看的电影及其DVD，小资必下的馆子，小资必上的网站，小资的必读书，小资必看的电视频道，等等。必须承认，这些东西都带有某种程度上的强制性。只是小资情调中最重要的一项，即“小资必泡的马子”，却是非常的乏善可陈，因为小资必泡的马子，通常都是另一个性别的小资。尽管我们通常都很好大，但是“小资”却实在不宜“搞大”。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小资”是一种相对安全的状态：有一点资产，不多，但是绝不像“大资”那样以剥削他人为乐为生，可以选择被剥削，也可以选择自己剥削自己”
“小资情调”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形态？简单点说，“小资情调就是对于物质的享受姿态，是一种企图在物质昌盛到几乎淹没人的时代从物质的缝隙中竭力创造人性气氛的心理取向。小资是不反物质享受的，相反，小资将物质的存在合理化为人性的构成部分，这样一来，小资情调所构筑的网络文学书写空间，事实上就和传统的人文主义写作形成区别”。
在当代中国的城市生活中，小资情调作为一种浪漫化的审美化的人生样式，有它存在的理由与权利。“小资情调之中，诚然有着某种固有的颓废、做作与虚荣，但是，其中也确然存有某种美好的绝妙的东西。审美的浪漫的精神是小资情调的灵魂。在人的一生中，不能拒绝浪漫与审美，拒绝浪漫与审美，就像拒绝了阳光和水一样。在你的一生中，拥有一点“小资，不算是一种过错。”
“在世纪末与世纪初的晦暗与光明里，一种小资的爱欲姿态是光鲜而动人的，它对人形成刺激，也让人思考。应当说小资们的姿态里也还包含着某种希冀，这就是对真实的一种渴望。”
蔡智恒的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写得就是小资女人的生活与情调。痞子蔡是个典型的书呆子，收到了署名为“轻舞飞扬”的女子的电子邮件，于是两个人就通过E－mail联系，慢慢地痞子蔡把情感投入到虚幻的网络上，他们约会聊天，逐渐产生好感，于是约好两人见面，痞子蔡真实地展现自我，他们在咖啡厅里约会，他们都穿着咖啡色的衣服，他们一起喝酒、聊天、听音乐会、看电影，然后又一起吃饭。他们看完电影《泰坦尼克号》后，痞子蔡送给轻舞飞扬ChristianDior的DolceVita香水。他们还一起参加跨年舞会，会后轻舞飞扬吻了痞子蔡一下就消失了，痞子蔡后来得知轻舞飞扬得了红斑狼疮，最后死去。
现在有人说，“小资就是离资产阶级还差一点的人”。这个词的前身是小布尔乔亚，是法文Bourgeoisie的音译，不过让小资心仪的更多的只是一种情调，倒和财产什么的，关系不大。“今天的小资和小布不仅是字面上的变化，内容也有了位移，尽管表面上似乎也在追求着优雅的气质，超俗的品位，良好的修养，格调的生活，但内容中还透露的，则是十分不能离弃的物质。”
小资的物质指标：“一条叫CK的内裤，一瓶叫一生之水的香水，一团叫哈根达斯的雪球，一张叫宜家的木床，一只叫SWATCH的手表，一个叫路易·威登的皮包，一本叫《挪威的森林》的书，一杯叫星巴克的咖啡，一条叫史努比的小狗。”
贴足了这些标签的，才为小资，小资与政治无关，主要体现在物质上。小资休闲青睐的项目主要有：垂钓、学画、跳舞、登山、耕田、剑、出海、骑马、驾驶飞机、打高尔夫球，他们对现实中的情爱态度变异，内心空虚，讨厌工作，热衷网恋，体验“一夜情”。他们给咖啡加点叫“人文精神”的糖，小资们最喜欢加点糖的“张爱玲”、“乔布斯基”、“卡尔维诺”，也有老小资们喜欢拿“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说事。另外，小资还有一种专业精神：读小资的文本会读到很专业的词：“恩格尔系数”、“边际效应”、“囚徒困境”等。他们尽量使用生僻的专业识。他们专业涉及围攻专业、经济专业、电影与戏剧专业、文学专业、音体美专业、时尚文化专业等，如陈丹燕的《上海的红颜遗事》：“即使是50年代初的黑白照片也能看出，那一天，天空一定很蓝，一点点树叶，白色石头的纪念馆和深色的青铜像，因为上海难得的蓝天而突然显出了爽朗的美”他们的名词能用英文，则用英文，涉及时尚品牌，能熟练运用法文、意大利文。他们文本的形容词时常出现“很卧虎藏龙”、“很莫扎特”、“很钢琴课”、“很巴顿”等，还有“岁月的额头”、“麻醉的黄昏”、“喧闹的黎明”、“华丽的叹息”等总是驴唇不对马嘴的语汇。小资从着装特色到年。龄分布，从饮食习惯到择友类型，从婚姻见解到价值取向，都显示出他们的不确定性，是“奶酪的年代”。
（第三节）道德“失范”与审美考量
一、道德失范
谢思忠的《国民素质忧思录》（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中把我国国民素质上的缺陷概括为八大类、二十四个方面的问题：一、人格素质上的“怕公仆”、“靠单位”、“随大流”，缺乏主体意识；二、精神素质上的“思维收敛”、“重物质”、“精神疲软”，缺乏振奋的精神面貌；三、道德素质上的“良心约束无方”、“社会公德缺乏”、“职业道德滑坡”、“家庭伦理道德失范”，缺乏作为“道德核心”的“善”的支撑；四、文化素质上的“文化程度低”、“不爱读书”、“疏远文学”，缺乏健康的人文精神；五、科学素质上的“科学知识落后”、“科学方法欠缺”、“科学精神沉沦”，对科学的本质缺乏认识；六、健康素质上的“生育质量不高”、“健康意识淡漠”、“缺乏保健常识”、“忽视心理健康”，缺乏健康的生活方式；七、职业素质上的“技术水平低下”、“敬业精神失落”，缺乏正当的角色意识；八、审美意识上的“感受力弱”、“鉴赏力差”等等。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在价值系统里，旧的价值系统已经不适用，但是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又没有建立，出现价值真空、道德滑坡等现象。用朱向前的话说就是，“有些人趁机轻松地卸下了道德的“面具”，或者不经意间露出了灵魂深处的“小”来。各种短视目光、功利心态、浮躁情绪、实用主义、拜金主义和游戏人生的思潮，公然打起种种堂皇的旗号招摇过市，作家的称谓也被“手艺人”、“码字者”、“侃爷”之类取而代之，甚至以此为时髦。一时间，精神陷落、人格缺钙、灵魂委顿成为年代中国文坛一道最刺目的风景”
我们呼唤更有力量，更高于世俗，更富于现代意义与理想光芒的作家的出现。“现代意义并不是能以现代物质、现代摆设与现代生活方式充斥于小说作品中的细节而得以存在。重要的是精神，是灵魂的力量，是在对人的本质性关注中达到彻悟，是在反抗物对人的压迫与异化中所能达到的人性高度，是人在精神里所能开拓出的前人未曾涉足的新的美学与思想领域。”
世纪之交，对于普通青年而言，他们面临选择的困惑，并陷入了一种沉重的苦闷——现代精神的苦闷之中。就像小说《你别无选择》所表现的一样。“这里显示了确立个体意识和人的自主性以及实现创造欲望的艰难里程。把整部作品放大为一个现代精神结构，就能理解那里面何以充塞着苦闷与迷乱，压抑和爆发，绝望与希望，振作与颓废，无所事事与执着不屈。一种死的预感和生的渴望，是这样一个不和谐的跳动着原始激情和充满现代力度的奏鸣曲哟！”
对于知识分子总体而言，痞子化的趋向已是一种客观存在。“即使真正在嘴脸上成为痞子的还为数极少，但精神世界里的“痞”——丧失人格、渴望堕落、厚颜无耻、出卖原则、逐利投机、亵渎神圣、蔑视理想……已不能不说相当普遍。精神的痞难道不是比嘴脸的痞更接近痞的实质吗？”
值得深思的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精神向物质的转换。“精神上的危机竟然是以千种畏畏缩缩、可怜巴巴的物质欲求和物质恐慌来反映，甚至是前者竟然几乎全部转化成后者，这种精神向物质的转换，是不是表明当代知识分子丧失了感受精神危机、承担精神危机的能力？物质欲求有其天然的合理性，但在此情此景中的物质欲求却让人看到了知识分子卑琐的一面。”
这也是福柯所言的“新知识分子”。“他既保持对“知识”和自我的批判与反思，绝不认定自己发现了真理，而是不断思索；又对目前的文化景观进行批判和反思，提供新的认识。他不在十字路口警察式地为人们指明道路，而是在文化的立交桥边守望，提供自己的见证。”
晚生代和20世纪70年代作家群的作品算得上是卷入城市的写作。“他们不作保留地纵跳进欲望的波涛，在无边的追中沉入一种陶醉，“流浪”和“孤独”这类泛滥成灾的格式化语言不可能传达主体对城市的抗拒与抵触，这种语言空壳包藏的恰恰是主体对城市的一种克制着的殷勤，他们将都市的挤压奇异地转化成一种充电方式，借此积蓄情绪宣泄的感性燃料和内在动力。”
当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废都》在1993年出版时，市场与文坛几乎都把《废都》当做一部性小说来看。国家意识形态主管部门一度封禁《废都》的印行与评论，其主要因素似乎也是针对这部小说中的性描写的分量之多与露骨之程度。《废都》中的性叙事主要是围绕庄之蝶和他的四个女人展开的。这四个女人其中之一是庄之蝶的妻子牛月清，有两个女人即唐宛儿、阿灿是他的婚外情人，还有一位则是他的保姆柳月。这种关系大致相当于中国古代传统士大夫的妻、妾、婢的模式。所以，《废都》的出版商在炒作这部书时曾称之为“中国现代《金瓶梅》”。我们知道道德不等于文学，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道德不等于文学中的道德，“文学中的道德是对日常生活中的道德的一种“个体化理解”。所以通过对文学的道德的个体化理解我们能够得到对日常道德的启示，由此完成作家思想上的创造和发现。”
1993年以来“社会秩序的混乱程度在加剧，精神文明建设大大滞后……社会道德价值观的整合程度未见提高，“拜金主义”、唯利是图以及伴生的各种道德败坏现象还在蔓延”。
最突出的例子有林白的长篇小说《守望空心岁月》。女主人公艾影同自己的丈夫做爱，首先要在落地穿衣镜前仔细地欣赏自己赤裸的胴体，然后，“她必须而且只有通过对自己身体的视觉与触觉的刺激才能产生欲望，她的体内充盈着奇怪的汁液，它们平时麻木不仁，录像、文字以及具体的男性都无法诱引她，只有当她自己的手触摸到乳房柔软的弧线时，她的身子才会开始真正的起伏，她像发功一样，像一种会舞蹈的草，像大海的波浪通过自身的力量在起伏、扭动，在扭动中她全身的皮肤闪闪发光，越来越亮”。这前面的种种铺垫无疑是一种自恋的表现。倪拗拗在生理上也有如此症状，小说写她第一次与尹楠约会时，站在镜子边上细细地打量着自己，对自己的躯体有一种抑制不住的爱恋，“我看见自己早年那纸片儿一样单薄的身体，以及我小时候称之为“不小姐”与“是小姐”的细棍一般的胳膊、腿，明显的圆润起来，衬衣下边我的胸部沉静地隆起。我审视着镜中那年轻而娇美的女子，我看到她忽然转过身去，待她再从镜中转回过来的时候，她的贴身的衬衣已经脱掉了，或者说不翼而飞。她的赤裸的上半身毫无顾忌地在镜子里袒露着，暗红的乳头如同浸浴在阳光里闪闪发亮，那一双光滑白皙的乳房追随着我的目光，像两朵圆圆的向日葵追随着太阳的光芒”。在中国，作家的视线是由外向内的自我回归，企冀能在内心深处觅得一块远离城市尘嚣的净土。“当困居于都市斗室中为生活而挣扎的现代作家们认定童年以及与童年之梦息息相关的乡土为自我精神避难的风雨茅庐时，童年母题也就理所当然地在我们民族文学的堂奥里找定了自己的位置。由乡村向着都市聚集汇合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与之相联系，文学上创作主题与方法的都市化也是现代各民族文学发展的一股世界性的主潮。”
城市不同于乡村的封闭、静止，城市便利的交通，发达的通讯，促进了人口的流动，它的开放，它的自由的空气，使得城市人在饱尝个体孤独之苦的同时，也享有更大的个人自由。
“城市不同的区域，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环境和道德环境——学术报告厅、体育场馆、酒吧舞厅……偌大的城市分裂为许许多多的小世界。这些小世界互相毗连，但却不互相渗透。个人可以十分便利地从一种道德环境转入另一种道德环境。城市的这种文化氛围，在其积极的方面可以使生活于城市中的人们较为容易地找到自己最适宜施展抱负的天地。但在另一方面，城市生活的这种浅表、冒险的性质，使得社会关系复杂化，导致了一批畸形的城市灵魂的出现——或无视社会道德，完全以个人利益为行为取舍之标准，专事寻求冒险、刺激，使社会为之战栗；或感染上城市病态心理“综合征”：空虚、幻灭、抑郁、焦灼，金钱膜拜，人格分裂……现代城市一身兼有“上帝”与“魔鬼”两重角色，它创建了人类崭新的辉煌的文明，同时也造出了腐烂和丑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