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曰：污蔑工人阶级。”其理由：“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基本矛盾中，工人阶级占支配地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着主导的作用。工人阶级是统治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阶级。你说工人阶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吗？周而复却把工人写成是资本家的附庸，成天被徐义德之流牵着鼻子走。”周而复说：“沪江纱厂内部阶级斗争证明毛泽东同志论断正确。在上海解放初期，以余静为首的党支部，党员很少，力量不大，斗争经验不丰富，对付老奸巨猾的徐义德的反限制，在生产上偷工减料方面，在偷税漏税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等，虽有斗争，但不是那么有力，对徐义德的阴谋诡计也不是及时察觉，这不只是个别厂的情况，其他厂商也有类似情况，否则民族资产阶级怎么能猖狂进攻？也不需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五反运动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察觉了这一情况，号召开展五反运动，这才打退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三曰：鼓吹修正主义路线。”丁学雷的理由：“五反”检查队长杨健“死保徐义德，扼杀革命的群众动”。”
周而复辩护说：“丁学雷之流举例子是杨健用“扼杀革命的群众运动”来“死保徐义德”，什么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呢？“五反”检查队进厂以后，徐义德用停薪、停伙、停工来破坏五反运动，少数工人提出来，徐义德不开伙，动员全厂工人到徐义德家里去吃大锅饭。徐义德用三停来破坏五反运动，当然是错误的，是对抗“五反”，应该和他斗争。怎么可以动员全厂工人去他家吃大锅饭呢？第一，全厂工人怎么可以随便闯进他家？第二，他要是不同意，这个大锅饭怎么开法？第三，退一步说，即使开了一天大锅饭，厂里仍然停伙，是不是全厂工人一直在徐义德家里吃下去？第四，当时党和政府号召“五反”、生产两不误，全厂工人到徐义德家里吃三顿饭，一来一往，工厂必须停工，这对谁有利？这算什么“革命的群众运动”？杨健当时对工人群众说：“这么一来，我们就理亏了……我们不能用违法对待违法。”
徐义德三停是违法，全厂工人闯到徐义德家里吃大锅饭，当时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和政府所颁布的法律条文有这样规定吗？这不是什么“革命行动”，杨健劝阻有什么不对？怎么谈到“扼杀”？更谈不到“死保徐义德”！
倒是丁学雷之流“死保”他所谓的“革命行动”，“扼杀”党的政策和政府的法令！”
①从双方关于《上海的早晨》的辩论中可以看出，《上海的早晨》中的都市叙事，呈现出一种对城市的矛盾心态，一方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如火如荼，城市成为追求的目标；另一方面，作品又对城市生活保持高度的警惕，将此描述成为资本主义思想产生的温床，城市仅仅是一个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场所。1958年《上海的早晨》在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第一卷。
“它的出版，比起它所叙述的故事来说，在时间上已经晚了两年，但是，这件事仍旧有着深远的象征意义。它宣布，中国的资产阶级——不论其人数如何少得可怜——一一已经被完全摧毁了！政治需要这样一部小说。尽管近代意义上的自由资本，以往在中国取得的发展，无论从时间上还是规模上看都是微不足道的，不过，出于“铲除私有制”的政治使命，即使微不足道，自由资本的存在也不能够容忍，因此，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运动很快展开了，并且在1956年宣布“基本完成”。
作为被定义为“为政治服务”的文学创作，显然要配合这样一种政治意志，于是才有《上海的早晨》的写作和出版。不过，具有喜剧意味的是，40年后，当人们普遍注意到城市文学日益兴旺的态势而关心起它在共和国文学史上的前史时，恰恰发现，这一历史要从《上海的早晨》算起，更有甚者，这部为资本的覆灭而欢呼和庆贺的长篇小说几乎就是前30年唯一一部城市题材作品！”
②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始正常的经济建设。但是，直到1980年以前，国家采取一种特殊的经济模式——计划经济模式。这种特殊的经济模式，带来了特殊的城市社会现实。中国社会的重心确实从农村移至城市，但是，城市在精神上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1949年后的中国城市，基本上可以描述为充分政治化的大工厂——强大的政治权力坚决排斥货币的权威和商品的自由交换法则，用行政手段控制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分配，从而也牢牢控制着作为主体的城市居民的存在意识和存在方式。”
①李洁非认为，“我们无法否认，它首先来自于社会现实，而不是来自文学“内部”，是历史的变迁造就了这一文学事实，而不是从文学史当中衍生了这一题材——诚然有许多文学题材是在文学史内部衍化延续的结果，但我们看到对中国而言，城市文学却不是这样，它完完全全是社会进化造成的。进入90年代，当市场经济在中国全面实行时，感觉上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城市文学一下子成为当代文学的主要支脉，此时走上文坛的所谓“新生代”作家，差不多清一色地以城市为他们的写作对象，尽管他们的写作如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本身一样，仍处在初步的阶段，但是，从中国的社会发展趋向来预测，新生的城市文学绝不可能昙花一现，它是一座可以深挖的宝藏”
②《上海的早晨》以城市生活为主要描写内容，同时又兼及农村生活的描写，主线是沪江纱厂工人和资本家的斗争，副线写了贫苦农民汤富海一家与恶霸地主朱暮堂一家的矛盾，它再现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城市生活状况和农村的一些变化。“对于这种现实，1958年出版的《上海的早晨》，的确具有不容忽视的象征意义。实际上，当小说描写到那些民族资本家不得不放弃抵抗，神色黯然地退出历史舞台的结局时，我们便知道，中国的城市文学也暂时随之画上了一个句号。他们的消失，所代表着的，是市场的消失，或者不如说，是政权对市场的拒绝和不承认。这一点，从根本上夺掉了城市文学的社会底蕴，谁都无法想象，在市场精神成为禁忌以后，城市叙事还有任何展开的可能性。”
③三、“小农经济”模式制约下的“城市化”20世纪50~60年代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被看作是一种“城市化”过程，但这是一种“小农经济”模式制约下的“城市化”，大多数真正体现现代特征的城市功能多在“反对”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被限制、被否定。这样两种最基本的因素，支配着我们对城市的想象和书写，也同时决定了我们这个时期城市小说的基本面貌和特征。建国之后受苏联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策略的影响，文坛出现的一批工业题材的小说，并在故事背景上涉及了都市，然而这类小说尽管堆放大量的都市物件，却仅仅是题材上的都市化，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小说实际上一直空缺。城市工业生产的小说虽然反映的是城市，但是重点不在城市本身，而在描写城市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如何完成国家的既定任务与计划，为国家的经济建设作出贡献。其实，城市建设包括文化建设、市容市貌建设等。因此，20世纪50~70年代城市小说，实际上是城市生产小说，主要写工矿企业和商业在促进生产中的作用。这些反映城市生活小说主要题材是以工业为主，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首先，是与主流意识形态对于城市的认识有关。《毛泽东对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城市工作会议报告〉的复示》（1951年1月8日）中指出：“管理和建设城市中最中心的问题是管好工厂、发展生产的问题，而如何依靠工人，则是管好工厂、发展生产的关键，也是管好城市的关键。”（根据中央档案馆提供的原件刊印）此外，《贯彻重点建设城市的方针》（1954年8月11日《人民日报》社论）中指出：“我国的城市建设工作是遵循着社会主义城市建设的方向前进的。它与建立在对工人阶级残酷剥削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城市有着本质的不同。在社会主义城市中，一切建设都是为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的。保证劳动者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是社会主义城市的基本特征。”“目前城市建设工作必须保证国家的工业建设、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服务的方针。具体地说，就是必须首先集中力量建设那些有重要工程的新工业城市。
这些城市过去没有工业基础，现在要建设大的近代工业，必须有近代的城市公用设施来与之相配合。这类城市应该是我们全部城市建设工作的重点。
其次是原来有一定工业基础的近代化城市，现在要在这些城市中扩建和新建许多工厂。这类城市应该放在我国城市建设工作的第二位，随着工业的发展进行必要的改建和扩建。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工业建设不多的某些大城市和一般的中小城市，虽然还有许多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地方和目前还不能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要求的地方，但这些城市只能进行一般的维护检修，基本上不可能进行新的建设。
为了集中力量保证工业建设，就是在各个重点城市中，也应以直接为工业生产服务的道路、上下水道、工人住宅等工程项目作为建设的重点。其他的生活福利设施虽然在做城市规划时必须充分考虑，但在建设的步骤上必须分清轻重缓急，必须随着工业的发展逐步地进行。”
其次，是与当时文艺方针政策的指向有关。周扬作了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特别指出《讲话》以来，解放区作家创作的统计数字，在177篇新作品中，描写工业农业生产的仅有16篇，这个数字对于现在是远远不够的，描写工业生产的作品应该走在前列。在文艺界下厂深入生活的号召下，大批作家纷纷奔赴工业建设第一线，寻找创作源泉。与当时一些作家深入工厂、矿山有关。如柳青，一个本来就生长在农村，与农民结有不解之缘的作家，为了更好地为亿万农民写作，1952年举家从北京迁到陕北西长安县皇甫村落户，一住10年，以一个农民、作家和党的工作者的身份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深入地了解和研究不同阶级和阶层人物的生活、思想、心理变化，从而为他创作反映中国农民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的命运的《创业史》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周扬说：“在城市，我们必须开展工厂文艺的活动。我们进入城市的时候，向工人介绍了在农民艺术形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秧歌，向工人宣传了农民如何受地主剥削，他们如何起来进行斗争，农民在抗日战争与人民解放战争中作了多么重大的贡献，使工人阶级认识农民这个永久同盟军的重要。我们还要告诉工人，城市必须用一切方法帮助农民，不但供给他们工业日用品，而且还应供给他们精神食粮。我们在农村工作的同志，自然同时也必须向农民宣传工人阶级如何为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而流汗奋斗，要如何依靠工人阶级，使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以及工人阶级为什么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阶级。我们必须用事实证明给农民看，城市是在帮助他们，设法满足他们物质与精神的需要。”
①最后，具有消费性和娱乐性的城市生活经验受到批判，人们只能把自己的眼光转向城市的工业。“海派”小说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受到左翼文学界的批评，进入50年代以后，存在的合法性更是毋庸置疑地失去。1949年关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讨论，1950年对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都表现了进入城市的革命者和左翼文学家对于城市的疑惧。
这种疑惧，后来进一步强化(如60年代的话剧《千万不要忘记》又名《祝您健康》和《霓虹灯下的哨兵》中所表现的)。
新中国成立后，城市小说可以表现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的劳动和生活，工厂、矿山、建设工地的矛盾斗争，这一描写范围被严格窄化为所谓的“工业题材”创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间，长篇有周立波的《铁水奔流》，萧军的《五月的矿山》，雷加的《潜力》三部曲(《春天来到鸭绿江》《站在最前列》《蓝色的青冈林》)，罗丹的《风雨的黎明》，艾芜的《百炼成钢》，草明的《火车头》《乘风破浪》，李云德的《沸腾的群山》等。此外还有杜鹏程、陆文夫、胡万春、唐克新、万国儒等作家的一些中短篇小说，如杜鹏程的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陆文夫的短篇小说《葛师傅》，胡万春的短篇小说《老八吨》，唐克新的短篇小说《车间里的春天》《我的师傅》等等。其他有影响的工业题材的作品还有，白朗的《为了幸福的明天》，杨朔的《锦绣山河》《三千里江山》，徐怀中的《地上的长虹》，陆文夫的《荣誉》《二遇周泰》等。
关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业题材小说创作显得薄弱落后的原因。有些学者认为，“工业题材创作比较落后的状况产生的原因，一个容易理解到的理由是：工业建设对许多作家来说还是新的、不很熟悉的生活领域，比较起我国现代文学在反映农村生活所达到的成就和已积累的经验，工业题材的创作却是崭新的课题，需要一个探索的时间”
②也有学者认为：20世纪在五六十年代，“题材分布的区域，主要集中在“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题材”等方面。这既指作品的数量，也指达到的艺术水平。这种分布状况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为它们的“重要性”：它们是受到提倡的类别。另一方面则与作家的经验和文学“传统”有关。新文学已提供了描述农村生活的许多经验；当代作家的许多人与农村又有密切联系；一批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在战争结束后，热衷于写出他们的有关“革命”的“记忆”……有的题材领域，文学界的决策者虽也很重视并极力提倡，如所谓“工业题材”，却并未产生预期效果”
①其实，当时的作者虽然书写的是工业题材，但作者所持的观念是小农经济的观念，所以，他们所写的工业题材的小说被淹没在农村小说之中。《百炼成钢》是作者艾芜1952年到东北鞍山深入生活的成果。小说以某钢厂九号平炉三位炉长之间的矛盾冲突为主要线索，来展现钢铁战线的沸腾生活和工人阶级的劳动热情。
九号平炉的甲班炉长老工人袁廷发在旧社会钢铁厂当工人，在日本人手下干活的时候偷偷掌握了炼钢技术，但是狭隘的小生产者意识促使他嫉妒、多疑，把技术当作个人本钱，不愿把“绝招”教给青年工人，由于有技术上留一手的保守思想和维护自己作为劳模的优越感，他与秦德贵产生了冲突。
乙班炉长张福全出生于农村，解放后抱着“工人比农民赚的钱多”的思想进厂，有庸俗的市侩气，他把秦德贵视为自己捞取名誉利益的障碍，为了压倒秦德贵，博得孙玉芬的好感，他不惜多次损坏设备搞快速炼钢。秦德贵来自农村，参加过游击队，复员到炼钢厂当工人后，他努力钻研技术，不断革新，创造了快速炼钢的新成绩，成为全厂闻名的快速炼钢能手，被提升为炉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