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产建设中，他积极肯干。在爱情生活中，他也遇到了矛盾的苦恼。他和孙玉芬自小相识，后来一同进厂，产生了爱情，但他拙于表达感情，当张福全也极力追求孙玉芬时，他在情感纠葛中十分苦恼。从甲、乙、丙三班炉长之间的矛盾冲突中，可以看出他们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思想在起着主导作用。正如艾芜在《百炼成钢·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中说：“我就是想把新一代的中国人写出来。我的书名采取一句中国的成语“百炼成钢”，这不只是因为书里的人物在炼钢，而主要的意思，是说新的人是锻炼出来的，而且还须不断地锻炼。”这部小说的目的是“炼人”，提升他们思想，剔除小农意识。草明的小说是从写城市与城市生活起步的。1948年写成的《原动力》是第一部描写工人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我们认识到工人有憨厚的和精明的，也有自私的和耍滑的，他们和农村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思想有关，没有抽象的“工人阶级”或者“无产阶级先进思想”。1950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火车头》写了解放后一个铁路工厂从恢复生产到准备制造新型机车的发展过程，赋予工人阶级是“革命的火车头”的象征意义。
这部小说写了长期在农村根据地从事农村工作的干部如何管理大型工业企业，但是这些人只是凭借自己工作的狭隘经验来管理企业的生产和经营。
他在1959年又出版了反映钢铁战线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乘风破浪》。这部小说写的是我国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个大型钢铁企业为夺取高产所进行的斗争。小说以兴隆钢铁公司为增产25万吨钢所展开的斗争为主线，描绘了官僚主义与群众路线、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先进与落后、革新精神与保守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小说以1957年、1958年我国北方某钢铁基地为背景，以兴隆钢铁公司炼钢厂为中心，反映了钢铁战线上沸腾的生活。
青年工人李少祥是党培养起来的“共青”炉模范炉长，他刚从北京开会回来，就赶上高炉出了生产事故，为此他非常痛心。支部书记夏万春鼓励李少祥振作精神，查找原因，解决问题。
在钢铁公司召开的布置增产节约的干部会上，炼钢厂厂长宋紫峰提出应“根据实际情况，科学地确定指标”，遭到公司副总经理康伯的极力反对，意见产生分歧。炼钢厂党委书记唐绍周坚决站在康伯一边，组织炼钢厂党委讨论增产指标时，批评了宋厂长的保守观念。此刻，宋厂长的妻子邵云端作为市委宣传部部长也在为丈夫不能按照党的方针办事而忧虑，劝诫他不要受报刊上某些人的“怪论”影响，避免犯错误。炼钢厂党委决议下达，“共青”炉的生产指标比其他九个平炉都高。
工人们大多表示坚决拥护党委决议，努力完成任务。唯独“落后分子”易大光一心只想多拿奖金少出力。李少祥主动团结他，想方设法帮助其进步。宋厂长亲临生产第一线，支持工人大胆进行技术革新，几经波折，终于成功，实现了全年增产二十五万吨钢的指标。在生产实践中，工人们逐渐成熟，成为社会主义钢铁企业的主人。这部小说写了宋紫峰是一个缺乏政治头脑，只顾技术的企业领导人。
众所周知，1953年，鞍钢三大工程建设如火如荼。草明在组织安排下到了鞍山，在那里整整工作生活了10年之久。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鞍钢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种象征，甚至吸引了一些文艺家选择鞍钢作为他们的生活基地。
草明在鞍钢落户十年，挂职于某钢铁厂任党委副书记。四川作家艾芜也长期在鞍钢体验生活。1954年落户到鞍山，在鞍钢炼钢厂党委工作。1958年，北京号召“以钢为纲”，“为实现1，070万吨钢而奋斗”，冶金部部长王鹤寿雄心勃勃，向毛主席立下军令状，鞍钢工人也全力以赴，要为钢铁工业作大贡献。
1958年，鞍钢在工人中普遍开展了“献工”、“献点”活动——就是动员工人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改变工时制度和休息制度，主动延长工作时间。但这也谈不上是什么“创造”，因为大跃进期间，国各厂矿的工人普遍加班加点。于是鞍钢党委只能另辟蹊径，创造出一套具有鞍钢特色的奉献措施。从草明的小说《原动力》《火车头》到《乘风破浪》，我们可以看到党的权力是怎样逐渐进入到企业管理中，以及这一权力如何通过文艺批评运作。在农业转工业的现代化进程中，工业处于现代性前沿，这些小说家扮演好了政治传声筒的角色。杜鹏程的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描写了经过战争考验的第九工程队党委书记阎兴和副队长梁建在和平建设年代所发生的分歧。
作者通过阎兴和梁建在铁路建设上的矛盾，表现了一个这样的主题：在享受和平的温馨与安宁时，如何在和平的年代继续保持战斗意志，这是每一个新中国的建设者必须解决的问题。阎兴说：“只要还有战斗，就不能休息；只要任何地方还有贫困和落后，就算我们没有完成任务！就寝食不安！”而工程队副队长梁建就是意志消沉的具体代表，羡慕别人“爬得快”，当上厅长“抖得很”，是个卑微的个人主义者。茅盾指出：“表现创造性和平劳动之诗意的快乐，尚嫌不够，这是美中不足。”
①从上文所写的有关城市工人的小说可以看出，工人阶级在那个年代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他们和着“大跃进”的鼓声，有着时代气息。但是由于受“政治标准第一”的影响，他们的形象有些拔高了，即使他们日常生活和生产劳动都上纲上线。而在新时期文学中，工业题材的创作和改革的主题结合在一起，呈现了新的时代风貌和艺术光彩。名作有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孙力、余小惠的《都市风流》，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拜年》，孙少山的《八百米深处》，陈建功的《丹凤眼》，邵华的《浪涛滚滚》。李洁非说：“直到80年代晚期以前，我们从文学史上可以说看不到城市文学存在的一丝一毫迹象。当然，一直有一类作品，例如《百炼成钢》《机电局长的一天》，它们讲述的故事，若就发生地点而言，是在城市之中。
但是显而易见，它们对城市本身没有兴趣，也缺乏意识，它们意识到的，只是符合计划经济模式概念的“工业部门”这个对象，它们所要表现的，也是计划经济模式这架机器上某个环节的运转情形。这种情况的改变，当然有待于现实生活本身。
80年代，中国的现实生活在不事声张中开始了某些根本性的转化，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逐渐放松了过去曾经是不可动摇的意识形态标准，例如姓资姓社的问题：这种松动表明的是默认式的接纳，接纳现代经济的普遍模式、接纳经济全球化过程、接纳市场的权威等等。”
①新中国成立初，“由于城市成为生产城市，当代文学中的城市文学只可能是作为生产的“工业文学”(而且是重工业)，城市文学的人物也只能是工人、农民及处于被嘲讽或调侃地位的知识分子，市井或市民阶层则从整体上消失了”
②最能反映蒋子龙工业题材小说的独特贡献的，是他所塑造的一系列被称之为“开拓者家族”的开拓者形象。蒋子龙作为一个以写工业题材为主的作家，他的生活视野和艺术视野始终在不断的开拓扩展当中。他不止写工业、工厂和工人生活，而且尽可能广地涉及其他生活领域。《锅碗瓢盆交响曲》就从工业跨入了饮食行业，《燕赵悲歌》又一下跨入了农村，《长发男儿》写的是戏剧界生活，《阴差阳错》写的是科技知识分子，长篇小说《蛇神》则涉及了更为广阔复杂的社会生活画面，融文化、戏剧、医药生活为一体。“他基本上跳出了“车间文学”的框子，尽量避开写工业改革本身和工业生产过程，而是侧重写这场改革在工厂内外所引起的社会的和心理的冲击波以及它在人们心灵里激起的波澜，写出了处于改革漩涡中的每一个人精神上的细微震颤和心理上的幽隐曲折。这正是所谓：深入工业，跳出工业，通过工厂反映全社会。蒋子龙的工业小说之所以超出他的前辈作家，其主要之点就在这里。”
①《沉重的翅膀》是我国新时期第一部反映城市工业改革的长篇小说。作品描写了国务院一个部围绕着工业经济体制改革中革新与保守两种势力所进行的尖锐复杂的斗争。作品从厂长、处长、局长，一直写到国务院的副部长；从国务院写到部、局、工厂，从工厂又写到社会、家庭；在一个相当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上，展现了这场斗争的面貌。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和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是两部写城市体制改革的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通过一个专供市领导居住的花园别墅在近半个世纪内的五易其主，写出了时代历史的变迁。《男人的风格》从西北某市第一书记陈抱帖上任伊始，即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从城市建设、工交财贸、文化艺术、教育卫生，以至社会治安，可以说牵动出一张城市政治、经济、文化改革的全景图。“《沉重的翅膀》《花园街五号》《男人的风格》都着力反映城市工业改革的景观，而且都以塑造城市领导干部见长。但是，《沉重的翅膀》注目于起步腾飞时的艰难；《花园街五号》关注接班人选择的复杂微妙；《男人的风格》更憧憬着改革大业的理想，它们各从一个独特角度鸣奏出深沉浑厚的时代的交响乐章。
三部长篇有力地证实现实主义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拥有强盛的生命力。也唯有这样开放性发展着的现实主义文学，才能更有力度地展现中国现代社会生活的恢宏画面，揭示出中国在改革的巨大历史阵痛中的某些本质方面。”
②世纪之交写得比较好的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有上海作家殷慧芬的《汽车城》，湖南作家向本贵的《遍地黄金》，湖北作家蒋杏的《走进夏天》。中短篇小说中较有影响的有谈歌的《大厂》，陈冲的《厂长今年26》等。俞天白的《大上海沉没》写了上海繁华市区人口稠密的石库门弄堂，在吉庆里36号，生活着经历、性格、收入、社会地位迥然相异的八户居民。饶有趣味的是，他们各家都有着一个生动形象的绰号：“真是天晓得”、“游公馆”、“五香别墅”、“四大公司”、“都市里的村庄”、“太平里”、“裴记培罗蒙”、“沪字第三十六号交易所”等。
在这部小说中，写了为包袱沉重的国有企业改革殚精竭虑的厂长符锡九，因受打击报复而四处申诉的权抱黎，为金融改革勇破坚冰的裴鸿翔，为寻找合适的接受单位而奔忙的游葆真，刁钻奸猾、将女儿的婚事作筹码企图从中牟利的何茂源。《汽车城》中也有许多数字、材料、背景的介绍，它让我们看到了上海轿车工业发展的历史全貌。在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经济以汽车产业为支柱起飞的背景上，一个个具有不同背景、经历、家庭、社会关系的“汽车人”被推上了前台。《汽车城》既是一部反映了现代化主旋律的长篇创作，又是一部打开了城市的书。
（第三节）集体意识的强化与个性欲望的消失
一、至高的集体意志
在20世纪50~70年代中，个体的存在是不能违背“集体”至高利益的，“集体”是一切的出发点，个人的思想、行为都应该服从于这个概念。在新中国成立后一段特殊时期里，作家们的精神呈现，首先是时代精神的重压。“所谓时代精神是指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段里，人们所具有的共同心理倾向和集体意识。时代精神通常不能被理性的过程所超越。它是一种通过无意识作用于弱者精神上的感情趋势，它用一种压倒一切的暗示的力量将弱者席卷。”
①时代精神就是集体精神，超越时代精神，就是违背集体意识。荣格说：“如果一个人有着与同时代的人不同的想法，这将是一种大逆不道、令人不安的行为；甚至是见不得人的、精神病态的或者亵渎权威的，因此对于个人来说，违背时代精神往往是被认为具有社会危害性的。”
②这就是集体意志的权威。集体意志的观念是20世纪50~70年代中精神理念的价值准则，那么什么是集体主义精神呢？集体主义精神，是主流价值观的核心理念。如果用政治学的术语来加以表述，宋剑华说：“它的基本要义应是：以无产阶级的群体利益为至高无上的行为准则，以个体对于整体无条件地服从为纪律规范，以公正无私的自我奉献精神为思想信仰，以只有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人生追求为终极归宿。
这是一种从西方引进来的、且又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价值观念体系。”③20世纪50~70年代是张扬集体的时代，又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决定了当时的小说创作必须按照集体意志来进行创作。
1964年底，《人民文学》刊登“大写社会主义新英雄”征文启事”，启事中说：“为了贯彻党的文艺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的方针，充分发挥文艺的战斗作用，促进无产阶级文学新生力量的迅速成长，我们决定举办一个以大写社会主义时代兴无灭资斗争，大写社会主义时代新英雄人物为内容的群众性的征文活动。征文的题目是“大写社会主义新英雄”。
我们热烈地欢迎你们--活跃在全国各地各种实际工作岗位上的同志们，踊跃参加；用你们的笔，把在各个战线上涌现出来的千千万万个工农兵英雄人物，把他们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个伟大革命运动中光辉的斗争历程和精神面貌，通过鲜明的艺术形象，生动地描绘出来。”
①从此，在文学领域内开始书写英雄、精英。1966年2月2日至20日，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形成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4月，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以中央名义批发给全党全国。《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还拼造出一套创作理论，提出“根本任务论”、“三突出”创作原则与“主题先行论”。
所谓“根本任务论”就是把“塑造工农兵无产阶级英雄典型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所谓“三突出原则”即要求创作中“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而所谓“主题先行论”就是要求作家按照“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走资派还在走，必须要打倒”的逻辑进行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