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文艺理论否定了文艺创作的丰富性、多样性、独创性，否定了作家创作的主体性。在这种强烈的集体意识下，小说创作只能走向为政治服务，从而带来了人物的公式化、概念化、脸谱化，缺少生活的真实性，人物缺少个性，个体欲望得不到表现。直到“文革”结束，这种状况才有所改观。1980年1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社论指出了“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等口号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历史作用，分析了这些口号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缺陷，明确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概括文艺工作的总任务和根本目的”的口号。“二为”口号的提出，是对长期以来文艺隶属于政治、文艺服务于政治的原则的重大理论调整和突破，从而使文学从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1981年我国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1984年城市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起步，中国的改革迈开了步伐。农村经济改革带来了农村的飞速发展，由此推广到城市经济的改革。经过自农村到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确立。很明显，新时期前的意识形态的核心是集体主义。
它们都不容纳个体意识的表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唐灿主持完成了一项针对当代青年价值观转换的社会调查。作者客观地考察、评定了第四代人的价值观及其历史地位。从大的方面看，作者指出，相对于改革之前的正统价值体系，当代青年价值观的演变已经达到一个质变阶段。以政治价值标准为核心，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的20世纪50~60年代价值体系正处于崩溃之中。这一价值体系所包含的三个最主要的价值原则，已经被青年人摒弃，它们是：其一，以一元化政治体制为基础的绝对政治权威，以政治目的为最高价值判断标准的取向；其二，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绝对平均主义取向；其三，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绝对集体主义和利他主义取向。
①20世纪50~70年代的这种集体意志，是一种一元化的绝对集体主义观念。以北京为例，这种集体意志从建筑样式到服装样式，波及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据杨东平先生介绍：1950年末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建成后，各省省会纷纷建造了北京翻版的大会堂和纪念碑，其中石家庄的大会堂几乎可视为北京大会堂的“袖珍版”。
同样，人民大会堂的“迎客松”图样，成为各级政府、企事业机关直至乡镇企业、个体餐馆装饰接待厅的标准图样。20世纪80年代，北京街道使用的刀片式围栏和水泥隔离墩也成为北方各大城市仿效的对象。从电视上我们看到，在拉萨行驶的公共汽车的样式和颜色，与北京毫无二致。此外，在整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领导着中国服装的“新潮流”。国家领导人替代了服装模特的功能。当孙夫人不得不脱下旗袍，穿上列宁装时，列宁装的时髦便可想而知。中国服装和政治革命从来密切相关。孙中山的革命倡导了中山装；毛泽东的革命倡导的男性服装是中山装的变种，国外称为“毛制服”，国内名为“人民装”。1984年以后，胡耀邦带头穿西装，领导人和电视播音员是否穿西装，一度成为测试政治变化的标示。其后，当政治局委员都穿上夹克衫之后，夹克衫成为高中层干部的主要服装，替代了“毛制服”。两用衫和夹克衫却主要是上海人的创造，这是后话。
在高度集权的“文革”时期，对社会生活的纯洁性、划一性的要求达到了夸张的程度。这也是领袖的“时装效应”最强烈的时期。红卫兵模仿解放军军装的服饰经毛泽东穿戴后，形成全国性的服装革新浪潮，一时军装贵重无比，难以觅求，以军装和军便服为主的服装，在社会上流行了约15年之久，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逐渐消退。频现于照片、银幕的中央“文革”人员身披军大衣的冬季装束，至今仍是相当多省、市领导干部冬季的标准服装。它的好处不仅在于御寒、耐脏，还在于它也是一种大众化的普通服装，因而显得平易近人，但披在身上(而不是穿)，却可适当地显示领导干部的威严。
二、集体意志的智从
1962年秋天，毛泽东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从1963年开始，在思想文化界开展了持续多年的涉及哲学、经济学、史学、文学艺术等的批判运动，如批判杨献珍哲学上的“合二而一论”，批判孙冶方的经济学理论，批判翦伯赞古代史研究提出的“让步政策论”，批判罗尔纲对太平天国李秀成的研究，批判周谷城的所谓“时代精神汇合论”等。这时期的小说家写工业、农业、军队、学校等，实际上是表现集体的政治生活，而非正常的个人日常生活，表现集体的意志，而抑制个人的欲望。并依此标准确认它们之间的优劣、主次、高低。同时，表现集体意志的题材被确定为重大题材，而“家务事、儿女情”等个人生活的题材为次要题材。早在1949年的8月~11月，上海《文汇报》就开展了“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争论，也涉及了小说（以及戏剧等）题材重点的问题。1962年前后，随着文艺政策的调整，文学创作呈现出两种趋势，一是以“高大全”为主的红色叙事文本成为时代的焦点；二是随着“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成为时代主潮。何其芳指出：“在这个新的时代，在为人民服务并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新方向之下，中国的一般文艺作品必然要逐渐改变为以写工农兵及其干部为主，而且那种企图着重反映这个伟大时代的主要斗争史诗式的作品也必然要出现代表工农兵及其干部的人物，并以他们为主角或至少以他们为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的主角，而不可能只以小资产阶级的人物或其他非工农阶级的人物为主角。但是，这也并不等于在全部的文艺创作中就不可以有一些以小资产阶级的人物或其他非工农兵阶级的人物为主角的作品。”
①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会后的公报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从此，城市成为“斗争”的城市。为了响应“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号召，1963年到“文革”前夕出现了一个戏剧创作高潮，并进行了大规模的汇演。在话剧作品中，《霓虹灯下的哨兵》《年青的一代》《千万不要忘记》得到了最高的评价，它们的共同特点便是将“城市”纳入到“阶级斗争”的题旨下，城市不仅是生产基地，更成为阶级斗争的舞台。50年代末，随着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整风运动、阶级斗争扩大化等一系列政治斗争，“左倾”思潮日趋升温。
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青年，他们是在和平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没有经历过革命战争的考验，容易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岁月里，一些作家把资产阶级思想对青年的影响腐蚀放在日常生活中来进行表现。如由陈耘于1963年发表并由上海戏剧学院首演的《年青的一代》。上海地质学院学生肖继业和他的同学们毕业后，满怀革命热情来到青海高原地质队工作。肖继业和他的小队发现了新的矿藏，领导让他去上海参与地质报告审批答辩。
肖继业到上海后，发现林育生害怕艰苦生活托病不肯回青海，想在上海寻找工作。后来，肖继业到医院去检查腿伤，医生诊断他的腿长了骨瘤，有截肢的可能。这不幸的消息使他感到意外，但是使他感到更痛心的是从医院了解到林育生回上海后寄到勘探队的疾病证明书是伪造的。回家以后，肖继业问奶奶：“你一生中最困难的时候是怎样度过的？”肖奶奶讲述了在肖继业出生的那一年，党的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肖继业的爸爸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被杀害了，全家只剩下祖孙二人。肖奶奶在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党的情况下，咬紧牙关，终于熬到全国取得胜利。奶奶一席话使肖继业得到了启示，他坚定地对肖奶奶说：干革命是需要熬炼，腿的问题我这样想，万一不行，一条腿……也能干革命。肖奶奶听后非常高兴，并嘱咐肖继业，对林育生的错误要积极帮助他提高觉悟，坚持原则又要耐心说服。
肖继业找到林育生，帮助他分析错误的严重性，指出改正错误的方向。但是林育生很不服气，觉得为使自己的生活更幸福一点没有什么错。最后，林育生决定跟肖继业回到青海去，夏倩如也从林育生的事件中接受了教训，坚决服从分配，到边疆地质队去工作。林育生的妹妹林岚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去新疆农场工作。电影《年青一代》的主题曲《勘探队员之歌》令不少热血青年向往勘探队员的生活。
歌词如下：“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背起我们的行装，/攀上了层层的山峰，/我们满怀无穷的希望，/为祖国寻找着富饶的矿藏。//是那天上的星为我们点亮了明灯，/是那林中的鸟向我们报告了黎明；/（重复第二段）//是那条条的河汇成了波涛大海，/把我们无穷智慧献给祖国的人民。/（重复第二段）”这部话剧就刻意写生活在上海大都市里的知识青年以集体利益为重，包括对自己工作、友谊、爱情和幸福诸方面的抉择。地质学院毕业生林育生，不愿离开上海到青海工作；相反，肖继业则毅然走出城市，在西北为地质勘探事业贡献着自己的青春，成为“年青的一代”心中的榜样。烈士子弟林育生在革命传统教育之后终于幡然悔悟，决心要痛改前非。林育生白天和“我们”一起去上班，晚上回来就听听音乐，看看小说，读读诗，看看电影，星期天上公园，或者找几个朋友聊聊天，被指责为试图“躲进个人主义安乐窝里去，追求个人享受”。
有着战争余绪的是《千万不要忘记》，这部剧作传达出革命的集体意识对个人日常欲望的影响，腐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无所不在，阶级斗争已经遍布日常，并深入到家庭。《千万不要忘记》剧名最初为《祝你健康》。经1962年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之后，便直接以毛泽东1962年秋天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为剧名，并通过人物之口，将这一主题作了点题式的强调。此外，《千万不要忘记》刊发于《剧本》1963年第10、11期合刊。1964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在单行本中，加入了丁海宽这样的台词：“是啊，这是一种容易被人忘记的阶级斗争，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青年工人丁少纯，出身于工人家庭，是系着红领巾、戴着共青团徽章长大的。他工作积极，经常被选为先进生产者。但是在阶级斗争方面却显得稚气十足。他结婚以后，和小业主出身的岳母住在一起，岳母要按照她的资产阶级人生观来改造女婿，丁少纯新婚后受到曾是鲜果店老板的岳母及妻子的影响，开始讲究吃穿，借钱买毛料衣服，并热衷于下班后打野鸭子卖钱，以至劳动时注意力不集中，险些酿下严重事故。
后来，经过父亲、爷爷、母亲及朋友的教育挽救，他认识到所走道路的危险，而迷途知返，决心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亲人和同志们的帮助教育之下，丁少纯终于认清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丑恶与可怕，提高《千万不要忘记》被搬上屏幕后，成为中国较早的经典老电影了阶级觉悟。这样，一场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对一个青年工人的争夺战，以无产阶级思想的胜利而结束。至于那位岳母，人们希望她能够更好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像那位岳母所散布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毒素是一种旧社会的顽固势力，到处都有。他们那些有毒的思想就像混杂在空气里的病菌一样，无孔不入，常常在人们不知不觉间损害了人们的思想健康。
这部剧作将青年工人打野鸭赚外快的业余生活和发生重大生产事故的危险性联系在一起，从而得出一个结论：“这是一种阶级斗争啊！这种阶级斗争，没有枪声，没有炮声，常常在说说笑笑之间就进行着。这是一种不容易看得清楚的阶级斗争，可是我们必须学会看清它！这是一种容易被人忘记的阶级斗争，可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些狭隘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必须用社会主义思想来进行改造。正如《千万不要忘记》的编剧指出的：“这出戏不仅提出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应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而且还提出了如何组织安排社会生活的问题……
戏里让我们看到把八小时工作安排好，还不能保证不出问题。除了八小时工作，八小时睡觉，最后八小时怎么安排……”
①作者当然对这些个人的欲望表示了否定。丁少纯从热衷于吃穿发展为下班时间打野鸭子赚钱，完全沉浸在私人空间和个人欲望里。而先进青年季友良则生活在公共空间和集体意识里。当季友良得知丁少纯在打野鸭子后与姚母有这样一段对话：“季友良：姚大娘，少纯要是少打几只野鸭子，就能换来很多很多的钱！姚母：少打野鸭子怎么能换钱？季友良：你听我说呀！我们研究的这种方法要是成功了，能大大提高发电机的质量，减少停电修理的次数，一台七万二千瓦的发电机，少停一天电，就等于多发出十多万块钱的电，两天就是二十万！姚母：能劈给你几万？季友良：（笑）不用劈。都是我的。也都是你的。”与丁少纯进行斗争的除季友良外，还有丁海宽。当丁少纯穿上了“一百四十八”元的毛料子制服并日见堕落后，丁海宽对丁少纯说：“毛料子，这是好东西，它比我这身斜纹布强，比人造哔叽也强，这是从前的劳动人民连想都不敢想的东西，现在你们不但敢想它，还有不少的人能够穿上它，这是很好的事情，这是革命和建设带来的成果！我们总有一天，能让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都穿上最好的衣裳！可是现在，世界上还有成千上万的人，连最坏的衣裳都穿不上……要是你们光想着自己的毛料子，光惦着多打几只野鸭子，那你们就会忘了关电门，忘了上班，忘了我们的国家正在奋发图强，忘了世界革命！”丁海宽抗拒城市欲望，否定了个人的欲望，因此，他赞成抽象的毛料子而否定了具体的毛料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