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是萨特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事实证明没有什么第三条道路可走，萨特再也不能忍受那个把他撕成两半的矛盾，不能再有什么迟疑，不能再有什么妥协，他感到自己必须尽快做出明确的选择。种种外部环境告诉他：在左派面前，只有一条路还没有被堵塞，那就是寻求与共产党的重新团结。
这年，尽管法共方面仍有人在攻击改编成电影的《肮脏的手》，但几位负责人开始采取友好的态度，他们请萨特加入“争取释放亨利·马丁委员会”，并就此事件与他合作写一本书以使事实真相公之于众。这是迈向和解的第一步，萨特立刻答应了，并投入了营救亨利·马丁的行动中。亨利·马丁是一名法国共产党员，他反对在印度支那进行殖民战争，因而拒绝服役。当局逮捕了他，并判处他5年有期徒刑。1月，萨特和一些非共产党人士联名给共和国总统写了一封信，要求特赦马丁。奥里奥尔总统接见了萨特，他承认对马丁的判处过重了些，但只要共产党人发起的这场营救马丁的运动还在进行，他就无法考虑特赦马丁。这个答复并没有让萨特及共产党人泄气，他们继续进行这本旨在揭露马丁事件所有细节的《马丁事件》一书的写作，为要求特赦马丁提供论据。
此后，萨特在政治上与共产党进一步接近。事实上，早在萨特反对冷战的斗争中，他就一直站在共产党一边，认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意识确切而必要的体现”。不过，萨特无意加入共产党，他怕太接近了反而会远离他自己所寻找的真理。萨特后来把自己在这一段时期内与法共的关系，称作是共产党人的“同路人”——“同路人也者，我认为就是站在党外来思索何为真理，希望对党有所补充的人”。
这一年的夏天，萨特和波伏娃去了意大利，打算作为期3周的旅行。消息传来，巴黎发生了雅克·杜克洛被捕案。雅克·杜克洛是在参加反对美国将军李奇微（他继艾森豪威尔出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武装部队最高统帅）访问巴黎和抗议法国政府拒释亨利·马丁的示威游行之后被捕的。闻讯后的萨特顾不得原定的旅行计划，火速赶回巴黎。果然如他所预料，面对如火如荼的请愿、示威、罢工等活动，右派发起了一系列反攻。6月4日，由于右派的抵制和不择手段的破坏，共产党发起的总罢工彻底失败了。失败的确令人痛心，而更令萨特痛心的却是他在这期间所耳闻目睹的一系列逮捕、贪污和欺骗事件，而亲手策划这些事件的右派却把罢工的失败说成是全体工人阶级对共产党所持的反对态度的必然结果。萨特再也无法抑制住心头的愤怒：“当我回到巴黎的时候，我必须立刻拿起笔来，要不然我就会被活活闷死的。我写了，夜以继日地写了《共产党人与和平》的第一部分。”
萨特写作《共产党人与和平》的第一部分时的激情吓了朋友们一跳。在给妹妹的信中，波伏娃这样写道：“在两周当中，他度过了五个不眠之夜，在其他几个夜里，他只睡了四五个小时。”这篇在《现代》上连载的文章充满了论战的激情，它不仅回答了右派与非共产党左派对共产党的种种指责，而且试图探究一些很深刻的问题，例如：“共产党在何种程度上是工人阶级的必然的代表；又在何种程度上是后者确切的代表。”萨特还对“群众”与“工人阶级”作了基本的区分：群众是由孤独而软弱的个人组成的结合体，而工人阶级则由革命实践联合起来，共产党就是这种实践的必然中介。萨特最后得出结论：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这篇文章在左派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激发了以梅隆·庞蒂为首的一批《现代》杂志同仁的反对。许多人公开地，或者不那么公开地同萨特一刀两断，其中有些人是因为实在无法赞同萨特的政治见解，而有些人则是因为发现同萨特连在一起会给自己带来损害。
1953年，《亨利·马丁事件》一书出版，萨特在其中选录了有关文章并独自写了近一百页的评论。尽管此时亨利·马丁已被当局在群众的压力下释放，但这本书仍然激起了不小的反响，人们对萨特日益鲜明的趋共立场感到吃惊：“这本书，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与其本阶级决裂的行为。”此外，由于新聘用了两位左派知识分子——贝居和朗之曼做编辑，《现代》杂志重新带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萨特从未像现在这样接近共产主义者，但作为一个真诚的革新分子，他不想抛弃自己独特的判断力，也不想让人们误解他已经与共产党员无界限，为此，他在与共产党人一道工作的同时，不断撰文阐明自己是为了什么，是在多大程度上同共产党保持一致——
“文章的目的在于表明我与共产党人在一些确切的、有限的方面的一致，不过我是从我的原则而不是从他们的原则来论述的。”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萨特所无法苟同的是斯大林的高压统治、苏联的反犹太主义、布拉格审判等等。当右派作家莫里亚克在《费加罗报》上指责萨特不对斯大林的反犹态度表示谴责时，萨特答复说，他会选择自认为合适的时机这样做。萨特也逐渐认识到，共产主义不是一夜之间就会到来的，但资产阶级政权想使自己永世长存，而马克思主义却已预见到了自己的未来。社会主义的暴力不过是一个新纪元在儿童时期的疾病，人类必须经过一段迂回曲折的道路才能具备真正的人道主义——萨特重新阅读了马克思、列宁、卢森堡等人的著作。他试图朝马克思主义方向扩展他的哲学，但并不抛弃他自己的原则和目的。
为了进一步了解共产主义的实践，萨特和波伏娃应邀来到中国，作为期45天的访问。
1955年9月6日，萨特和波伏娃抵达北京机场。这是一次奇特的访问，因为双方都互不了解：萨特和波伏娃是第一次来到远东，中国对于他们而言完全是一个陌生的国家。而中国人对萨特和波伏娃也知之甚少，因此交谈很难深入下去，往往是在寒暄了几句后，便转向了天气或烹调。但当两人在中国人的带领下，来到北京、上海和沈阳的街道时，那种美妙、新鲜的感觉弥补了这种相互的不了解。
正处在大跃进时期的中国使萨特与波伏娃大为震动，在革命成功后的短短几年内，中国已经较好地解决了通货膨胀、贫穷、饥饿、流行病、婴儿死亡率偏高等一些常常伴随着革命而来的问题。最让他们钦佩的是：从新生的政界、杰出人物到工人，艰苦朴素蔚然成风。不过，萨特也第一次完全懂得了“不发达国家”这个词的含义，体会到了当贫困困扰着6亿人口时，贫困意味着什么。
看到中国人民是以怎样深切的急迫心情在为自己建设未来，萨特感慨万千。11月2日，萨特接受了《人民日报》记者的采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盛赞“在中国，直接的现实是未来，一个伟大的民族为了建立一种更人道和更公正的社会制度而努力”。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部长陈毅接见了萨特和波伏娃。
回到巴黎后，萨特打算撰写一篇关于他最近访华的研究性论文，然而新的时局使他未能完成这一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