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曾易服私访，走进一条陋巷，到了内朝臣罗复仁家，只见罗正爬在梯子上刷墙。朱元璋看后很感动，立即赏他一所房子予以表彰。清康熙年间，有个知县靳让上疏提出“察吏安民，实行教养”的建议，以使百姓“家给人足，无一冻馁”。后来康熙调靳让做通州知州，他身穿布衣，骑着一匹瘦马前去上任。在任上，靳让对肆意伤害百姓的人依法严惩。有奸商凭借权贵势力，图谋垄断麦豆买卖，靳让坚决惩处。康熙赞赏靳让“除弊务尽”的果敢，当朝廷商议学政人选时，康熙说：“朕亦举一人。”推举靳让升任学政。
孟子说：“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仰起头来看看觉得自己对天无愧，低下头去想想觉得自己不愧于别人。做人要光明磊落，问心无愧。
孟子是以“天爵”藐视“人爵”的思想家，他认为，道德人格是乐的真正主体，离开主体的自我感受、自我体验，所谓乐是不存在的。“仰不愧”、“俯不怍”之乐，完全是一种个体人格的自我写照，他所说的“大丈夫”精神，就是指此而言的。
道德教育要取得实效，必须一方面遵循知识论的规律，遵循人们的道德品质和心理成熟的规律。
另一方面，还要遵循生命成长的规律，遵循心性论的规律，用中西方文化来滋润生命。我们的教育资源中最好的东西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做人之道和修养理论，但后来道德教育内容体系中却忽视了这个基础，使概念化、理论化的教育内容成了空中阁楼，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在道德教育体系中成了稀缺资源。
“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儒家“为天地立心”的基点是在处理好个人志与气的关系的基础上，将个人的生命融入到整个民族和社会国家的命运之中，为国家为民族承担起历史的重任。
哲学家康德说：“有两种东西，我们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所唤起的那种越来越大的惊奇和敬畏就会充溢我们的心灵，这就是繁星密布的苍穹和心中的道德律。”这与孟子所说的意思完全一样。
做到“不愧不怍”，我们来看个故事。一个美国游客到泰国曼谷旅行，在货摊上看见了一种十分可爱的小纪念品，他选中3件后就问价钱。女商贩回答是每件100铢。美国游客还价80铢，费尽口舌讲了半天，女商贩就是不同意降价，她说：“我每卖出100铢，才能从老板那里得到10铢。如果价格降到80铢，我什么也得不到。”
美国游客眼珠一转，想出一个主意，他对女商贩说：“这样吧，你卖给我60铢一个，每件纪念品我额外给你20铢报酬，这样比老板给你的还多，而我也少花钱。你我双方都得到好处，行吗？”
美国游客以为这位泰国女商贩会马上答应，但只见她连连摇头。见此情景，美国游客又补充了一句：“别担心，你老板不会知道的。”
女商贩听了这话，看着美国游客，更加坚决地摇头说：“佛会知道。”
美国游客一时哑然。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像钓鱼一样，设了一个诱饵，但女商贩并不上钩，关键在于她深深懂得：商人必须讲究商业道德，正经钱可赚，昧心钱不可得；别人能瞒得住，但良心不可欺。
做人处事的道理和经商的道理是相通的。“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这句话几乎包含了各种层面的人生活动，比如做官、种田、经商、打工等等，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对得起天地良心”，于人于己问心无愧，无论处于何种人生情境，无论是别人知道还是别人不知道，做人都要珍视“人”这个崇高的称号，必须保持个人品德的纯洁无瑕。
利用别人不知道而欺骗别人是一种最大的不道德。《后汉书》中记载了一则“杨震四知”的故事。东汉时期，杨震奉命出任东莱太守，中途经过昌邑时，昌邑县令王密是由杨震推荐上来的。这天晚上，王密拿着10斤黄金来拜见杨震，并献上黄金以感谢他往日的提拔。杨震坚决不收。王密说：“黑夜没有人知道。”杨震却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说没有人知道呢？”
为了不做对不起他人的事，在行动之前，要审查自己的良心，是不是缺失了。在行动中，让良心起调整和监督作用；在行动后，良心对行动的后果进行评价和反省。“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做人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记住曾国藩这句话，对你做人处世大有益处。你无愧于人，对方自然对你信任，你何愁不被人接纳与认可呢？这是一种积极的进取，相反，如果瞒着人做了亏心事，虽然得到了便宜，但实际上却是一种境界的倒退。
不诚无物，完善人格
欧阳修说：“君子修养品德，内要端正自己的思想，外要修饰自己的仪表。”苏洵说：“脸脏了不忘擦洗，衣服脏了不忘清洗，这是做人起码的常识。”按照这个常识做人，完成了自我的人格，才能被人看得起。要被人看得起，平时做人要端重，要庄严，要恭敬；不要轻佻，不要苟且，不要散漫。
君子不重则威。人作为万物之灵，能超越自我，成就事业，这都要依靠自己去创建，依靠自己去奋斗。做人如果可以深入观察自己，唤醒自身沉睡的潜能，那么，伟大无比的力量和奇迹将会因此而产生。唤醒潜能后，你会惊奇地发现，你和圣人没有什么不同，圣人和你也没有什么不同；你就是英雄，英雄就是你，英雄和你没有什么区别。不过，你要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
唐朝白居易，既是位了不起的诗人，又是位了不起的清官。他在杭州任刺史期间，除了饮水吃菜非得向当地购买以外，从不索取任何名贵物品。想不到他离任回家以后，竟发现自己做了一件错事，于是写下这样一首类似“自我检讨”的诗篇：“三年为刺史，饮冰复食叶。惟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此抵有千金，无乃伤清白。”
原来他在游天竺山时，带回来两片玲珑可爱的山石。他感到对不起杭州，对不起天竺山，要是每个游人都去带回两片可爱的石子，那么，天竺山还成什么样子，这不就破坏了大自然之美吗？这种损失，抵得上贪污千金，不像个为官清白的人所做的。
一个人一生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变化，如生活条件变化，家庭关系变化，职业变化，地位变化，或者受挫遭难，或者伤残，但无论什么情况，都应该保持独立的人格，自尊自敬，自爱自重。陆象山说：“双手攀南斗，翻身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这就是自尊自重。陆象山又说：“天下的事情，是每一个人的事情。”这就是自敬自爱。
做人处世力行中庸，并不排斥自尊，没有自尊，与中庸思想只会越来越远。自尊是自我规矩，自我规矩才能自成方圆。自尊不是自我夸大，惟我独尊。自夸的人狂妄，怪异，荒诞。做人要自尊，就是要自己看得起自己，在自己的心中确立这样的信念：天地赋予我的优势并不比别人少一分一毫，别人有的我也有，只要自强不息，锲而不舍，精进如斯，成功就不会少我一分。做人不能自暴自弃，以致辜负了天赋的才华，辜负了人生的美好。天作孽尤可恕，但自己不尊重自己，不自爱，那还有什么理由自怨自艾？
司马迁的童年，他家过着耕种牧畜的生活，父亲名谈，是一位太史令，“掌握秘籍、职司记载”，博学天文、史事，通晓诸子学术。司马迁从小受到良好熏陶，10岁时，他随父来到长安，诵读古人经书，有机会接触到许多珍贵文化历史资料。20岁以后，司马迁开始周游各地名山大川，他游历淮河、长江一带，深入乡野，探访古迹，采集传说，考察风土人情。他到过刘邦起兵的沛县等地，访问过萧何、曹参、樊哙、滕公等人的故家，了解了他们的一些事迹，他登上会稽山，去寻找民间传说已久的禹穴。为了勘察大舜所葬的地方，他又登上九嶷山。他考察过屈原的遗迹，参观了孔子的“庙堂车服礼器”，瞻仰过信陵君门客侯赢曾经看过的夷门。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增长了不少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接近下层人民，了解了人民的疾苦，为后来写《史记》准备了条件。司马谈死后三年，司马迁继续当了太史令。在他42岁时，开始了《史记》的著述。
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替李陵辩冤而遭大祸，司马迁在狱中受到奇耻大辱，本想“引决自裁”，但为了完成他不朽的著述，才“隐忍苟活”下来，狱中他想起以前周文王被商纣王囚禁时，曾推衍出《周易》的卦爻。他想起了孔子在陈、蔡二国遭了困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江南而赋《离骚》，双目失明的鲁史官左丘明编撰《国语》，双脚受了重刑的孙膑忍着巨大的痛楚而作《兵法》……这一切给了他很大的鼓舞。在狱中他效法这些不朽的名家，发愤而作，为了完成自己的宏伟心愿，只能忍辱含垢，发愤著述。终于在公元前92年，他以极大的毅力和雄深雅健的文笔，完成了宏伟的历史巨著《史记》，也同时完善了独立的人格。
司马迁写《史记》的过程，说明了一个人心地如果光明磊落，即使立身在黑暗的狱中，过着暗无天日的非人生活，也像站在万里晴空的天下一样，能做出顶天立地的事来。反之如果一个人的观念邪恶不端，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也只能终日战战兢兢，无所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