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现代建构，在我看来是一个演进性的过程或更多的是对文化品格的一种预约。学者对“现代”、“现代性”的阐释，令人目不暇接。在这里，我更愿意认同这样的界说：“在欧洲启蒙大师那里，现代性原本是一项伟大的工程设计，它严密精致，和谐有序，充满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光辉。至少，它是一套有关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理性蓝图。依照韦伯的经典表述，这个理想社会将由科学、道德和艺术三个领域组成，它们分别由认知（工具）理性、道德（实践）理性和艺术（表达）理性所支配。
三种理性彼此默契，协调运转，构建成一个完美的现。
现代文化建构与报告文学的自觉代社会。”由此可见，现代决不仅仅意指历史的时间序列，而更重要的是表示着社会的文明程度。开放与多元，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人是现代社会的创建者，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前提与旨归。因此，现代或现代性，其基本的内涵无不关联着作为现代社会主体的人的质素与品格。自主与原创，应该是现代人的基本的质素与品格。开放、多元与自主、原创是一个共生结构，前者为后者提供一种历史的可能性，而后者则既表征着社会的现代性，同时又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力。现代文化的建构，不仅需要具有开放与多元的历史场景，而且也需要自主与原创的主体精神。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新时期，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建构创造了一种历史性的机遇。
从总体而言，文学现代性的基本规约就是对作家创作自主的承诺与尊重。但由于特定的时代主题的牵引与意识形态的制导，20世纪中国文学普遍地表现出政治化的景态。此间报告文学虽然也在发展，也时见繁荣，但这大多导源于外在的推动，而缺乏文体内在的活力。文体内存的活力由具有自主意识及其表达可能的主体所造就，主体的自觉决定着文体的自觉。报告文学是一种非虚构的文体，因此对事实的尊重是这一文体写作的基本原则，而这种尊重需要作者禀具独立自主的理性精神。新时期的历史境遇以及作家自我意识的觉醒，不仅使报告文学的“原我”寻找成为可能，而且变成了一种实际的存在。报告文学作家开始以自己的眼光观察世界，以自己的头脑思考现实，以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察与思考。报告文学以“自我”的精彩轰动了文坛，赢得了社会的关注。这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及其报告文学文体走向自觉的时代。
尽管人们用“现代性汪洋”饥评学界对现代性的讨论，但报告文学的现代性依然是一个颇具原则性的有意味的话题。在我看来，讨论现代性，需要对论题作一划界，以确定其意域之所在。文学的现代性关联着社会的现代性。社会的现代性简言之就是启蒙的现代性。从19世纪中叶以降，中华民族开始以一种世界性的眼光，以开放与变革的具体运作，借取西方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包含了科学、民主、自由、平等、人道、法制等普遍原则的现代品格的构建。其基本主题就是以民主解构封建专制，以科学排拒愚昧迷信。文学的现代性则可解为对文学本体性的追寻与表达。文学的本体性就是将文学从传道之器回归为人类的一种审美的方式，回归到文学自身。它的基本诉求就是实现创作主体的自由自主并且由此获得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性思考。
报告文学的现代性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它与社会现实所具有的特殊关系，决定着它的现代性更多地体现在社会现代性的层面上，而主要不是在文学现代性的维度中。报告文学的发生及其演进，它的价值生成等无不与现代性社会创建的进程密切相关。近代的思想启蒙成为报告文学发生的直接动因。早期的报告文学以这一文体自身的方式，参与了当时社会启蒙工程的建设。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因着改革开放与人自身解放的需求，中国社会又掀动思想启蒙的大潮。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就因为它负载着这一重大社会主题而具有文学史和思想史的意义。由此可见，中国报告文学的现代性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是相对应的，前者是后者的表征或者是一个缩影。
在文学现代性的维度中讨论报告文学的现代性，可见其意义不在报告文学的文本之中。报告文学创作本身不追求对于自由、个性等主题的表达，也无法与政治的现实保持距离。它的价值存在于对现实（包括对政治）的理性关怀之中。但现代性的重要意义却凸现在对于报告文学写作主体素质的滋育之中。我们指认报告文学为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就意味着启蒙精神与理性操守对于报告文学所具有的重要价值。要禀持启蒙精神与理性操守，就需要写作主体进行自我启蒙，以获得自主自由的精神和独立不俗的人格。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正是在这里显现着卓然可观的风范。这种风范，整体上不能见于传统性的社会，也不可见于现代社会庸常的集群。作家不仅要怀具“先天下之优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兼济天下的传统的人文精神，而且更需要有一种超越狭隘的价值评价的现代批判精神。从根本上讲，报告文学的现代性集中地体现为报告文学作家的现代性。新的历史时期，成为报告文学作家现代性品格育成与展示的一个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更多地闪耀着现代性的光芒。
主体自觉：时代承诺与本我确认
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意义在于人的发现，那么新时期的重大历史功绩之一就是人的解放。“文革”后逐渐展开的拨乱反正，使社会由非常态渐趋常态，人的尊严与权利等开始得到重视；改革开放国策的实施，使人的生存空间与精神空间得到了拓展，人得以在较高的层面上实现自身的价值。人的精神机能开始得到恢复。这一点对于作家--人文知识分子而言，显得特别地富有意义。知识分子作为一种“思想性的动物”，他们精神机能的正常化与思考言说的自主性，成为其履行社会职志的必要前提。过往的社会，太多的政治运动，运动着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被视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分子”而加以改造。这样，知识分子要么无奈地被异化，作违心之论；要么缄默，处于失语状态。他们无法履行真正的社会使命。
现代化事业的推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建设，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参与，新的时代主题为知识分子合法性地位的取得提供了一种内在逻辑。早在1977年5月，邓小平就提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此后不久，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讲话，谈到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举例时说：“比如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这是一个领域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同时也非常注意知识分子要好好地改造世界观。‘四人帮’把知识分子一概称为‘臭老九”并且还说这是毛主席说的。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曾经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不能继续讲。”这里体现出了邓小平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鲜明的态度和思想作风。以后他在《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等讲话中多次提到了知识分子的问题，表明了他的正确观点。特别是1978年3月18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邓小平代表党中央正式给知识分子“平反”，宣布“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现在听来，这样的表述似乎并不惊世骇俗。但在那样一种特定的历史情景中，1978年3月18日，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就不啻是一个具有特殊意味的生日了。知识分子的被正名，使他们拥有了一次许久以来难得的精神狂欢。
知识分子终于浮出水面。对作家而言，确认他们“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只是对其政治身份或政治待遇正常化的一种表示，这一点当然是极其重要的。但作家与一般的工人阶级毕竟不同，他们所从事的精神生产的特殊性，需要其有更多的精神自主性。这样，文学与政治关系历史之结的解开，就成为一个不可绕开的重大课题。大约肇始于20年代革命文学之时，文学往往被理解为一种政治的工具，而至延安时期由于毛泽东的明确的表述，文学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的观点变得十分权威而流行。应该说，文学的政治工具化有其存在的历史价值，特有的时代主题将文学与政治关联在一起，政治提升了文学的地位，而文学在参与、支撑政治的过程中实现着它的价值。但文学的政治化至少存在两个问题。由于有时政治理性的丧失，政治的异化便直接导致作为工具的文学的异化，这已有许多不争的史实可以佐证。此为其一。其二，文学的政治化，遮蔽文学的独特性，容易使作家在认同（自觉或不自觉）某种意识形态的时候，放弃自己作为作家的立场，背离文学作为艺术的生产规律。因此，在历史的新时期，要解放作家的精神生产力，不仅需要在政治上给他们正名，而且还必须调整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对此中央颇为重视。1979年10月30日，在北京召开了由3200人参加、为期17天的第四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邓小平作了祝词。他充分注意到了文艺的特性，认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据此，他强调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两个多月后，他更为明确地指出：“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颇富意味与说服力的是，曾经参与文学政治化话语的制造，对作家伤害甚多，而后自己亦身受其苦的周扬，他在第四次文代会所作的《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中，也认为：“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容易导致政治对文艺的粗暴干涉。”他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观点，得到了中央的认同。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文艺大政方针的这种调整，从总体上解除了庸俗的文艺政治学对作家的束缚，极大地激活着创作主体的精神世界。
思潮作为社会文化生态的构成要素，对作家的影响是显见的。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的数年间，思想文化领域中至少有两种存在对作家主体性的成长具有重要的催化作用，一是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二是西方现代文化的涌人。“‘文革’对中国是场浩劫，在思想文化上造成的破坏尤为深重。80年代的启蒙是对‘文革’黑暗、专制的一种拨乱反正，是对酿成文化悲剧的原因的反思。它的诉求非常简单和基本：恢复和尊重常理与常识。”在我看来，作为新时期思想界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所涉及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哲学命意并不具有更多的原创性，其包含的只是一种公理与常识，其要旨在于召唤一种尊重实践，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这一公理性的命意，之所以特别重要，一是因为它常常为人忽视或拒绝因而需要加以强化，二是它对特指性的“两个凡是”说的拆卸具有有的放矢的理论意义。而对作家，特别是报告文学作家而言，尊重事实，正视现实，反映真实，关系其道德文章的品格。曾有一段时期写真实论”被列为“黑八论”之一而被批判。因而崇真求是的倡导，对恢复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对作家写作非虚构性的报告文学等，具有一种思想理论的支撑价值。
西方现代文化的大量涌人，成为新时期一道极为重要的风景，其规模与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对长期以来闭关锁国拒绝现代文化参照的一次补偿。其时大量译介了西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系统论等现代科学主义理论，精神分析学说、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现代人文主义学说以及神话原型批评、接受美学、阐释学、比较文学等现代文学理论研究方法。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介绍也相当热衷，1978至1982年间，译介、评述、讨论现代派文学的文章多达四百余篇。西风又东渐，特别是萨特、弗洛伊德、马斯洛、青年马克思（人道主义异化观）、卡夫卡等学说与创作、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等影响很大。由于这些西方现代文化的内质相当复杂，所以它们影响的性质有所不同。但它们无疑为中国的思想文化界提供了参照与背景，给出了观照事物的多种维度。对报告文学而言，创作中主体意识、批判意识的强化，创作形态的变化等无不与外来影响有关。比如80年代流行全景式的宏观报告文学，而“报告文学的‘宏观综合”反映的是一种现代的和普遍的思维方式，随着技术进步和工业发展，经济结构、社会结构都日趋系统化。系统科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的，结构主义思潮的兴起也是综合趋向的表现。”报告文学体式走向宏观，“它是整体化系统思想的体现，是人们对物质和精神世界认识深刻化的反映。”而从李延国《中国农民的大趋势》、雷铎《中国未来大走向》等作品中，可以看出“‘未来学’在中国的传播”产生的影响。
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为报告文学作家主体意识的觉醒创造了一种适宜的社会气候，但这只是一种文化的“气候”而已。主体最终走向自觉，还需要主体本身对自我的存在能够予以理性的判断。即使是同处于历史的新时期，也有不少作家放弃了对主体意识的表达，依然习惯于人云亦云或传声筒式的写作。由此可见，报告文学作家失落的主体意识的找回，不仅要有时代的开放多元，有报告文学作家的自主性正在生成，写作由屈从于某种号令的被动态，变为作家参与现实的一种主动方式，由一种代言人式的社论体制作，变为具有个人风格的有意味的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