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相对自由的写作环境，而且更需要作家拥有一颗自由的心灵。令人欣喜的是，报告文学作家对于心灵的自由开始特别地关注了。报告文学作家陈祖芬就说人们说创作自由，往往指政策给予的自由。但还有一种自己给予自己的自由。我们没有人会说自己不喜欢自由，但实际上人们往往不知不觉地、不同程度地放弃自由--宁可沿袭千年的生活方式，宁可继续几十年一贯制的思想方法，宁可坚守因循的观念……但是时代已经给予了我们知识的海洋和探求的天空，给予了我们空间感和自由度，给予了我们创造的需要和突破的冲动。”陈祖芬所说的“自己给予自己”自由，正是作家对主体意识向往的一种朴素的表述。只有写作主体拥有心灵的自由，写作本身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主性行为。事实表明，报告文学作家的自主性正在生成，写作由屈从于某种号令的被动态，变为作家参与现实的一种主动方式，由一种代言人式的社论体制作，变为具有个人风格的有意味的创造。
获得写作自主权的报告文学作家可以对原有的写作规范说“不”。黄宗英是新时期重要的报告文学作家，谈及创作的题材择取，她给自己规定有五种题材不选，其中“大伙儿都嗡着去写的题材，再动人，我不选”，“别人觉得重大，公众舆论也认为重大，而我实在找不到感性的桥梁、媒介可以化为己有者”不写。这两种不选的题材，在政治同化期“写中心”、“写政策”的规约中，都属于重点重大的题材，是作家不能不写的。黄宗英要选的题材有两种，她“写胜利者，更也写失败者；为最需要援之以手的人们，助一‘呼’之力。”“写大家都很关心，我也很动心的，可又相当棘手的题材--这很可能是时代矛盾相当集中之一点。突破它，对社会之进步或有所促进。奇趣妙在奇险。虽险，愿为之一搏。”在黄宗英的“选”与“不选”之间，可以感受到作家对于社会责任的承担，对于人文精神的张扬，对于自我以及文学规律的尊重。黄宗英所写的秦官属，是一个自选的对象。人物没有取得像陈景润那样的重大的科研成果，而只是个“请求你们千万别写我，我的处境很为难”的普通的且充满着复杂矛盾的中年女科技工作者。但自我意识渐强的黄宗英从对象及其遭际中敏锐地发现了题材的意义，这就是如何尊重并正确地评价知识分子。
报告文学作家的本我确认，不仅表现在他们对于普泛的创作自主性的追寻方面，而且更体现在他们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的操持者对于作家及其文体使命的体认上。这种体认反映了作家对报告文学体性及功能认识的深化。“报告文学作家无非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他从他的角度来看待社会，提供一种看法，这既不能和小说家等同，也不能和哲学家、社会学家等同。这就是报告文学家一种独特的思维和看法，这就是思想性问题。”报告文学不同于一般的新闻报道，起着单向性的或歌颂或批判的宣传作用。它在向读者提供信息的同时，还应该启发他们对人事物象进行思考。优秀的报告文学犹如一种“思想发生器”，或者成为激发读者思考的重要的思想资源。新时期开放的社会存在，催发着人们本有的但久被阻抑的思想机能。作家和读者希望能在更高的层次上，通过作品实现精神对话与思想共享。这样对作品思想深度的要求就被提到了一个重要的高度，甚至被视为报告文学审美生成的关键。麦天枢就说当思想的深度构成读者对报告文学的普遍要求的时候，思想性就表现为一种美；思想性通过文学手段来承载，思想性就变成了文学性。”有价值的思想是一种独立的、原创的而充满理性色彩的精神存在。报告文学文体所呈现出的思想性，既是作家主体意识独立性的外化，同时，它又以主体意识独立性的拥有为其前提。因此，以理性精神支撑起来的主体的独立性，对于报告文学显得十分重要。
主体自我，在报告文学中是不可或缺的。对此，国际报告文学家巴克有一段经典性的表述。他指出：“在小说里，人生是反映在人物意识上。在报告文学里，人生却反映在报告者的意识上。”报告文学的主体性决定着作家本人不能从创作中淡出，而应该通过客观事实的叙说，直接表达主体对人生社会的思考，体现出思想的某种先锋性与深刻性。正像报告文学作家理由所强调的那样总之，报告文学作家在用一种自觉的独立意识去注意重大社会问题，给读者更多的思考和辨析。”主体意识的普遍强化，使新时期报告文学创作呈现出一种思考的风气。《人妖之间》为王守信现象而思考，《三门李轶事》为党员被群众所拒绝的事件而思考，《西部在移民》为人类的贫困而思考，《中国姑娘》、《在这片国土上》为感动人心的中国精神而思考。“‘思考风’是报告文学的使命意识强化的原动力。”思考的蔚然成风表征着“报告文学进人到觉醒的自觉的时代”。
在新时期报告文学作家的本我确认中，至少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报告文学作为知识分子向社会发言的一种方式，作家必须关注现实，介人现实，必须怀具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选择报告文学也就相应地选择了责任与使命。麦天枢就以为：“报告文学就是有责任感的人的事业，没有责任感的人也许不会选择这个职业，无论他的动机如何。”这是报告文学作家不同于其他文类作家的一个重要的特异之处，此其一。其二，面对丰富复杂的对象世界，作家拥有从事精神劳动所必需的自主权，以“我”的方式去承担社会责任与使命。简言之，报告文学作家的本我是一个兼具社会性与自我性的本我。自我与社会在这里成为一个相生的有机组合。新生代报告文学作家贾鲁生曾经对他们的价值取向作有表白。他认为“我们这代人是在实现自我的过程当中承担社会责任，或者说在承担社会责任过程中实现自我。”将承担社会责任与实现自我价值结合起来，这使得新时期的报告文学不仅具有社会关怀的品格，而且也能充分展示出作家自我的精神。报告文学作家对于自我的隆重张扬，是新时期报告文学有别于此前此后同类创作的重要的标志之一。新时期报告文学文体功能的强化，特别是批判功能的回归，文体内存的变异及其体式的转型等，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作家主体意识的自觉。
功能强化：批判性主旨与启蒙价值
我们的耳旁现在似乎依然萦绕着有关报告文学轰动的历史之回响。新时期报告文学，作为20世纪报告文学发展史上一个标高，已为识者公认。”改变历史航向的新时期逐渐远去，而这一时期引领潮流的报告文学的品格与意义，却永远值得我们研究、珍视。新时期的报告文学在哪里树立起自己的丰碑？对于这个问题可能或应该有多解，但是对于这样的表述，我们大家是应该认可的：
从总体上看，新时期的报告文学程度不同地体现出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他们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的强烈的政治热情，敢于直面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勇敢揭露非人道现象和丑恶腐败现象。正是这样一批富于批判精神和反思精神、力求开拓、勤于思考的作者，着意从时代高度来观照历史、审视现实、展望未来。
正是这样，新时期报告文学作家以他们的成功的实践，诠释了报告文学文体的定义。报告文学只有当主体走向自觉的时候，才能实现它直面现实、介人现实，进而批判现实的重要的功能。
我们并不是说批判是报告文学的唯一任务，而是坚持认为批判乃是这一文体诸种功能中不可或缺的一种。从通理而言，“文学是一种文化批判和反思”，“文学不只是给人提供某种想象性的愉悦，而是在这种想象的活动中反思、重建着人类精神文化”那些“缺乏批判精神的文学，是庙堂文学，或娱乐文学”。再从报告文学这一特殊文体的发生史看，“报告文学是作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来到人世间的”，“报告文学的战斗性和批判性它对旧世界的不妥协和激烈的批判，使它和一般的记游、记事划清了界限，从而自立门户，成为独特的文学样式。”30年代报告文学在中国的崛起，也正是由于被压迫阶级将它用以社会批判的武器而大力倡导的结果。后来为独特语境所限，批判仅仅用以对异己的否定，体制之内的批判差不多被搁置。50年代中期少数作家的特写干预生活，暴露现实中的官僚主义等不良现象，结果其人其文遭致重伤。由此可见，在体制之中开展批判，需要有一个正常的文化生态环境。新时期的开放改革，为文学的批判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而于此间作家生长着的知识分子品性，将批判的可能变成了批判的现实。尽管有时批判仍会遭致非议，这从一端显示着批判的意义，但新时期报告文学作家深入生活前沿，勇于直面现实，敢于亮出思想等等，蔚然而成一时风尚。
有时对批判的偏见来自对批判的误解。其实批判应该是一种理性的行为。批判并不是为了拆解现存的一切，其要旨在于完善人类与社会。“批判的态度并不一定就是消极的态度，更不能把批判性简单地视为破坏性。在许多时候，批判正是一种进取，是一种建设，是勇敢的探求。”因此，文学的批判不仅可用于异己，同样也适用于体内的修正；批判不仅在旧时代必要，在新社会也有它的使命，只是批判的性质与意义不同罢了。报告文学“这种批判功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批判那些反科学反民主的现象，从而使社会生活得到改善，建立起为社会发展而努力的充满活力的文化精神。这种批判精神在过去因批判对象的相对确定而表现为战斗性，在今天则表现为一种思考的力量”。批判在不同的体制中，其情形有着诸多的差异。但批判作为报告文学的基本使命，作为一种文体精神，它并不应该因时缘事而有所不同。新时期报告文学的重要价值就在于它恢复并且强化了这一文体的批判功能与品格。
新时期报告文学批判的实现与当时社会启蒙思潮的盛行密切相关，或者可以认为批判性的报告文学兴起适应了思想启蒙运动的需要，直接参与了思想启蒙运动。观照百年中国历史，可见大凡社会发生重大转折之际，常常会伴随出现启蒙思潮，其势颇为浩大。这样的启蒙思潮集中地出现在戊戌变法时期、“五四”时期和新时期。启蒙的要旨在于求得人的自由与解放，实现人之为人的目标。康德时代的启蒙意指着人类从自然王国中发现真理，从宗教神学的思想禁锢解放出来，用真理取代迷信；20世纪中国的启蒙则主要是拆解封建性的传统文化，用科学去除愚昧，用民主荡涤奴性。
在以启蒙为时代主题的时期，知识分子当然是或应该是社会主角。知识分子特称中所包含的启蒙性、批判性使他们选取适合自己的方式掀动思想启蒙的大潮。“五四新文化就是知识分子在庙堂之外自建的一所‘广场’，它构成了一个介于国家政权与民间社会之间的知识分子的领域”。与此有所不同的是，在新时期现代文化建构中开始走向自觉的知识分子，他们所拥有的启蒙话语，除了肖设的有别于主流话语与民间话语的以外，相当部分顺应了主流话语建设的需要。主流意识形态所奉行的改革开放的国策，所推行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等，需要对历史上特别是“文革”极“左”的观念进行拨乱反正，需要对现实中阻碍改革开放的诸种存在加以清除；身受极“左”路线戕害，又在现实生活中遭致不公不平的大众，在民主法制建设并不完备，新闻渠道尚不畅通之际，指望文学充当他们的代言人，借助文学倾诉他们的积郁与惨痛，批判种种反民主、反科学的丑恶现象。由此可见，启蒙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话语。新时期文学的轰动，就其题旨而言，主要是具有启蒙意义的文学的轰动。民族在启蒙主旋律中的共鸣，正是造成文学轰动的重要原因。
在新时期启蒙文学中报告文学是不可忽视的。有学者曾指出：如果说“五四理性精神（以科学、民主为核心）主要体现在鲁迅杂文和小说中的话，那么，新时期的理性精神则主要体现在以问题报告文学和改革报告文学为中心的报告文学中”。这一观点有着概括不周的不足，但它对鲁迅文学与报告文学所阐扬的理性精神（实指启蒙精神）的强调无疑是符合文学史实的。新时期报告文学作家的启蒙意识是自觉的。在他们看来，报告文学并不是一般的文学样式，而是作家观照社会又直接作用于现实的体现他们社会职志的一种独特的方式。他们“用报告文学的形式，把对社会生活的认知、观察、思考这种理性的成果，用文学形象的方式拓展出来，交代给社会，在社会上起启蒙作用”。面对新的社会存在，基于对文体功能的重新体认，正像写作了《胡杨泪》等作品的盂晓云所说：“报告文学作家在不断更新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同时，增强了参与意识、忧患意识和对历史与现实严峻的批判意识。”这样他们所运作的文体就不再仅仅是以歌功颂德为主的新闻类文体，只起到表扬好人好事、讴歌新生活新气象的宣传作用，而是理性地报告社会现实，灌注主体思想元素并能启发读者思考的具有多种功能的写作方式。
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给出了“新时期意识”概念并对它的存在形式作了提示：“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广泛存在于社会各阶层的‘新时期’意识，其核心是以‘科学、民主’为内容的对于‘现代化’的热切渴望。这种意识表现为两个主要层面，一是在与过去年代（‘文革’）的决裂和对比中，来确定未来道路，另一则主要是反观‘历史’作出的发问和思考。”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新时期”意识自然不会随着历史的推进从天而降，它的确立是以反科学、反民主的封建意识的破除为前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伴随着思想文化的启蒙才开始生成“新时期”的意识，或径言之，启蒙意识在特殊的语境中也就是“新时期”意识。新时期报告文学创作中凸现的启蒙主题主要反映在两种时间向度的题材中。一类是即时性的现实题材，旨在揭露，以引起思考疗救；另一类是历时性的历史题材，反思往昔以有益于来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