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今天的中国来讲，国家怎么腾出社会会空间呢？这需要确认国家必须腾出的一些社会空间领域。一是要释放社会的赢利空间，也就是市场空间。如果说中国实行市场经济的30多年时间，国家已经在经济活动的微观领域腾出了市场空间的话，但试图实现社会的善治，还必须进一步承诺市场活动的独立性。国家桉公权公法的原则管理市场，市场只要谨守国家法规，党政机关就没有干预市场的理由。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混合所有制的企业权属体制，但混合到什么程度，权属关系如何厘清并加以法治化确定，都是一个为市场腾出活动空间的大问题。要警防将混合所有制搞成国家捕获市场的手段，变成国进民退、吞食民资的简便方式，权钱交易的方便法门。
二是要释放社会公众的组织空间，让散沙般的社会能够按照业缘、地缘与趣缘组织起来。社会公众一般都处在工作与生活的两重空间里。在工作中，他们当然要服从职业规定性，同时还要服从工作组织中的科层安排。除此之外，他们也需要建立起根据职位、责任等相关因素自然分流的社会组织。这样的组织，不是行政科层的组织，而是团结互助的工余组织，这是社会组织的一种重要类型。同时，在日常生活中，不管处在什么岗位上的人员，都有通过业余生活以化解工作紧张的需要。按照不同的兴趣，人们有权组织反映自己兴趣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依循成员们约定的原则，展开高度自由和相互协商的集体活动。
三是要释放社会公益活动的空间，让公民们可以有一个互助互爱的自治天地。国家必须释放社会公益组织的活力，不仅应放手让公众建立社会公益组织，而且为公益组织提供广阔的活动空间，促使公益组织发挥勿需国家到场就能发挥出来的社会功能。这就一方面将党政机构从一定的社会互助事务中解放出来，专心处理好公共权力事务；另一方面也会促使社会的自治、自救、自助，养成社会成员相互间关心、帮助的良好习性。这对一个社会进入安宁、互爱的伦理状态，无疑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
建立新型社会治理体系的宗旨是社会组织各归其位、各尽其能。
腾出社会空间，不等于社会就能马上进入勿需国家权力的自主、自治与自律状态。除开社会治理还需要逐渐积累自治的经验以外，社会的自治体系也还需要认真加以建构。
社会的自治体系，一方面是一个国家与社会空间有效区隔、合理划分的组织依托，另一方面也是一个让社会所有成员都有组织依靠的复杂建制。需要注意的是，社会自治体系，不是针对部分成员建立起来的自我治理体系，而是所有社会成员都可以和能够进入其中的社会空间。
今天中国党政机构的工作人员，自身的社会权利保障状况，并不比非权力机关的从业人员得到的保障更好。党政官员的社会权利，不仅应当受到法律和政策的保护，也应当像非权力部门的从业人员、甚至是无业人员那样，自己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不受侵害，依循法律、政策和组织规则，维护自己的权利。党政机构从业人员的权利有保障，他们才会致力保障公民权利；他们有安全的保证，公民的安全才不缺乏公权的保护。
同时，需要强调，今天中国建构社会自治体系，不需要在现行体系之外，完全白手起家建构所谓崭新的社会自治系统。应当像非权力部门的从业人员、甚至是无业人员那样，自己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不受侵害，依循法律、政策和组织规则，维护自己的权利。党政机构从业人员的权利有保障，他们才会致力保障公民权利；他们有安全的保证，公民的安全才不缺乏公权的保护。
同时，需要强调，今天中国建构社会自治体系，不需要在现行体系之外，完全白手起家建构所谓崭新的社会自治系统。激活中国已有的社会组织体制活力，乃是建构中国社会自治体系的～个重点。当然关键还是致力打造新型社会治理体系。建立这一体系，宗旨是政党的归政党，国家的归国家，协会的归协会、商会的归商会，学会的归学会。总而言之，社会组织各归其位、各尽其能。仅就狭义的社会组织而言，发挥商会的行业自治功能，是矫正今天中国市场紊乱的必须。一个能够自我有效约束的商会，就能保证一个有效的行业秩序。人们就不会担忧出自这个行业的产品，是让人放不下心的有害产品。如果整个国家有依法运作的商会对工商业进行自我治理，那么市场的秩序就勿需担忧。
政界与学界的组织分流，也显得严重不足。党政机构的从业人员与学界人士都在“学会”的名义下展开社会活，这是必须重构的社会组织状态。协会应当成为党政机构人士在工余、业余活动的社会组织，学会仅仅是从事专门研究、而且是排除从事对策研究的党政机构研究部门的专属性学术组织，是学术共同体的自我治理机构。今天遍布全国的各种协会，基本上都是各级官员当会长。这就容易将学会搞成了官僚俱乐部，基本上没有什么学术含量。而且学会的权力执掌者长期不变，完全没有会员自治的活力，基本上激发不出成员的参与热情。因此，让协会的归协会，学会的归学会：协会成为党政机构从业人员工余或业余协商相关事务的社会组织，学会真正成为学者展开学术共同体自治的学者组织，以前者有效提高党政机构的管理水平，以后者明显提升学术界的研究水准，进而促使社会进入一个自我高度组织的良性状态，凸显社会善治的可期局面。
国家需要顶层设计，但顶层设计应该是社会竞争性设计。在一个高度自治的社会中，国家才有可能获取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社会善治要求理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理顺这一关系，需要人们认知两个相互鲜明对比的状态：一是国家捕获社会，一方面将立体的社会压扁，强行使之服从国家的权力意志，使社会完全缺乏活力。另一方面造成社会对国家权力的全面依赖，结果整个社会成为国家权力的负担，而国家被这样的社会逐渐拖垮。二是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分流而行，党政机构依照法律行使国家权力，社会公众依照各种机缘自己组织起来、有效自治，结果党政机构的权力绩效令人满意，社会公众的自主、自治与自律能力高企，国家的发展就此得到强大保障。何去何从，在中国努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结论是不言自明的。
近数十年，中国一直处在党政权力机关对社会大包大揽的状态中。改革开放以来，旧有的、国家通吃一切的机制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这些有限的改变，大大释放了中国的市场活力，带来了国家的经济腾飞。不过，经济领域活力的释放，不是国家结构合理化的产，而是国家既定结构不变，仅仅着手微观举措调适的结果。中国要想持续地发展，就不能不直面国家结构调整的严峻现实。在确定了国家结构必须落定在现代治理体系的目标上，国家必须具备现代治理能力的基础上，就必须启动相关改革，努力完成相应的改革任务。
无疑，社会善治是构成中国国家善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僵化的社会，绝对支撑不起一个强大的国家。改变中国党政权力机关强力约束社会的陈旧思路，按照循序渐进、稳中改良、寻求实效、促进自治、实现自律的进路，建构一个活力四射、安宁有序、尽心创造的社会，乃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制约条件。这是现代化史呈现出的、一个国家之能够跻身发达行列的既定道路。中国试图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就不可能跳出这一国家发达的既定逻辑。
以社会治理来激活国家能量，是中国超越此前的粗放式发展模式，晋人技术推进型发展的必须。以社会治理和善洽激活国家能量，势必要求国家调整发展的陈旧思路：其一，将国家发展事务作为整个国家所有成员的共同事务，以国家所有成员的积极参与，拓展国家发展的广阔空间。在当下，这就集中体现为社会公众对国家发展道路的积极探究。国家需要顶层设计，但顶层设计只能是社会竞争性设计。国家的所有成员都可以对国家进行顶层设计，这样的竞争性社会就可以推陈出新、劣中选优。不释放国家道路探讨的社会能量，国家高层领导的眼光就打不开，国家发展获得的社会支持力度就不够，国家发展的智力资源就处在短缺的状态，国家的发展也就可遇而不可求。
其二，社会创新机制对于中国未来30年的发展至关重要。只有在国家所有成员都努力进行社会创新、技术创新和国家治理创新的情况下，国家的总体治理与善治才有可能获得深厚的现代动力。国家保证社会的自由程度，与国家发展的持续过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国家保证自由的方式，与国家的法治状态、社会的自治情形完全勾连在一起。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与国家控制之间是可以谈判的。只有在一个高度自治的社会中，国家才能获取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其三，国家释放社会，使社会可以根据不同群体的愿望合法自治，必须做好担负社会压力的心理准备。不能指望社会一旦自治，国家权力当局就可以当“甩手掌柜”。国家只有持续不断地为社会自治提供法治支持、政策保障、资源供给，才能与社会良性互动，既从中获得社会维护国家稳定的能量，又因此得到国家善治的深厚社会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