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西亚信经》原本已失传，现存的《尼西亚信经》是381年君士坦丁堡宗教会议修订的，内容如下：“我们信独一上帝，全能的父，创造有形无形万物的主。我们信独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为父所生，是独生的，即由父的本质所生的。从神出来的神，从光出来的光，从真神出来的真神，受生而非被造，与父同质，天上、地上的万物都是借着他而受造的。他为拯救我们世人而降临，成了肉身的人，受难，第三日复活，升天，将来必再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们］也信圣灵。”参加会议的主教中，阿利乌派占多数，在辩论中占上风。利比亚教区主教阿利乌虽然承认基督具有神性和人性，但他却只强调基督的人性。君士坦丁下令强迫阿利乌派接受《尼西亚信经》，拒绝签字者立即逮捕。会议强行通过《尼西亚信经》，制定了20条教会法规，以扩大正统派主教的权力。赋予罗马、亚历山大里亚、耶路撒冷主教更大的权力，所有主教均由皇帝任免，还确定了复活节等。尼西亚会议试图建立正统教义，规范人们的宗教信仰。
由于教会的领导体制排除任何讨论的可能，所以争论很难平息。375年，皇帝革拉先宣布，罗马皇帝不再担任罗马神庙的“至高大祭司”，并禁止人们向神庙献祭。381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颁布决定：
我们（皇帝自称“我们”）的旨意是一切臣民都应信奉由使徒圣彼得传给罗马人的神圣信仰。按照使徒的吩咐，我们应当信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兹命令，凡这样信奉的人得称为大公基督徒（Catholic Christans），除此之外的其他信仰都是异端。它们聚会的地方不得称为教会；参与其中的人，都受神谴责，因此也同样被我们谴责……
各种异端，诸如富廷派（Photians)的瘟疫、阿利安派（Arians)的亵神说法，还有罪恶的都诺敏派（Dunomian)以及各种小教派……一律取缔，不准传播。
皇帝的政治决定，使得民众顺从政府的号召，逐渐改信基督教，社会上层人士无论是出于信仰，还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政治地位，也纷纷接受新的信仰。这样，一方面扩大了基督教的影响，基督教的队伍不断壮大，另一方面许多旧的“异教”文化成分掺入其中，使基督教带有旧日异教的色彩。由此形成了在地中海及欧洲的大部分地区都信仰基督教，强调信仰高于理性，神智高于人智，对于人所发明的其他事物，如果教会认为与信仰冲突，就被判为异端，加以禁止，甚至取缔。391年和392年，狄奥多西连续下令，关闭所有异教神庙，禁止在任何场所献祭。至此，基督教正式在法律上完成了国教化，成为罗马帝国唯一合法的国家宗教。
基督教会极力摧毁各种旧宗教在社会上的影响，罗马皇帝愈来愈支持基督教，把它作为文化一元化的政策。基督教成为国教后，旧文化中的许多因素不断进行调整，以适应基督教的需要，被重新吸收，以体现帝国文化的一元化。这时的皇帝肃清旧宗教残余的决心很大，警惕小教派对其统治构成威胁。395年以后，皇帝多次发布命令，对小宗教采取极其严厉的取缔措施。“任何地方，凡神殿、神龛中仍有神像，仍有异教徒前往敬拜的，此等地方应一律夷平……建在城镇的神殿，应予没收，改归公用。一切神坛都予摧毁。”皇帝采取激进的措施，根本目的是巩固自己的政权，但客观上为基督教的发展扫清道路，维护了基督教的纯洁性。
二、基督教的发展及对欧洲各国的影响
欧洲封建社会的开始，以476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和蛮族登上政治舞台为标志。帝国内出现隶农现象，这是封建因素的萌芽，加之外族的入侵，促成了帝国的灭亡。欧洲的封建化进程并非整齐划一，各地区、各民族体现明显的差异性。从4世纪末开始，匈奴人向西挺进和蛮族内部的发展，引起民族的大迁徙。当时，日耳曼人的生活条件相当原始，他们还不会做衣服，只能用兽皮遮体。在宗教上，他们崇拜自然神，通常以日、月、火等为对象。日耳曼民风粗犷尚武，不喜欢过定居的农耕生活，而热衷于迁徙劫掠的生活。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日耳曼各部落在帝国废墟上建立许多国家，实行土地集中，通过氏族公社解体和农民的农奴化，逐渐由氏族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在日耳曼各部落中，法兰克王国最强大，查理大帝完成了封建化进程。他死后，国家分成三部分：西法兰克（法兰西）、东法兰克（日耳曼）和意大利。9至11世纪，随着庄园制经济和等级制度的建立，封建主的统治得到巩固。8世纪以前，斯拉夫各族还生活在原始社会末期，9世纪左右才先后进入封建社会。其中以西斯拉夫人的摩拉维亚、南部斯拉夫人的保加利亚和东斯拉夫人的基辅罗斯最强大，基辅罗斯在10世纪已有很高文化，只是后来被蒙古人占领。北欧的日耳曼部落地处边陲，发展缓慢，长期保持氏族社会，11世纪前后才开始封建化。
封建的生产方式与奴隶制相比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农奴可以拥有部分生活资料和简陋的生产工具，生产的积极性有所提高，生产力得到发展，但剥削仍然很残酷。相对封闭的庄园经济，为封建主或教会领主所有，为自己生产必需品，构成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农奴依附于土地，承受繁重的劳动和沉重的徭役。封建主为了巩固统治，发展等级制度，建立私人武装，修筑堡垒，用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和压迫人民。封建主和农奴之间的矛盾成为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封建社会内，基督教起着重要作用，它在罗马帝国后期已成为国教。当日耳曼人在帝国内建立一系列新兴封建国家的时候，并未接受基督教，随着封建主与农奴之间矛盾的发展，日耳曼人受到罗马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影响，逐渐接受并利用基督教，但是蛮族的文化风貌仍对中世纪的西欧社会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如不以理性为依据的神判法，法律不是个人意愿的体现，而是来自古老的习俗，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有着普遍的约束力。日耳曼人在长期的战争中培养了忠诚勇敢、热爱荣誉的品格，以及慷慨大方、尊重妇女的风尚，对骑士精神的形成具有一定的作用。这种文化毕竟较为原始，在罗马古典文化的废墟上无法建设新的精神世界。只能把基督教作为维系国家统治的精神支柱，于是，基督教与封建统治合流。基督教强调一神论信仰，适应了民族统一和建立社会秩序的时代要求，被统治者所接受。用基督教的思想和学说对社会现实加以改造，成为人们的自觉行为。正如克里斯托弗·道森所说：
这种变化是革命性的，它与新时代正在变化的情景是和谐一致的。帝国不再有能力即使在形式上起到查理曼帝国曾经起过的广泛作用。如果我们把西欧看作一个整体，在那里新兴的封建国家已成为文化的领导者，那么，帝国就已成为古代的残余。然而，此时基督教世界的统一感却比以往更为强烈，它需要某些新的制度化表现，而改革后的教廷，比任何政治制度都更能有效地提供这样一种表现，因为它超越了民族竞争和疆土竞争，而在神权政治和教会法中获得了实现自身所必需的工具。此外，它还比帝国更有弹性，因为它不但可以同地方教会和修道院、而且还可以同各种领地势力建立某些特殊形式的关系，以此作为对它的广泛权力的补充。于是，格列高利七世鼓励更为边远的基督教地域——诸如西班牙、丹麦、匈牙利和克罗埃西亚——的统治者接受罗马教廷的保护，成为圣彼得的臣仆。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任何直接的政治控制，但它强调了教皇作为国际社会的核心的新地位。
神权政治思想的这种模式在没有遇到什么大的困难的情况下而为西方封建社会所接受，在这里，限制王权是人们共同感受到的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在加洛林王朝传统仍然十分强大并且教会和主教为帝国系统的中坚的帝国里，却是一个极为不同的问题。在这里，各种理想之间以及各种社会力量之间均存在着激烈冲突，并且，在几代人中间，基督教世界在几个世代里被这种冲突撕成了碎块。在西方历史上，帝国第一次企图征询各个方面的公众的意见，于是，以各种论文和小册子的形式的争论展开了，在这次争论中，关于教会与国家的关系以及对不公正权力的抵抗权等最根本的问题，得到了详尽的讨论。
这标志着西方文化史上的一个新的分界线，因为它意味着，人们已经开始思考基督教社会所赖以建立的原则，并开始把这些原则当作改变现存秩序的工具。格列高利七世写道，“主说，‘我是真理与生命’，他并非是说‘我是习俗’，而是说，‘我是真理’”（non dixit Ego sum consuetudo，sed Veritas）。”在这里，他是在唤醒一种新的神圣权利，这种神圣权利最终证明比任何国王的神圣权力更为强大。
克里斯托弗·道森强调了基督教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日益扩大的影响和不断提高的地位，以及当局迫切需要基督教来维系统治的社会现实。
欧洲在封建化的进程中，随着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东征，带来文化的大碰撞和大交融。由于罗马帝国疆域辽阔，在帝国未分裂前，基督教文化就有地理差异的迹象，东部地区的教会较多地保留了希腊文化传统，西部地区以罗马为中心，以拉丁语为特点。从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开始，西欧社会就开始以基督教为核心进行新的文化建设。以罗马为中心的基督教文化充分体现了西欧宗教文化的显著特点，对西欧社会生活和宗教产生深远的影响。正如张晓华、徐家玲主编的《世界三大宗教史纲》中所说：
尽管罗马不是基督教的发源地，但是由于使徒保罗和彼得死于罗马，罗马又是帝国的首都，所以，罗马教会有着很强的优越感，利用其所处的特殊地位发展自己的势力。到公元100年时，它也是基督教世界中势力最强大的地方教会之一。在文化方面，罗马教会在宗教活动中使用拉丁语以及神父阐释宗教思想的独特方法，并推崇用古代希腊柏拉图的哲学思想来解释宗教教义，逐步形成了西派基督教会的风格。大约在200年时，罗马西部教会已有了一部拉丁文译本《新约》正典。2世纪末3世纪初，德尔图良（约155～222年）第一次使用拉丁文著述宗教著作，被称为“拉丁神学之父”，他的主要著作表明其宗教思想带有明显的罗马文化的特点。西普里安（约200～258年）继承了德尔图良的思想。他认为，在各地教会中，罗马教会具有最高的地位……反映了罗马帝国西部教会要求独树一帜的思想。西派基督教神学体系的建立，是由奥古斯丁（354～430年）来完成的。他将自己对新柏拉图主义的研究同个人的宗教经验逐渐融合起来，运用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思想来论证基督教教义……奥古斯丁经过不懈地努力，成为基督教神学体系的集大成者，使基督教神学具有更明显的适应拉丁世界的独特性。因此，公元529年在奥尔良宗教会议上，他的神学理论正式被定为西派基督教会正统的神学思想。所以，公元4世纪时，西派基督教会实际上已形成。由于以罗马为中心的帝国西部地区的教会使用拉丁语，该派习惯上又称为“拉丁教会”。
在基督教世界，主要有两大文化传统，除西派神学体系外，就是以希腊语为代表的东派神学体系。帝国东部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西部不同，东正教就是在这样的土壤上发展起来的，在宗教活动中使用希腊语，习惯上称为希腊教会或东派教会。对于东派教会的发展情况，以及同西派教会的一些差异，张晓华、徐家玲主编的《世界三大宗教史纲》中都有所论述。
东派教会神学家以希腊哲学的观点和论证方法探讨神学问题。被称为“希腊教父第一人”的奥利金（约185～约254年）便提倡从古希腊哲学中去寻找理论根据和证据以论证基督教的真理性。他所著的《论原理》被称为第一部比较系统的神学著作。该书在概括地阐述教会关于神、基督、圣贤、未来的赏罚等信仰时，常常运用了希腊，尤其是柏拉图的哲学理论。在涉及“三位一体”和“道成肉身”等重要教理时，东派基督教的其他神学家也常常运用抽象的哲学概念进行探讨和阐述；东派教会对基督教的神性和人性问题显得非常敏感，而对于教会与世俗政权的关系却远远比不上西派教会那么关注。教会长期处于东罗马帝国皇帝的控制之下。
395年，罗马帝国一分为二，拜占庭帝国在古典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通过吸收借鉴，进行自我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体系。以罗马为中心的拉丁文化充分体现西欧文化的特点。随着罗马帝国的分裂，东西教会也纷争不断。由于所处社会文化环境不同，东西派教会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充满矛盾和斗争，逐渐形成基督教文化的两大系统，一个是西欧的天主教文化系统，另一个是以拜占庭为中心的东正教文化系统，各自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1054年，罗马主教利奥九世派枢机主教洪贝尔和洛林的弗里德里希作为使节前往君士坦丁堡商议解决分歧的办法，遭到君士坦丁堡主教迈克尔·塞鲁拉里的拒绝。洪贝尔就将绝罚塞鲁拉里的“教皇通谕”放在索菲亚大教堂的圣坛上，以示与东教会的决裂。塞鲁拉里立即召开宗教会议，宣布洪贝尔是“渎神的人”，并将利奥九世以及使节开除教籍，东西方教会从此分道扬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