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教会存在很多差异，如在经典和教义方面，天主教的经典主要是《圣经》，东正教除《圣经》外，还包括《圣传》；教义方面，天主教主张圣灵来自圣父和圣子，罗马教皇“永无谬误”等，东正教认为圣灵只来自圣父，否认罗马教皇永远正确。拜占庭神学主要来源于新柏拉图主义、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和犹太教的神秘思想。在原罪说方面，东正教承认上帝拯救的全能，然而又充分肯定个人的努力，并不相信个人的命运是“预定”的，只有生前行善的人才能得到上帝的恩典。在宗教礼仪方面，祷告时，天主教只能使用拉丁语，东正教除使用希腊语外，还可以使用民族语言；天主教的坚振礼在孩子七八岁时举行，东正教则在婴儿受洗后不久进行；天主教规定，所有神职人员都不能结婚，强调独身和禁欲，东正教允许主教以下的神职人员结婚、离婚和再婚；宗教节日方面，东正教一些大的节日与天主教的节日大体相同，只是名称不一样，如天主教的圣诞节，东正教称为主降生节；除主要节日外，东正教还有一些小节日，如乔治节、尼古拉节、彼得节、殉教节等。在教会的组织方面，天主教由教皇、枢机主教、大主教、主教、神父构成的管理体制，东正教由牧首、都主教、教区长、大主教等组成管理机构。总的来说，东正教的教阶制度比较简化、松散，地方教会一律平等，实行一定程度的自治。但东正教始终被拜占庭皇帝控制，教会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皇权高于教权为世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在拜占庭文化中，教会文化和世俗文化都得到发展。多元文化并存的客观环境促进异教文化的交流，东正教会曾与早期的伊斯兰教会保持着联系。在教堂建筑风格上，天主教堂的建筑多为罗马式或哥特式，东正教堂的建筑式样多为拜占庭式或斯拉夫式。在教历和神品方面，天主教和东正教也存在差异。由于天主教和东正教有着诸多的差别，所以从中世纪开始，天主教会就力图建立全欧性的思想文化统治，试图让自己的思想占领欧洲的精神文化高地，事实上在10世纪之前，东方的教会并没有接受他们的统治。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不同文化的冲撞与融合，带动了文化的繁荣，丰富了文化的内涵。这种交流与吸收，不是外部力量强加的，而是人们的自觉行为。欧洲东西部不同教会的纷争，并不能使一方取代另一方，在各自的选择中，总是把合理的因素保留下来。对东方基督教会的沉重打击来自十字军东征，十字军多次向东挺进，固然有垂涎东方的土地和财富的思想，也想把西欧的基督教文化向东推进。
十字军东征是西欧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由于蛮族入侵，造成西罗马帝国城市的衰落。到10世纪至11世纪，西欧各国的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出现了以商业和手工业为主的新兴城市，城市的兴起带动市民阶级的出现，这种情况在意大利比较突出，他们与阿拉伯商人和拜占庭帝国争夺港口及市场，千方百计地削弱对方的竞争力量。与此同时，到11世纪，西欧各国的土地被封建主瓜分完毕，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封建主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原有的收入难以满足需要。为了保障他们的挥霍，对内加重对农民的剥削，对外期望通过扩张，开辟新领地以增加财源。他们对东方的土地和财富向往已久，希望据为己有。
社会底层的人们生活悲惨，对现实感到绝望，转而追求天国，焕发强烈的宗教热情。他们缺乏对现实正确的认识，认为现在的苦难都是上帝对人的惩罚，人们要想得到上帝的宽恕，死后进入天国，就必须苦修、禁欲，用今生的受苦换取死后的幸福。7世纪以后，穆斯林占领耶路撒冷，开始对基督徒很宽容，保留修道院，信徒可以自由到耶路撒冷去朝圣。当塞尔柱突厥人灭阿拔斯王朝后，对基督徒日趋严厉，一些朝圣者把这种情况带回欧洲，引起西欧基督徒的强烈不满，教会从中加以渲染，很快就演变为狂热的宗教情绪。东罗马帝国皇帝阿历克塞一世因无法抵抗塞尔柱突厥人的进攻，向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求援，表示愿将东正教会重新归于罗马教皇统治之下。教皇早就想向东扩张，发展宗教势力，进而控制东方的教会。世俗统治者则垂涎东方的绸缎和香料，用来满足对奢侈品日益增长的需要。阿历克塞一世的求援给乌尔班二世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他召集宗教会议，决定援助“东方的兄弟”，向穆斯林作战。教皇希望通过对伊斯兰的战争，消除伊斯兰国家对欧洲的威胁，也可以打压欧洲各地的武装起义。教皇当时的讲话没有保存下来，现在看到的各种版本，都是人们的追述。法国夏特大教堂的富歇在征服耶路撒冷后，追记教皇在法国克利蒙特的讲话。
“神的儿女们，”教皇说，“你们曾经以极大的热诚向神承诺，要在你们之间保持和平，并且保持教会的权力……当前重要的是，尽快出兵援助东方的弟兄。他们需要你们的援助，并且已经一再发出了呼吁。你们之中多数人都已知道，来自波斯的土耳其人，已经进犯地中海地区。在拜占庭世界里，基督徒的领域也愈来愈多的土地被侵占……民众被杀害、被掳掠，教会被毁坏，神的王国被践踏……
“现在讲话的不是我，而是神自己在向你们呼吁。你们是基督的先驱，要向所有的人、所有的骑士和士兵，不论贫富，宣传……献身援助我们的基督徒兄弟，要像刮旋风那样，从我们大众的国土上刮走那邪恶的民族……
“各种游民，要来参加基督的军队；过去和自己的弟兄作战的，现在要去反对蛮族；过去被雇佣当兵，只得到几个铜板，现在要去取得永生的奖赏……
“参军的不要拖延时日，把财产租给别人，凑上路费；一等冬去春来，立刻上路。要知道，神已经走在你们前头。”
“教会还宣布：参加十字军的士兵死后不必在炼狱中受煎熬，可以直登天堂；负债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可免付欠债的利息，出征超过一年者可免交赋税；农奴参加远征可以得到人身自由。”教皇的煽动和教会的规定，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热情，西欧的许多基督徒告别妻子儿女、父老乡亲，在衣服上缝上红十字作为远征标志，结伴前往东方，收复基督教的圣城。于是，在宗教的感召下，历时近两百年的十字军东征开始了。
十字军东征给欧洲及地中海东岸的人们带来深重灾难，在战争中，无数人失去生命，疯狂地掠夺和破坏，造成城市的极大破坏。伊斯兰历史学家伊兹·阿丁·伊本·阿尔阿提尔记述“法兰克人”攻陷耶路撒冷的情景时说：“回历492年沙班月（Shaban）22日，礼拜五（公元1099年7月15日）早晨，耶路撒冷从城北被攻陷。全城的人都遭受大屠杀。法兰克人掳掠全城达一星期之久。有一小批穆斯林在大卫祈祷的小礼拜堂坚守了几天。最后法兰克人答应不杀他们，作为他们投降的条件。法兰克人实现了诺言。这一小批人在夜间出城前往阿斯卡隆（Ascalon）。在圣殿山的大清真寺（阿克萨大清真寺），法兰克军杀了7万多人，包括伊玛姆、穆斯林学者和离家到圣地禁欲苦修的虔诚修士。法兰克人从天房掳掠了40多个大银烛台，每个烛台重3600德拉姆；还有一个大银灯，重44叙利亚磅。此外，还有150个小的银烛台和20多个金烛台；此外被掳掠的东西不计其数。叙利亚难民从拉玛丹月逃往巴格达。其中有阿布·赛伊德·阿·哈拉维大法官（qadi Abu Saidal-Harawi）。他们向圣嗣的大臣们诉说的事情，令人心如刀绞，泪如雨下。”通过铁的事实把十字军东征的目的暴露无遗，以及带给人们的切肤之痛。
十字军东征加深了各民族间的仇恨，拉丁民族与阿拉伯民族彼此仇恨，使伊斯兰教国家的统治者改变了过去对基督徒的宽容政策；同时，天主教信徒与东正教信徒之间也加深了隔阂。在十字军东征中，罗马教会攫取大量财富，增强了自己的政治势力。整个东征基本上都是在教皇的领导下进行的，从而提高了教皇的世俗地位。教皇以向十字军筹款为名，使大量财富流入罗马，对骑士团进行扶持，以壮大自己的势力。教皇过多地参与世俗事务，必然会加深与各国君王和封建主之间的矛盾。
十字军东征加速西欧封建制度的解体，推动商业的发展，带动城市中产阶级的兴起。十字军东征期间，西欧的基督徒在地中海东岸所占领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些基督教小王国，使西欧的基督徒与拜占庭帝国和伊斯兰国家加强联系，接触到不同的文化。十字军东征促进了东西欧基督教思想的交流，东西方文化融合的过程。东征使古希腊文化进入西欧人的视野，如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进入西欧的宗教领域。十字军来到耶路撒冷，他们发现，东方文明并不比西方逊色，很多欧洲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从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中吸取营养。有的从穆斯林和犹太医学中学习医术，有的研究地理、绘制地图，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对西欧基督教思想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如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解释基督教学说的流派产生了。十字军将士们认识到自己的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不同之处，那些把伊斯兰看作敌人的人，是未曾到过圣地的人。而到了圣地的人们，不仅体验到不同文化，还认识到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们，有许多地方是相似的。他们也认识到，在基督教一元世界里，仍然存在差异，而且这种不同之处还在不断扩大。总之，十字军东征，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在欧洲封建化进程中，除了东西欧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外，北欧的文化独具一格。北欧的历史进程并不与欧洲大陆同步，在欧洲大陆封建化进程飞速发展时，北欧还处在原始社会的末期，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自我发展。维京时代，他们开始向外扩张，把原始文化带到大陆，尤其是西欧，他们文化中的冒险思想对欧洲人产生了深远影响。大约10世纪前后，基督教传入北欧各国，引起北欧重大的社会变革，开始由原始氏族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多数日耳曼王国逐渐改变对基督教的排斥态度。5世纪后半叶，法兰克人逐渐占领高卢北部，但部落间各自为政。到5世纪末，克洛维统一各部落。493年，他娶勃艮第公主为妻，勃艮第公主信奉基督教，在她的影响下，496年，克洛维皈依基督教，成为征服罗马帝国的蛮族中最早的正统基督徒。他命令3000士兵一起在河中受洗，于是，法兰克人成为日耳曼各族中最早皈依罗马教会的民族。在罗马教会的支持下，他从西哥特人手中夺得大片土地，建立墨洛温王朝。克洛维死后，他的继任者继续扩张，到6世纪中叶，法兰克已成为西欧最强盛的国家。统治者积极推行罗马基督教，日耳曼各族都接受了罗马基督教。6世纪下半叶，墨洛温王朝衰落，王国分裂为三部分，经过40年的内战，宫相们掌握实权。687年，赫斯塔尔的丕平成为法兰克王国唯一的宫相，掌握全国实权。754年，伦巴人向罗马逼近，罗马主教斯蒂芬二世前往巴黎向法兰克王丕平求援，并为他加冕，封他为“罗马人的行政官”。丕平出兵收复拉文那和彭塔波利斯，把它作为礼物送给罗马主教，史称“丕平的赠礼”，教皇国由此诞生。教皇既是宗教领袖，又是世俗君王，权势显著提高。教皇为丕平加冕，他自认为有权废立皇帝，为以后教权与皇权之争埋下伏笔。
771年，丕平的儿子查理出任法兰克国王，史称“查理曼”。799年，罗马主教利奥三世被罗马贵族驱逐，逃往帕德伯请求查理曼保护。查理曼进军罗马，恢复利奥三世的主教席位。800年圣诞节，查理曼在圣彼得大教堂做礼拜时，利奥三世为其加冕，封为“罗马人皇帝”。法兰克王国便成为“查理曼帝国”，即“神圣罗马帝国”。查理曼大帝的名字“查理”的拉丁文是Carolinus，因此，他建立的王朝被称为“加洛林王朝”。深受基督教影响的查理曼大帝，决心依靠教会的力量，以实现把天国的“上帝之城”变为人间的“上帝之城”的理想。执政期间，非常重视文化建设，他曾微服出访，到处招揽教会学者，从兴办学校入手来振兴文化教育事业。任用神学家及教育家阿尔琴为文化顾问，兴办宫廷学校、修院学校及图书馆，聘请学者到学校任教。查理曼在帝国到处兴办教育，宫廷大臣也要建立学校，不仅招收贵族子弟，还要招收自由民和仆役的子弟。789年，查理曼就指示高级官员说：“不仅要教育奴隶的儿子，也要教育自由民的儿子。要在各处建立学校，教男孩子读书。”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基督化的生活方式，让年轻人懂得《圣经》讲述的道理，养成文明的行为举止。查理曼曾给富尔达修道院院长包固夫写过著名的《论培养知识》的书信。在信中，查理曼对修道院院长和他的同事说：
兹特晓谕尔等，你们的忠诚是蒙神悦纳的。我们和我们的忠心仆人感到，在我们管辖下的主教区和修道院，不仅应该按圣洁的规章，过修道的生活，还应该向蒙神恩待、能够学习的年轻人进行与他们程度相当的语文教育。服从一项规定就令人懂得秩序和高尚行为。努力教，认真学，就可以使人言语得体。这样，凡热心敬神，虔诚生活的人，都可以学会怎样说话得体……
虽然品行端正比学识更为重要，但学识比行为要先行一步……凡学习不好的青年，他们也不可能虔诚。凡不读书识字的，也不可能懂得《圣经》的智能。为此，特请尔等注意……切勿忽略语文。要选择热心学习的学生，也要选择热心的教师。他们应当像我们一样热心教育。希望你们从自身做起，端正言行，使凡来到你们面前的人都能从你们的言论行动和唱诗中受到教育，归荣耀给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