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于革命落潮期的这些新女性，她们都有一种理想碰了壁以后的幻灭感……然而她们又不甘沉沦，不与流俗苟合，可是，她们身陷无边的黑暗，找不到出路与光明，因而苦闷、悲观、颓废。正如茅盾所说，莎菲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茅盾：《女作家丁玲），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第25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版。）。莎菲的苦闷，实在有着深广的时代内涵和社会原因。
有的评论者苛责莎菲“有非常浓重的‘世纪末’的病态，莎菲是……没落阶级的颓废倾向的化身”。这种评判，可以说是对莎菲的误解。
莎菲的颓废与欧洲19世纪末的颓废主义有所不同。欧洲19世纪末的资产阶级文艺家在资本主义危机面前，苦闷彷徨，寻找出路无着或误人歧途而产生悲观失望以致颓废堕落，颓废主义正是这一情况在文艺上的反映。丁玲笔下女性的苦闷情绪其产生原因与此不同，莎菲们是因为找不到灵肉一致的真情爱，找不到出路，看不到光明而产生颓废情绪，而这种情绪，实际上是对这个黑暗的、令人窒息的社会制度的不满，因此它既有其消极的一面，也有其值得肯定的一面。更何况莎菲虽然颓废过，但她从没有堕落过，作品结尾写莎菲想乘车南下，正是她想躲开凌吉士，继续去寻求理想的最好注脚。
丁玲深知生活于那个时代的青年们心中的苦闷，因此，她才能准确把握莎菲们心中的矛盾和苦闷。
孤独者
梦珂是孤独的，莎菲是孤独的，伊萨是孤独的，《暑假中》那一群小学教员也是孤独的，她们都是一群踽踽独行、离群索居、矜持厌俗、不被人理解的“怪人”。
其一，因为她们都是一些反叛旧制度、旧秩序，反叛一切旧伦理道德的惊世骇俗者，因此，她们的思想往往难以与人相沟通，因而感到孤独、寂寞。《阿毛姑娘》中的阿毛姑娘，就给人这种感觉。作为一个荒僻山谷中的农家穷少女，嫁到杭州西湖葛岭一个小康的家庭，丈夫憨厚，对她十分体贴，公婆通情达理，十分疼爱她，嫂嫂贤惠，照理说，阿毛是掉到福窝里了。然而，只因一次进城，使阿毛的心变了，变得不安分了。这是别人万万没有想到的。
阿毛开始羡慕城里的繁华、富丽，羡慕城里女人的穿着打扮，她也想自己有漂亮的衣服，但她知道，自己和她们生来命不同，她们的父母或者丈夫有钱供她们花。“这使阿毛日夜不安，并且把整个心思放在这上面。”
于是阿毛拼命地养蚕，耐苦劳作，希望通过辛勤的劳动，走上致富的道路，她把希望寄托在丈夫身上，“总承着丈夫小二的意”，幻想小二将来也许会富起来，但小二“哪里得知他妻的耐苦的操作中，压制得有极大的野心？”
小二没有理会到阿毛的心思，没有和阿毛同心协力走致富的路，阿毛的公婆也不懂得阿毛的心思，阿毛也就失望了、变懒了，整天呆坐着，终于病倒了。父亲来看望她，“找不到她的苦痛，问也问不出”——她的老父也无论如何不会理解她的。终于，在她断定“幸福只在别人看去或羡慕或嫉妒，而自身始终也不能尝着这甘味”的时候，自杀了。
阿毛不安于命运的安排，极力抗争，要用自己的劳作来改变自己的命运的思想，在那个时代，的确是太新奇了。她的丈夫、公婆、老父，满脑子的“安贫乐道”、“安分守己”，做梦都不会想到这个小女子要改变命运的野心。他们的思想是无法沟通的。阿毛无法被人理解，孤苦无援，阿毛和家人以及那个时代一般人的思想之间隔着一道很深的鸿沟。阿毛是孤独的、寂寞的。
其二，莎菲们往往用理想的标尺去衡量事物，用自己心目中的真、善、美去判断生活，因而，她们所见到的，往往是“不理想的”，甚至是格格不入的，似有鹤立鸡群之感，而在世俗人的眼光中，她们不免又被认为是“怪癖”。
例如，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莎菲们所追求的是“恋人之间的互相了解，心心相印；朋友之间的真诚相待，而不是假情虚意”，她们对于世俗的虚伪和庸俗深恶痛绝。
拿莎菲来说，只因剑如像她幼时最投缘的一个朋友，所以不自觉地时常在追随她，她又特意给了莎菲“许多敢于亲近她的勇气”，于是莎菲1周之内给剑如写了8封长信而不被剑如理睬，可是等到在电影院门口见面时，剑如却“会装，装糊涂”，同莎菲“毫无芥蒂地说话”。这使莎菲气坏了，莎菲在影院门口遇见一群同乡的小姐们，她“真厌恶那些惯做的笑靥”，不理她们。莎菲这些行为，使人感到她有些“怪癖”。莎菲认为这些行为，“除了我自己，没有人会原谅我的。谁都在批评我，谁也不知道我在人前所忍受的一些人们给我的感触。”正是这些敏锐的“感触”，使莎菲离人们却更远了，更孤独了！
其三，如丁玲所说，莎菲“没有看清楚方向，她空有冲天雄心，然而不得不抑郁。莎菲是一个没有与群众站到一道，是孤独地对周围环境、对庸俗斗争的，是另一种形式的堂吉诃德”。（丁玲：1956年11月18日，《给一位青年朋友的信》。）
狂狷、孤傲的莎菲，要靠自我的力量去开拓光明的未来，追求理想的社会，但是，她依靠的是“自我的力量”和“个性主义”、“个性解放的武器”。这种“个性主义”对于违逆自我、妨碍个性发展的一切现实都抱着激烈否定的态度，于是腐朽的封建思想、传统的伦理观念和道德习俗、罪恶的社会现实，都是作为“自我”的对立面，必然受到莎菲们的猛烈抨击。这样，莎菲们也就站到了这个社会的对立面，成了社会的“仇敌”，自然就受到了这个社会的压抑，受到了这些传统世俗的压迫。她们感到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无法相通甚至隔膜对立，而自己的精神个性则永远是孤独的。况且莎菲们都是远离群众、远离革命、清高自傲之人，似有“世人皆醉，唯我独醒”之感，凭着个人孤单的力量要和周围的世俗挑战，要战胜黑暗，争来光明，实在寡不敌众！因而她们觉得势单力薄、空虚、颓废，这样，又束缚了自己迈出新的步伐去寻求新的出路。于是，沉浸在苦闷、烦躁中的莎菲们就显得更加孤独了。
莎菲形象之谜
自1928年年初《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至今，已半个多世纪了，人们对它的兴趣经久不衰，对莎菲这一形象褒贬毁誉，相距甚远。究其原因，有来自政治方面的，莎菲的升降浮沉和作家丁玲的政治命运息息相关；除了政治的因素之外，莎菲形象的复杂性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评价产生分歧也就在所难免；而某些评论工作者的简单化和绝对化，也经常使莎菲变形扭曲。20世纪30年代就有人批评莎菲“有非常浓重的‘世纪末’的病态”；20世纪50年代有人批评她是“没落阶级的颓废倾向的化身”；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还有人批评她是“个人主义者”，至今还有些人持这一观点。
下面我们着重谈“个人主义者”这个问题。
有人说，莎菲以自我为中心，生活的目的是享有人生的一切，要求别人了解她、关心她、爱她、忠实于她，而她对待别人却凭自己的需要，或想念人家，支使人家……
的确，与别人交往中莎菲请过朋友为她找房子，住院前请人帮助她清理衣物，住院时朋友们轮流守护着她等，但这些就能成为莎菲专门“支使人家”的理由吗？莎菲的确也曾经说过“我总觉得我还没有享有我生的一切。”然而从作品中我们可以知道，她是在“两夜通宵通宵的咳嗽”，而吃药又不见效的情况下才说这番话的。在绝望中，她尚有生之留恋，这大概也是人之常情吧！更何况她还是个年轻人！她还没有享受到青春、幸福和欢乐，不想就这样死去，这又有什么可以责难的呢？
另一方面，在莎菲身上有一种蔑视男尊女卑、反抗以男性为中心的意识，于是她反其道而行之，偏执地要以女性为中心。笔者认为，这应当把它看成是莎菲们对贱视妇女、男尊女卑的社会的一种反叛，而不宜于将它简单地视为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
在谈到“个人主义”的时候，过去大家都一言以蔽之，说它是“万恶之源”。其实，西方现代文化中的“个人主义”与我们现代中国人所批判的那种“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地主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前者提倡的“个人主义”，是信任自我，强调人的尊严、人格的独立，提倡个人奋斗，不依附任何人；在道德伦理规范中则以自我的绝对自由为准则，强烈要求发展个性，竭力反对压抑人性的黑暗的社会。后者所讲的“个人主义”，是剥削阶级的极端利己主义。
诚然，莎菲所信仰的，正是这种西方启蒙时代所提倡的“个人主义”，她强调人的自我价值观念，强烈要求个性的自由发展，痛恨那压抑个性、窒息人的黑暗社会。她虽然渴望别人的理解，希望得到别人的关心，但她从来就不依附于任何人，她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和强烈的自我意识。她要求有理想的爱情和幸福的生活。莎菲的这种思想，并没有妨碍或损害任何人，因此也就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剥削阶级的极端利己主义不可同日而语。
很明显，莎菲手中运用的武器正是西方启蒙时代的个性解放、个人主义这类武器。应兰j承认在莎菲生活的那个时代，运用这种武器反对封建思想、反对旧的伦理观念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莎菲是我国新文学史中真正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的新女性形象，她是封建礼教的叛逆者、旧道德的挑战者和黑暗社会的反叛者，她那心灵上苦闷的创伤，概括了“五四”落潮期小资产阶级新女性的苦闷。她们一方面对传统价值观念感到动摇和失望，对社会的黑暗感到愤懑；但又对未来感到渺茫，找不到出路，有一种失落感。于是经常处于矛盾、苦闷、孤独、绝望之中，而这种苦闷感伤，正是那个时代青年的苦闷，是生和死的痛苦挣扎冲突所发出的叛逆的绝叫，因而带有某种普遍意义。
丁玲早期小说中塑造的一些莎菲式人物，虽然一踏进社会就四处碰壁，却又不像《伤逝》中的子君。当然，子君在婚前也是极勇敢的，她曾宣布：“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表现了敢于蔑视一切陈规陋俗的无比勇气。然而婚后的子君却退回到旧式女子的生活中。她得到了爱，认为这就是一切，她有了爱人，便认为找到了归宿，其实幸福才开了个头，可她却以此作为结局，于是就一心钻进了这种“幸福”之中，养狗喂鸡，专注于家庭琐事，服侍丈夫，每日温习热恋时那些缠绵悱恻的“功课”，完全把自己置身于旧式家庭妇女的位置上。而当经济危机日甚一日的时候，涓生终于经受不住压力——动摇了，让子君回到那个无爱的封建家庭，以致子君在冷眼和蔑视中，寂寞地死去。子君从一个反叛封建家庭的女性到退却、妥协，又回到了封建家庭里，从这一点看来，莎菲比子君的叛逆精神更为强烈。
再说，莎菲型女性和茅盾笔下的“时代女性”在精神上虽然有某些契合之处，然而却也有明显的差别。
《蚀》三部曲和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几乎在同一时期发表，其中《幻灭》比《莎菲女士的日记》早发表5个月，《动摇》发表于同一时间，《追求》比《莎菲女士的日记》晚发表4个月。《蚀》中的静女士、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等“时代女性”，和莎菲有同样的时代的苦闷，有同样的对“爱”的狂热追求，也有同样的幻灭情绪。但莎菲型女性是一些“和社会的前进革命的力量隔离着”（冯雪峰语），压根儿没有迈进革命门槛的女性。而茅盾的“时代女性”却是经历了革命的三部曲：革命前夕的亢昂兴奋和革命既到面前的幻灭，革命高潮时的动摇以及幻灭后不甘寂寞、尚思作最后之追求。她们向往革命，而又缺乏斗争的勇气，追求光明，而又缺乏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脆弱而又富于幻想；情感激昂而又缠绵幽怨；她们之所以幻灭、动摇、追求，均因为对“革命”不大理解，以为只要革命起来了，一切黑暗、污泥浊水统统会冲洗干净，而光明和幸福马上就会从天而降，理想也会实现。哪知道，革命了，也不过如此，于是她们迷惘、困惑，对理想产生动摇、怀疑。
莎菲们的幻灭，却不是对革命的幻灭，而是由对自我的发现到自我的失落的迷惘，对人生价值的怀疑。她们的苦闷与茅盾的“时代女性”的苦闷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总之，莎菲既与子君、与茅盾的“时代女性”有其同，又有其异，自有其新的姿态。可以这么认为：莎菲型形象是一种界于“五四”时期女性形象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时代女性”之间的形象。
早期小说的鲜明个性
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丁玲，她的实践主体性和精神主体性，如她的情感活动，创作动机，她的小说的表现手段、创作技巧等个性特征，体现在早期的小说创作中，都是非常鲜明的、独特的。
沈从文在《论中国创作小说》中说道：“丁玲女士的作品，给人的趣味，给人的感动，把前一时几位女作家所有的爱好者兴味与方向皆扭转了。她们厌弃了冰心，厌弃了庐隐。淦女士的词人笔调太俗，淑华女士的闺秀笔致太淡，丁玲女士的作品恰恰给了读者们一些新的兴奋。”这些兴奋，包括人物形象的新姿态以及作家在小说技巧上的收纳新潮，脱离旧俗。下面对丁玲早期小说创作的艺术个性进行一番踏勘。
其一，心理隐奥的探胜。
培根说过，世界在比例上赶不上心灵那样广阔。
雨果在他的《悲惨世界》中说过，有一种比海洋更大的景象，是天空，还有一种比天空更大的景象，那就是人的内心世界。
丁玲对于这个比“天空”更为广大的“人”的内心世界的探求，得到过许多评论家的称誉。她钻进人物的内心，精确而细腻地描绘出了心灵上负着时代的苦闷和创伤的青年女性灵魂和心灵深处所包含的一切感觉。她的心灵探胜被毅真称为“中国新文坛上极可骄傲的成绩”（毅真：《几位当代中国女小说家》，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第225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版。）。
的确，她早期的小说，在不少方面，完全打破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成法，融汇并吸收了19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和西方现代派小说的表现技巧。
诚然，中外艺术大师无不重视心理描写，并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司汤达擅长“思辨式”的心理剖析，罗曼·罗兰多用抒情性的心理描绘，托尔斯泰则为我们提供了“心灵辩证法”的范例，陀思妥耶夫斯基向我们展示了“内心分的心理状态；”学习托尔斯泰精细入微地剖析安娜的心理；从而将莎菲那些千变万化、难以捉摸的“内心活动”，巧妙自如地表现出来。
除了向这些大师们学习之外，她还向西方现代派学习了一些表现技巧。
丁玲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正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那时，奥地利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的学说和英国性心理学家蔼里斯的学说，美国的威廉‘詹姆士的“意识流”等，已经叩开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大门，并且已经形成了一个冲击波，冲击着文学的堤岸。弗洛伊德用精神分析学去解释一些文学现象，从而沟通了文学与心理学，并且抹去了它们之间的疆界。心理分析学开始直接结出了创作的果实，并导致了“心理分析”小说的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