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辛亥
一
鲁迅1902年东渡日本，第二年便留下了断发明志的照片。“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革命豪气丝毫不亚于鉴湖女侠秋瑾的“英雄也有雌”。
他参加了浙江同乡会，在《浙江潮》上发表了《斯巴达之魂》等慷慨激昂的文字。特别是弃医从文后，他翻译了很多外国文学，选择的多是东欧弱小受压迫民族的作品，旨在激发同胞反抗强权争取解放的意志。
迄今并无资料证明鲁迅确曾正式加入任何一个与辛亥革命有关的组织，包括停留在许寿裳记忆中确定加入了的光复会。对于这个1903年酝酿于日本，1904年10月正式成立于上海，由包括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徐锡麟等浙江人领导的革命组织，鲁迅自己也只说是接近，更不用说加入同盟会了，尽管他与会员们经常有往来。在自传中，他也只提到参加了自由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和民权（保障）同盟等。
不是没有人动员鲁迅，他甚至曾经被命令去执行一项暗杀计划。鲁迅的第一反应是，自己可以去，也可能会死，然而死后丢下母亲，怎么办？革命者见他尚未行动，便先担心死后的事，就不用他去了。
曾经还有一次，鲁迅目睹一位革命领导泰然自若地和朋友聊天，彼时正有下级遵照命令在目标处丢炸弹。震耳的响声传来，鲁迅脑海中首先出现的是杀与被杀者身首异处的惨死图景，他为此坐卧不安。但见那位革命领导却安之若素，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后来鲁迅承认，远地方在革命，不相识的人们在革命，自己是的确有点高兴听的，然而，就在身边革起命来，或者熟识的人去革命，自己就没有那么高兴听了。
不但如此，作为官派留学生，鲁迅还被自费留学的秋瑾宣判过“死刑”。那是1905年12月8日，陈天华因抗议日本颁布“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而蹈海自杀，翌日，留学生们共推秋瑾为召集人，在留学生会馆之锦辉馆召开陈天华追悼会，秋瑾主张集体回国，以示抗议；而鲁迅、许寿裳等人，却极力反对。会上，秋瑾拔出随身携带的日本刀大喝一声：“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对鲁迅来说，壮怀激烈的革命情怀是最初阅读时引发的一种起兴，拜伦助希腊独立的肖像，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爱国诗歌，章太炎所向披靡的狱中诗都令其心神俱旺。至少在1905年，鲁迅还没有体味到“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诗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上的运命”。而那个时候，清末很大一部分青年被革命浪潮所裹挟，鲁迅便是这特别感应于反抗的青年中的一员，然而，他不同于渴望光复的“种族革命”者——将大号改为“扑满”“打清”，恨的只是辫子、马褂和袍子，希望峨冠博带，“重见汉官威仪”；也不同于复仇主义者——专意搜集明末遗民记录满人残暴的禁书，钻在东京或其他的图书馆里，抄写出来，印了，输入中国，促人猛醒，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更不同于极易被捧杀的英雄主义者——歃血为盟，江湖义气，孜孜追求于永生不休的传奇。
鲁迅很少为激进的民族情感所鼓荡。实际上，他一直不满于革命党人狂热的革命浪漫，“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暗杀幻梦，赖以成事的队伍又往往意气、侠义、草莽、散漫，诸此种种因素复杂地混搅在一起，形成一种不乏野蛮的所谓“气”，因之鲁迅终究没有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没有加入光复会也是那个革命圈子里的一分子，即便加入了也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保持内心的自由。这从鲁迅一开始没有执行暗杀计划，到之后作品中的时时反讽，一个批判性知识分子的质疑式思维是一直可以使人强烈感受得到的。
弃医从文的鲁迅曾经非常有自知之明地说：“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够做革命者。”后来在国民革命时代，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又谈到这一点：“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意使别人做牺牲（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的刺激结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
这样的性情决定了鲁迅将会走在一条孤独漫长的文化启蒙之路上，他注重绍介翻译，特别是被压迫民族的作品，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道。他用文字记录时代，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撕碎伪饰文明的假面，输入优秀的异域精神食粮，以饲养内心荒芜的民众，而不是直接流血、大叫宣战杀贼的暴力革命。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而且对这种“云集”的“应者”，也是时刻要分析分析的。所谓“振臂一呼，万众响应”，正如古人的宣扬礼教，使兆民全化为正人君子，于是自然而然地变了“中华文物之邦”——鲁迅眼中的“乌托邦”。
辛亥革命发生时，鲁迅已回国两年，并在浙江绍兴府中学堂教书，后任监学。1911年11月4日，国民军占领杭州的消息传到绍兴，绍兴府宣告光复。当时人心浮动，“许多男女，纷纷乱逃：城里的逃到乡下，乡下的逃进城里”，一面愁苦着奔走相告：“怎么好呢？又换了一只空肚鸭来了！”
绍兴市民召开了一个庆祝杭州光复的大会，公推鲁迅为大会主席。鲁迅发表演讲，提出当务之急是集合学生组成一支“武装演说队”，到街头宣传革命的意义，鼓动民众热情。他强调“在革命时期，人民武装实属必要，讲演团亦须武装，必要时就有力量抵抗反对者”。武装好了的演说队带上没有开刃的大刀、木棍之类准备出发，同学中忽有一位队长发问：“万一有人拦阻我们，怎么办？”鲁迅反问：“你手上的指挥刀是做什么用的？”结果游行一遭，通衢张贴“溥仪逃，奕匡被逮”的新闻，直到回校也没有遇到任何抵抗。
鲁迅后来每谈及此事，“总带着不少的兴趣描述当时的情景，就好像刚刚出发回来的那么新鲜，感动”。
11月8日晚上，鲁迅和学校师生及市民到绍兴西门外迎接光复会会员王金发率领的革命军，一直到第二天黄昏，终于在绍兴偏门外接到。三天后，王金发改组政府，自任都督，并委任鲁迅担任浙江山会师范学堂监督，聘请范爱农担任学堂监学。做了校长的鲁迅，头戴一顶陆军帽，谈话简明有力。他第一次给学生讲话，就鼓励学生剪辫子。
王金发上任后，采取措施安定民心，他释放狱囚，公祭先烈，平粜仓赈，减除苛税，严禁鸦片，兴办实业，发展教育，筹饷扩军，准备北伐。然而，王金发很快就深陷旧势力的捧场和包围之中，忘其所以，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开始任用同乡亲信，大发横财。军政分府首脑是原来的绍兴知府程赞清，而治安科长是曾参与杀害秋瑾的浙江巡抚衙门刑名师爷章介眉，本来他已经以“平毁秋墓”的罪名被军政府逮捕，后来却以“毁家纾难”的名义捐献一笔财产，被王金发释放了。
这时，原绍兴府学堂的几位学生想办一张报纸，对军政分府施行舆论监督，于是请了鲁迅等为发起人，这就是1912年1月3日创刊的《越铎日报》。鲁迅以“黄棘”的化名写了发刊词，指出彻底推翻专制的任重道远，呼吁“纾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还刊登了很多批评时弊的文章，传说都督被“骂”到怒不可遏，要来取人命了。鲁迅却仍大胆写信去讨经费，都督不耐烦地赏赐了二百元，同时传令道：再来要，没有了！
哪知王金发却同时暗地里送给《越铎日报》五百元。鲁迅听说后，劝学生们不要收这“封口费”，但意见没有被采纳。恰巧许寿裳来信催去南京，鲁迅便辞去校长，把账目和一角又两枚铜元的余款交给都督府派来的接收员。就在他离开后有两三个星期，报馆便被群兵们捣毁了。
这就是鲁迅对于辛亥革命的实际参与——演讲、宣传、游行、监督、办报、写批评文章。1912年2月应蔡元培之邀，鲁迅至南京任民国政府教育部部员，从此做了14年的国家公务员，成为国民文化教育事业的创建者。
1912年，国民政府将武昌首义日10月10日定为国庆日，此后，鲁迅的日记中1912、1913、1915、1926年的双十节均明确记录参与观国庆纪念活动。特别是1926年在厦门过双十节，看到厦大先行升旗礼，三呼万岁，有很多演说、运动、放鞭炮，商民都自动地挂旗结彩庆贺，不像北京那样，听警察吩咐之后，才挂出一张污秽的五色旗来。这令鲁迅“欢喜非常”，兴奋地给许广平写信诉说这景象。
需要一提的细节是，1913年的双十节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鲁迅自己给自己寄了一封信，为的是得到特别纪念的邮局印。
虽然鲁迅没有做过什么实际的革命工作，只是高兴得很，自己也志不在武装暴动，但他是赞成革命，并景仰真正的革命家的。徐锡麟、秋瑾就义后，他参加了浙江同乡会举办的追悼会。特别是他后来高度评价孙中山为“创造民国的战士”“第一人”，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部都是革命”。“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临终之际，他说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
为了民众心智的健康养成，鲁迅没有选择匆匆赴死，洒一腔热血，而是艰难地活下去。当“城头变幻大王旗”，“震骇一时的牺牲”尤显得“无谓”。他默默隐随在革命先驱者的影子里，记录下沸腾鲜血瞬间冷凝后无尽的苍凉。他独看到，炒食革命党人心肝的不仅是当权者，更有默不作声的民众。他独感受到，悲壮淋漓的诗文与英雄式的名号一样，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真正的革命没有什么大关系。他独质问，就算是存在复仇，谁来做公平的裁判者？难道是自己吗？他独领悟到，“宽恕是美德”，像是没有报复勇气的怯汉发明的格言，更像是卑怯的坏人创造出来骗以宽恕的美名。
在鲁迅心中，比暴力流血更紧要更艰难更伟大更坚实的工作是“改革自己的坏根性”；袭击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令其动摇；攻打中国国民历久养成的目光短浅，“卑怯”“贪婪”的最大病根——尽管这样的改革真叫作“无从措手”，非常之难——然则，不改革“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如何改革？那便是引起群众公愤之余，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鼓舞他们感情的时候，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
事实证明，鲁迅是始终不渝地奋战在这条文化战线上的——怎样点燃民众心中的热情之火、理性之灯，如何照亮他们内心晦暗的角落——鲁迅辛亥葱茏岁月中树立的高远理想，直到生命最后一息都在为之殚精竭虑。他不是如暗杀式的革命者那样，心中预设了“云集的应者”，高估鲜血的震撼力量。而是深入民众中，以勇猛和毅力正视黑暗面，研究解剖文化习惯，于存于废，慎选施行，决不浮游于表面，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停留于书斋中，高谈阔论，大叫未来的光明，欺骗怠慢自己和听众。
这样的深沉的韧性的战斗，实际上与辛亥革命志士以“抛头颅，洒热血”的方式实现民主，改变专制和奴役现状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他没有选择血的方式，而是选择了言说和输入精神食粮，这种对辛亥革命目标的独异呼应，贯穿一代。革命先觉者的鲜血当然也没有白流，至少换来了众声喧哗的舆论时代，才使得鲁迅这样的思想者成为时代的骄子。
二
对辛亥革命的亲历和反思，成为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家宝贵的精神资源，而文学书写贯穿始终，从处女作文言小说《怀旧》到未完绝笔之作《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辛亥成为鲁迅笔墨一生的重要时空坐标。小说中有描写，散文中有回忆，杂文中有批评，日记中有记录，演讲中有评说，他并建议写一部民国建国史。
鲁迅小说中的辛亥书写多采用素淡的笔调，人物线条简单传神，白描下的庸众形态各异，却有着一样麻木滞重的眼神。故事情节均围绕着辛亥革命如何在民间传播而展开。舆论场所包括芜市私塾、华老栓的茶馆、公务员的寓所、临河土场的家庭餐桌、咸亨酒店等等。革命党人、提倡改革的知识分子乃至流氓无产者往往是被当作谈助的话柄、消遣的材料，最终结局都是以不同的方式被庸众所吞噬。
第一篇文言小说《怀旧》中，革命以“长毛且至”这一消息在小镇“芜市”迅速传播，结果却是一场虚惊。以革命为造反，发誓与之不共戴天的塾师“秃先生”和乡绅金耀宗，被这一消息吓得惶恐失态，千方百计以求自保，但不久即相告平安，仆佣也仍坐阶前树下以“长毛”事谈古如常。
《呐喊》中的十四个故事，有三分之一是辛亥素描，主角均是生存在鲁镇的庸众。《药》中夏瑜的原型即秋瑾，这一场孤寂的革命独角戏，被民众们兴奋地传说欣赏着，革命者就义的鲜血成了民众愚昧的药引，治疗与被治疗的过程均被另一看不见的文化逻章所主导，最后的结局却是坟——他们都被莫名地吃掉了。
《阿Q正传》透过辛亥革命在未庄的传播，呈现了农民对革命饱满的想象——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革命党的武装是白盔白甲，穿的是崇正皇帝的素，他们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来叫“同去，同去！”革命成功就是自我的膨胀——“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然而，革命在未庄的实际发生却是赵秀才与钱洋鬼子砸了静修庵里“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将老尼姑当作满政府，在光脑袋上给了不少棍子和栗凿，并不许在最底层苟活的阿Q革命，最后将他送上刑场——被狼眼睛一样可怕的庸众目光吞噬了。
《头发的故事》以讽刺笔法表达了对辛亥革命的另类纪念，作者借N先生之口说出：“多少故人的脸，都浮在我眼前。几个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里一颗弹丸要了他的性命；几个少年一击不中，在监牢里身受一个多月的苦刑；几个少年怀着远志，忽然踪影全无，连尸首也不知那里去了。——”然而，“他们忘却了纪念，纪念也忘却了他们。”“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
《风波》传播的是“皇帝要坐龙庭了”这条消息，通过张勋复辟在鲁镇的小村庄引发的村民心理恐慌，彰显了辛亥这场停留在辫子上的革命，于民众的内心丝毫不触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