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小说集《彷徨》没有直接状写辛亥革命的篇章，却突出了辛亥时代力图改革的知识分子——实际就是鲁迅自己。如吕纬甫、魏连殳都是百姓传说中“吃洋教”的“新党”，或是曾外出游学又回到故乡的教师，革命前无不敏捷精悍、议论奇警、满腔热情，在口口相传的舆论场中却是向来就不讲什么道理，永远是冰冷的，但他们是有趣的话柄，民众们从欣欣然打听新闻，到遭了魔似的发议论，再到小报也匿名攻击，学界也有流言，最后到无趣，因为生命同时寂灭了——吕纬甫发现自己像蝇子一样飞了一个小圈子，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从此敷敷衍衍，教些“子曰诗云”来糊口；魏连殳则是在凄冷的夜里孤独地死去。
是什么吞噬掉了这些鲜活的生命？这看不见的文化逻章是什么？正是鲁迅所说的无知无勇无理性，单有怨愤的危险的“气”，一遇国民卑怯的坏根性，革命理想便如盐入水，消泯于无形。
《范爱农》中，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被挖心炒食后，留日学生中群情激昂，准备拍发电报到北京，痛斥满政府的无人道，而范爱农独冷静超然，以为于事无补，没有意义。对此，“我”的胸中立刻涌上一股“气”——“天下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这种个人意气联结着阿Q的“革这伙妈妈的命”“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联结着秃先生的私塾、华老栓的茶馆、公务员的寓所、临河土场的家庭餐桌、咸亨酒店等舆论场所的文化气场，联结着整个民众的心理结构，直到1927年，当鲁迅在中山大学演讲，被称为“战斗者”、“革命者”时，听到“礼堂上劈劈拍拍一阵拍手”——很多人幻觉中的“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却无法心安理得，乃至忘乎所以，而是自然而然联想到同乡秋瑾姑娘“就是被这种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被身不由己地捧到战士的高度。于是，在给李小峰的信中涉笔调侃，莫非自己也非“阵亡”不可么？
如果说，鲁迅小说中因重在凸显国民文化心理，而颇多夸张和讥刺，那么对辛亥革命这一具体历史事件明确的表述和评价则集中反映在他的杂文里，可以整理出系统的经验教训。他认为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但当年十月就是武昌起义，第二年，中华民国便出现了，失败的战士就成为革命成功的前驱。“中国经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的花果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而“首举义旗于鄂”的武昌起义之能发生，则是宣传的功劳，“诸出响应，涛起风从，华夏故物，光复太半，东南大府，亦赫然归其主人”。中国“确实光明得多”，“将来很有希望”。辛亥革命结束了清朝二百多年的君主统治，开始向“人道”迈出一步，其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那时的所谓文明，却确是洋文明，并不是国粹；所谓共和，也是美国法国式的共和，不是周召共和的共和”。因而应时时缅怀革命“先哲的精神”和先烈们的献身精神，不断弘扬，使之“活在战斗者的心中”，此后他的文字中再也难见这样发自肺腑的称颂之言。
鲁迅笔下更多的是对辛亥革命教训的总结，他认为这场革命之所以能够爆发，是因为“排满”“光复”的宣传口号，既迎合了激进青年的“复仇和反抗之心”，又迎合了保守人民的“复古”心理，因而易得响应。然而，后来并未恢复“汉官威仪”，亦无“历史上定例的开国之初的盛世”，只枉然失了一条辫子，许多人也就因此失望或转为反动了。以后较新的改革，着着失败，“改革一两，反动十斤”，最终被奴才主持了家政，内骨子当然是依旧。辛亥革命成了“沙上建塔，顷刻倒坏”。孙中山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和袁世凯妥协，于是种下病根，上演了一幕幕轮回的丑剧。革命党一派绅士们所深恶痛绝的新气——主张不管什么，都重新来一回，仿佛唯独自己有公平、正当、稳健、圆满、平和、毫无流弊的改革法。而南京政府一成立，漂亮的绅士和商人看见似乎革命党的人，便亲密地说道：“我们本来都是‘草字头’（按：指革命党）一路的呵。”于是，又“服了‘文明’的药”，“咸与维新”，不修旧怨，乃为旧党所乘。“二次革命的时候，就突出来帮着袁世凯咬死了许多革命人”。革命后暂时称为“女侠”的秋瑾，便死于告密，旋即无人提起。王金发捉住了杀害她的谋主，调集了告密的案卷，要为她报仇。然而终于将那谋主释放了，据说是因为已经成了民国，大家不应该再修旧怨。但等到二次革命失败后，王金发却被袁世凯的走狗枪决了，与有力的是他所释放的杀过秋瑾的谋主。秋瑾的故乡也还是那样的故乡，年复一年，丝毫没有长进。
这样的革命现状，顺民们如何能有新面貌？堕民不但安于做奴才，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学术界仍守着清初的“奴才家法”。鲁迅怎能不感到，革命以前，自己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许多民国国民反而成为民国的敌人，很像住在德法等国里的犹太人，意中别有一个国度。特别是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一切均渐渐坏下去。其实，“也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让人“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而在鲁迅看来，革命者应该充足实力，各种言动宣传，只稍作辅佐即可，大肆渲染，只有煽动气盛，少乏理性，与民族坏根性结合，更易发生极大的流弊。遍览当时各种主义者的精神资源，其实都是旧货，因而自己宁肯无所属，保持独立，渺茫地寄希望于革命者能够自己觉悟，自动改良。
鲁迅临终前的绝笔是《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是为纪念辛亥革命二十五周年而写的未完稿，缅怀了章太炎先生等辛亥革命的思想启蒙先导者和其他革命先驱者。文末提到黄兴时写道：“黄克强在东京作师范学生时，就始终没有断发，也未尝大叫革命，所略显其楚人的反抗的蛮性者，惟因日本学监，诫学生不可赤膊，他却偏光着上身，手挟洋磁脸盆，从浴室经过大院子，摇摇摆摆的走入自修室去而已。”这一段描写，就是鲁迅三十年创作生涯中的最后几行文字。
鲁迅在革命扑面而来时的深邃冷静，不是没有被视为怯懦，他的纸上苍生，笔墨冷嘲，不是没有招来鄙夷和批评——“只要看鲁迅至今还活着，就足见不是一个什么好人。”——鲁迅偏不给那些最适宜生存的人提供“大卖消息，大造谣言”的材料——以白白献出生命的方式。
鲁迅的辛亥情结甚至使他成为创造社青年眼中的落伍者——“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辛亥记忆成了“骸骨的迷恋”。辛亥的确是鲁迅一生无法取代的重要时空坐标，当革命发生时，已是而立之年的他，有着自己独特的判断和立场，对后来一代是一个传说，而鲁迅却是用笔墨干预过时政的亲历者和见证人。而追求思想革命的辛亥使鲁迅找到了归属，真正理解了革命的内涵，才于之后奉献出了一系列关于革命的真知灼见。
正是因为幻想过、高兴过，才能深味革命其实是痛苦的，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罗曼蒂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革命不只是为了获得民族的自由发展扫清政治上的障碍，不是让人去死，而是为了让人活。革命者须有奋发革命的精神，增加革命的才绪，坚固革命的魄力的力量。革命有血，有污秽，但只要有新生的婴孩，“溃灭”便是“新生”的一部分。
鲁迅辛亥书写的反讽之镜，是映照包括自己在内的广大民众的，是从革命志士血犹未冷的手中接过来继续长鸣的警世钟，而不是无关痛痒地指摘过气的英雄，字里行间即便幽默一下，都是悲悯的。他选择了适合自己的战线和作战方式与策略。对于斗争武器——匕首投枪式的短文，他也有深刻的反省——辣手评文，也尝煽动青年冒险，好用反语，迎头一击，稍一不慎，简练流于晦涩，常招误解于大出意料之外。
他同样景仰革命党人的勇敢赴死，不然，如何会呼吁去做一部中华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当看到人们已然踏着烈士的鲜血热闹地欢庆节日时，当看到国民政府征集革命文物，竟把邹容的革命史列入了“落伍者的丑史”时；当听到“你造中山墓，与我何相干？一叫魂不去，再叫自承当”的南京民谣时，他分明是忧心如焚的，他担心烈士的鲜血成为“不能久留在记忆里的悲壮剧”，“都被人们踏灭了”，“什么都要从新做过”。“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竟包括了许多革命者的传记和一部中国革命的历史。
鲁迅之爱护中华民国，唇焦舌敝，恐其衰微。他并不是在高台上指挥“思想革命”，也不是叫别人去牺牲，自己冷眼旁观；他不幻想文学对于革命的伟力，也不要爬进象牙之塔和知识阶级里去做高妙的幻想，而是志在做思想文化战线上清醒的革命人，以战斗的文章，奉献辩论的生涯，以锲而不舍的精神治麻木状态的国度，时刻警惕和反抗自我的苦闷，努力减少赏玩、攀折、摘食革命果实的愚民。
革命者抛洒热血灌溉自由树，思想者呕心沥血发出现代的自己的声音，为了唤起民众，消灭专制，踏上民主自由之路，获得社会的长足进步，他们均以天下为己任，给出全部的生命，共同构成了辛亥革命的宝贵遗产。
鲁迅的辛亥远远没有成为往事。
鲁迅的五四
“五四”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作为历史事件的五四爱国运动，一个是思想文化领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而“鲁迅的五四”毫无疑问是指作为个体的鲁迅历经这样的历史时刻，以怎样的方式介入，又如何构建了无法取代的独特的新文化传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英、法、日等国于1919年1月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向“和会”提出帝国主义放弃在华特权、取消“二十一条”，收回被日本侵夺的山东权益等要求，结果遭到拒绝，北洋政府代表准备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5月1日，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首席代表陆征祥向国内发回电报，告知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原在山东的权益让给日本，梁启超遂致电国民外交协会，建议发动不签字运动，以抵制卖国条款。徐世昌总统府外交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拒绝签约，由委员长汪大燮、事务长林长民将致代表团拒签电稿亲送徐世昌，徐交给国务院拍发，但国务总理钱能训却于5月2日密电命令代表团签约。国务院电报处一个林长民的同乡偷偷将消息泄露给林长民。林马上到会报告，汪大燮非常焦急，叶景莘说：“北大学生亦在反对借款与签约，何不将消息通知蔡孑民先生。”他即命驾马车到东堂子胡同蔡元培的住处。当晚九点左右，蔡元培召集北大学生代表段锡朋、罗家伦、傅斯年、许德珩、康白情“五大领袖”到他的住处，告知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即将签字的消息。
5月2日，蔡元培又召集北大学生班长和代表一百余人开会。他讲述了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牺牲中国主权的情况，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
5月3日，北京政府国务院正式电令陆征祥等专使签字于和约，结果又为赴法勤工俭学事业而奔走的李石曾所侦悉，遂由巴黎密电蔡元培。蔡阅电后，一边以北京欧美同学会总干事的身份，和副总干事王宠惠、叶景莘三人联名致电陆征祥，劝其切勿签字；一边通知北大学生代表，并紧急召集北大教职员开会，商讨救济办法。与会者愤于北洋军阀政府在对日交涉上的卖国行径以及对北大的敌视，主张对学生运动不加拦阻。
当晚，北京大学学生举行大会，高师、法政专门、高等工业等学校也有代表参加。刘庆平同学当场咬破手指写血书，表示决心，大家非常激动。刘仁静同学则拿出一把菜刀来欲当场自杀，以激励国人。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会上决议：一、定于次日即五月四日协同其他兄弟学校齐集天安门举行爱国大示威；二、通电巴黎专使不准签字；三、通电各省于五月七日举行爱国示威游行；四、联合全国各界一致奋起力争。蔡元培召学生会干事狄福鼎等，嘱其转告同学，途中须严守秩序。
北大学生费了一夜功夫把打电报省下来存在学生银行的三百元钱拿出来买了竹布，做了三千多面旗子。各代表当夜分途至各学校接洽，约定第二天一点钟在天安门会齐。当夜十一点钟的时候，各代表在北大开了一个预备会议，当场举出了三个总代表：罗家伦、江绍原、张廷济。翌日晨，又预备了一个英文备忘录，准备送给各国使馆。
5月4日上午9时许，北大和高师、工专等十三所大专学校的代表在法政专门学校继续开会，商议当日天安门大会的议程和会后游行示威路线，同时通知各校准备旗帜、标语。10点钟，罗家伦从城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回到北京大学新潮社，站在一张长桌旁当即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下午一时半左右，北京十几所高校的学生三千余人全部汇集天安门，举行示威大会。军警欲用武力驱散学生。学生代表纷纷发表演说，散发罗家伦起草的宣言传单，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旋即开始游行，总指挥傅斯年扛着大旗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
起初，学生们并无意冲击政府机构，而是来到东交民巷使馆区请求美国使馆帮助。因为是礼拜日，美国公使芮恩施去西山踏青了，但工作人员接受了所递送的学生陈词书的英文备忘录。而英法意使馆却拒绝接受。学生出而要求经过东交民巷，结果遭到警察拒绝。气盛性直、不经阅历的学生们深感在自己的国土上行动都不自由，群情愈加激奋，临时动议前往赵家楼曹汝霖住宅找卖国贼以泄愤。当时，傅斯年并不同意这个决定，然而，极力劝阻已经不起作用。守卫曹宅的军警第一次遭遇这种情况，面对学生队伍，没有接到命令，不知如何是好。学生们便破窗而入，开始打砸家中什物。在客厅中发现了章宗祥后，立刻拳脚相加。纷乱之间，曹宅火起，一直烧到晚上八点。后巡警缉拿学生三十二人。
北大学生齐集第三院法科大礼堂召开紧急大会，蔡元培邀同法律专家王宠惠与会，研讨营救被捕同学的法律手续。天亮后，全北京专门以上学校，一律罢课，并通电全国，天津、上海、广州等地学界纷起响应声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