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日，蔡元培等五人联名，在《北京大学日刊》上注销《校长布告》，不仅不接受教育部关于开除为首滋事学生的命令，而且表示“为要求释出被拘留诸同学，鄙人愿负完全责任”。全国各界来电雪片一样纷至沓来，强烈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北京政府为避免酿成激变，提出复课条件，蔡元培等当即承诺后，学生释放，第二天，北京各大学先后复课。5月8日，蔡元培即向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教育总长傅增湘递送辞呈，9日离京。
5月18日罗家伦在“北京学生总罢课宣言”中首次提出“五四运动”这一名词，5月26日以“毅”为笔名发表在《每周评论》第23期上，题为《五四运动的精神》，文中指出“五四”运动是“再造中国的元素”，其精神为“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民众自决的精神”。五四运动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外交问题，在“民主”和“科学”两个口号下，造成了一个时代意识。
6月，由于学生影响不断扩大，《五七日刊》和学生组织宣传，学生抗议不断遭到镇压。3日，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被军警逮捕一百七十多人。学校附近驻扎着大批军警，戒备森严。4日，逮捕学生八百余人，激起全国更大的愤慨。上海、武汉、南京、天津、杭州、九江等地工人举行首次政治罢工，各重要城市商人先后罢市。6月11日，陈独秀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因此被捕。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通电，抗议政府的这一暴行。面对强大社会舆论压力，曹、陆、章相继被免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6月12日以后，工人相继复工，学生停止罢课。6月28日，中国代表没有在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同时也是彻底反对封建文化的文化革命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与《新青年》倡导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之间一个绕不开的转捩点。五四运动之后半年，“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名词正式出现，到1920年初才流行开来。实际上，1915年《青年杂志》和《科学》杂志的创刊即为新文化运动的上限，1923年科学与玄学的论争平息为下限。这是一场在思想文化领域展开的对民族文化进行批判和创新的运动，以《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以“民主”、“科学”为旗帜，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并发展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提倡白话文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1917年，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首先在《新青年》倡导以白话代替文言，使之成为文学正宗，在与复古派的激烈论争中逐步得到推广。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定白话为“国语”，通令全国采用。从“五四”到“新文化”，这不断运动的过程是一个共享了一种横向扩张的文化机制。五四爱国运动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催生下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同时又扩大和深化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1919年5月4日这一天，鲁迅在干什么呢？
校长蔡元培未曾离开过红楼，心系学生们的安危，不食不眠；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指挥“学联”、“教职联”有组织地工作；陈独秀则为《每周评论》奋笔撰稿，把群众对卖国贼的痛恨情绪引向北洋军阀政府；而作为北大国文系兼职讲师的鲁迅却是奔丧去了，因为不是正式教职，又是星期日，他并没有在现场。查看当天日记，和所有日记一样，只有寥寥几字，“昙。星期休息。徐吉轩为父设奠，上午赴吊并赙三元。下午孙福源君来。刘半农来，交与书籍二册，是丸善寄来者”。
不仅如此，从5月4日直到6月，鲁迅的日记中没有任何关于五四运动的言词，生活与心情都是平淡无奇。
五四运动一周年时，在给自己的学生写的一封信里，我们才看到他对学生爱国运动的明确评价——“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守旧派将其视为一切乱象的根源，将学生称为祸萌，是冤枉的；而革新者将学生誉为志士，赞扬备至，又太过分了，致使“运动的大营”北京大学负了盛名，但同时也遭了艰险。
鲁迅当然是同情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的，六年后，也就是“三·一八”惨案发生的前一年，在杂文《忽然想到七》中，提到五四学运的场景，他写道：“军警们很客气地只用枪托，乱打那手无寸铁的教员和学生，威武到很像一队铁骑在苗田上驰骋；学生们则惊叫奔避，正如遇见虎狼的羊群。”
他将“五四运动的策动”看做是“北京学界”的“光荣”，以为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发扬”，是“埽荡废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的开端。
鲁迅没有选择武装革命，做流血的革命志士，也放弃了拯救肉体痛苦的医学，更不会去领导学运，参与激进的政治斗争，那么，传播和建设新文化便应该是他义不容辞、义无反顾的主战线。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的方向就代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鲁迅是“思想界的盟主”，“思想界的权威者”，这些言犹在耳的历史评价在最初的语境下诞生时，都是合情合理的，然而，却远非“真的猛士”更接近鲁迅本身。
鲁迅第一个反思质疑“新文化运动”这一名称，警惕不得不进入的所谓新文化的思维模式。文字是危险的，清醒的改革者不能受语言的驱使，执着于一些冠冕堂皇的名目。实际上，它的诞生就出自先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们，后来又将其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骂讥笑的。正如笑骂白话文的人，往往自称最得风气之先，早已经主张过白话文一样。
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介入的方式仍是一贯的被动低调，并没有也不需要如历史评价那样“权威”地去表现自己。
他远离时代的喧嚣和躁动，却也遵奉五四文学革命前驱者的命令而写作，并自觉和前驱者取统一步调，默默地以别具一格的白话着作显示新文化运动的实绩。
那么，在鲁迅眼中，这一次“颇有些成功”的“革新运动”是如何发生的？是一种什么样的阵容与态势呢？
陈独秀在《新青年》上一声号炮，别树一帜，提倡文学革命，胡适之钱玄同刘半农等，在后摇旗呐喊。这时中国青年外感外侮的压迫，内受政治的刺激，失望与烦闷，为了要求光明的出路，各种新思潮，遂受青年热烈的拥护，使文学革命建了伟大的成功。从此之后，中国文坛新旧的界限，判若鸿沟。
在他看来，新文化倡导者又做出了哪些惊人之举，不凡业绩？
中国长期以来用“难懂的古文”讲着“陈旧的古意思”，新文化的前驱者提倡“文学革命”，志在尝试让哑然沉默的中国人发出自己的声音，从此改变“无声的中国”，这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艰难到类似于宗教上的奇迹。
于是首先要来一个“文字上的革新”——提倡白话文，实际就是倡导民众不必再去费尽心机，学说古代的死人的话，而去说现代的活人的话；不要将文章看作古董，而是学做容易懂得的白话的文章。这样才能使文字成为“大家所公有”。
然而，如此简单的道理、明确的意图，被以“革命”的口号提出后，却使很多人一听到便如遭逢洪水猛兽般害怕，各方面剧烈的攻击反对之声纷纷而起，新旧势力很是恶斗了一场，但后来还是渐渐风行起来了。貌似提倡白话者势如破竹，尤其打了几处漂亮仗，如钱玄同、刘半农化名王敬轩，在《新青年》上上演的双簧戏。实际情况却是，有比这更激烈的主张出现了，那就是废止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这本来也只是关于文字革新的个人设想之一，在知识界来看，应该是很平常的争鸣探讨，然而，在那些不喜欢听改革之声的保守派看来，可是天大的事，比用白话取代文言更不能容忍，比较之下，提倡白话反倒显得平和了，于是便放过文学革命，全力以赴来围剿这一观点，攻击白话文的敌人反而随之减少了，竟仿佛没有阻碍似的流行起来。
待到倡导白话文见了成效，势不可遏，形形色色的人物又开始上演各种把戏——冷笑家收起嘲讽，开始拍手赞成；投机者“一转而引为自己之功”，美其名曰“新文化运动”；两面派则主张白话不妨作通俗之用，并二次转舵，又反过来嘲骂“新文化”；调和派却说白话要做得好，仍须看古书，希图多留几天僵尸。
这样看来，只是“文学革新”，是很不够的，腐败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话做。所以又有人提倡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结果，是发生社会革新运动，这运动一发生，自然一面就发生反动，于是便酿成战斗……
与白话文的普及同时进行的是新文学家们通过现代传媒营造的新文坛，北大学子傅斯年、罗家伦等创办了《新潮》杂志，出现了一批“为人生”的作家群，他们以文学为“有所为”，把作品视为“改革社会的器械”。而“为艺术而艺术派”也以艺术的自主性向“文以载道”说进攻；新文学比照西洋文学，将中国传统视为酒余茶后消闲品的小说提高到主流地位，于是新的智识者取代勇将策士、侠盗赃官、妖怪神仙、佳人才子，及至后来的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流，成为故事主角，略带些残余的英雄和才子气，算是较为清新地登场了。从此，小说家侵入新文坛，白话小说在不断的战斗中生存。“含着挣扎和战斗”的散文小品，却是取得了空前成功，胜于其他所有文学样式，而当此时“戏曲尚未萌芽，诗歌却已奄奄一息了，即有几个人偶然呻吟，也如冬花在严风中颤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