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依赖导致无阻挡障碍
有人这样说过：“漂亮女生动手能力比较差。”这句话，很多漂亮女生一定不会同意。但是从经济学、心理学来说，这个说法是解释得通的。比如，一个很漂亮的女生，一进大学就开始学复杂的电脑编程，很难。电脑房里那么多人，她做了半天也没做出来，有点着急，突然就冒出一句话来：“哎哟，怎么这么难啊！”这一叫，五六个男生就奔过来了，大家都想帮她。于是，三下五除二就帮她把问题解决了。
这个漂亮女生解决问题的办法，从经济学、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完全符合人类进化过程中的最低成本策略。“哎哟”一声就解决问题了，有这么低成本的解决之法，利用资源、借助外力就能解决问题，为什么不用呢？这就叫做“下君用己之力，中君用己之智，上君用人之力”。但是，这样做的后果，很可能产生路径依赖—叫一声就能解决问题，那以后不管什么事情，每次都叫就好了。可是，你现在漂亮，那等10年、20年、50年、80年以后，等你老了，不漂亮了，你老了，谁还来帮你解决问题呢？
大家都知道谷歌搜索。很多大学生、研究生问我：“王老师，如果谷歌突然停掉了，我们的毕业论文怎么写呢？”他们总是习惯于在网上搜索，已经形成了谷歌依赖。
其实，生活中的很多事情也是这样。在上海就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个上海人的孩子问他：“爸爸，你怎么这么笨啊？”爸爸很惊讶：“你怎么这样说话？”孩子说：“爸爸，你看，今天隔壁老王到我们家来做客，我才知道老王的情况。过去，你一直口口声声讲，小时候隔壁老王笨得不得了，还抄你的作业。你说你是中队长，你比他聪明。可人家现在拥有一个资产800万元的企业，你呢？还是1个月。
2000元钱的工资。你怎么不笨呢？”
爸爸回答说：“孩子，你不要这样讲，爸爸可以告诉你。20多年前，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爸爸是在事业单位工作，隔壁老王是上海纺织厂国棉25厂的工人。后来，那个工厂倒闭了，老王也下岗了。那个时候，老王天天到我家跟我说：‘老刘啊，我现在要养活一大家子人，我能不能到你们单位烧锅炉？看大门也行啊！帮忙弄个工作吧。’爸爸那时候也是工人，没能帮上老王的忙。爸爸如果在那个时候帮老王找个看大门的工作，保证现在，他还在看大门。爸爸可不是说大话，假如20多年以前，爸爸跟老王一样下海了，说不定现在8000万元都到手了。”
这位爸爸说得一点都没错，他可能是比老王聪明，但对他来说用得上一句话，那就是“没有阻挡就是一种阻挡”。他不是一直非常顺利吗？可为什么到最后还不如老王？这就叫无阻挡障碍。
我在给一个企业的员工讲课的时候，做过一个游戏。一个刚刚硕士毕业的营销部的副经理自告奋勇地参与了这个游戏。
我说：“你看，下面一两百个职工都看着你呢！这是一个通道，没别的路走。现在，我在这儿放个茶杯，那儿放个油瓶，远处再放一个小凳子，前面再放一个别的东西……”我一边说，一边放，等放完以后，我说：“我给你5分钟，你看好了，记住了，待会儿我把你的眼睛蒙起来，请你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别的地方都不可以走，只能走这里。你要尽可能快地走过去，但不要碰到这些障碍物。”结果，他只看了两分钟就说：“行，来吧。”于是，我用布蒙住了他的眼睛。在给他蒙眼睛的时候，我暗示旁人把障碍物都悄悄搬走了。然后问：“你准备好了吗？”“好了。”“那你走吧。”
你们估计他会怎么走？他肯定是慢慢地绕过去。1米左右的那个地方有个小茶杯，他把脚一抬，轻轻地放下去。他刚把脚放下去，下面就开始鼓掌，“太棒了，厉害”，他挺神气的，心想：“哈哈，多简单啊！”第二步、第三步……他每走一步，下面都拼命地鼓掌、叫好。走到一大半的时候，他就觉得有些不对劲，太顺利了，于是，走得更加小心翼翼了，渐渐地，下面的掌声少了，看着他越过“障碍物”时那谨小慎微的样子，大家都忍不住笑起来。等快要走完的时候，他越想越不对，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么顺利？等走完了他把布摘下来回头一看—什么也没有。
最可怕的障碍，不是外界给我们设定的，而是我们自己给自己设定的。也许20年前我们的经验是有用的，我们用它发展了；也许两年以前我们的经验还是有用的，因为我们又成功了；也许两分钟以前我们的经验还是有用的，因为是我们亲眼看见的；但是，在今天变化了的现实面前，我们的经验已经没有用了。今天这个世界，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本身。我们怎么来适应这个世界呢？
如何冲破无阻挡障碍
当时比尔·盖茨做微软的时候，大家都在说：“比尔·盖茨，你做什么软件？那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的，不如做一张桌子。全世界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随便拷贝你的软件，零成本，谁还会来买你的产品啊？”如果是中国人听到这些话，估计有人会吓昏过去，还做什么呢？但是比尔·盖茨不信邪，坚持要做，结果就做到了全世界最大，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做了那么大以后就算了吗？没有。2003年，他说了一句话：“我们希望10年以后，公司的商业模式发生根本的变化—公司将从卖软件转为卖服务。”
事实上，全世界的服务浪潮已经开始了。上海的媒体整天都在说服务型社会、服务型组织、服务型外贸、服务型时代、服务型政府……什么是服务型政府？说说容易，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情？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是我在某市给政府官员讲课的时候用的一张照片。在上课之前，我们三个人吃早饭，吃得非常好，有一大桌的食物。吃完以后，我放下筷子，服务员又端出两大盘来。当时，我对她说：“服务员，我们已经吃饱了，你端回去吧，够了。”她面无表情地往那儿一放，也不跟我说话，就走了。她大概心里想：“这是你们自己订的，难道你们还想赖掉，还想退货吗？”其实，我根本不是这个意思，这也不是我订的，是该市组织部来安排的。于是，我叫我的助手拍了张照，把它做进了PPT里，在讲课的过程中当场给他们看。
我说：“各位，你们都是咱们市的领导，每一个局系统、每一个部委办的官员，全部都在这儿。我今天绝对不是抓你们的小辫子，鸡蛋里挑骨头。我们口口声声讲服务型社会、服务型组织、服务型政府，怎么服务？我今天就事论事。我到你们这儿来吃了这顿早饭，桌上还有一大堆没吃完，临走的时候我就想，怎么办？
某市组织部安排的一顿丰盛的早餐
“大概只有两个办法：第一，全部倒掉。因为你吃过了，只能倒掉。如果倒掉的话，那就浪费了。如果不倒掉，怎么办呢？大概有第二个办法，那就是留下来给后面的人吃。但是，我就会想，这个花卷从哪儿来的？是不是昨天、前天某个代表团吃不完剩给我的？我剩下来的可以给别人，别人剩下来的就不会给我吃吗？
“我在南方很少看到这种情况。你吃什么就自己拿，拿多少吃多少，哪有这样分配的？你这是计划经济的模式啊！在这一点上，我还发现了一个问题。假设我是一个日本人，今天我到这儿来吃饭，情况可能就大不一样了。日本人很‘小气’，你们到日本去看一看，在很好的大饭店里请你吃饭，他们也是一个个都分好的。你看这个碗（见图3—8），你不要以为这个碗很大，很小的。你不要以为里面的食物是吃剩的，还没吃呢！虽然量小，但却做得挺精致的，日本人就是讲究量小、精致。如果我是一个日本人，带了一大笔资金到你这儿来，本来是想投资的，结果吃了一顿早饭，就吓昏过去了。我就会想：‘你自己的农民兄弟累死累活、流血流汗生产出来的粮食，你把它随便倒掉了，你还会把我们日本人的资金当一回事吗？’各位，我还敢投资吗？
日本大饭店里精致的早餐
“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全党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建新机制、增长新本领。今天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过去的计划经济模式不是你一句话、一个口号说改变就改变了，观念的转变要跟上。”
（第5节）安德鲁思维
安德鲁赢在哪儿
国家大剧院是谁设计的？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设计的。1998年，国家要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的西侧，建立一个国家大剧院。当时政府非常重视，向全世界进行招标，全世界所有的设计事务所、大学、设计师，都可以参加，只要求你按照下面三条原则来设计：第一，一看就是一个大剧院；第二，一看就是中国的大剧院；第三，一看就是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大剧院。
这三条大家其实都心知肚明是什么意思，特别是后面两条。全世界有多少设计事务所、多少大学、多少设计师，谁不想参加这次设计呀？成千上万的方案递交过来以后，专家组进行了分类、选择。挑出了61个方案，上交中央，而在其中1个方案上，专家组的意见有分歧，有说好的，也有说不好的，于是决定也呈上去，由领导定夺。
到了领导投票的那一天，展厅里放满了各种设计方案的模型。有的是天圆地方，有的是太极图，有的是飞檐翘壁，都是按照那三条，特别是后面两条—“中国的大剧院、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大剧院”来设计的。而最后获胜的，正是存在分歧的那个方案—着名设计师安德鲁设计的方案。结果一公布，全中国从高层一直到老百姓，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形成了两个阵营。
2000年，在北京召开两院院士大会期间，着名的物理学家何祚庥写了一封信，并联络到49位两院院士在他的信上签名，然后把这封信寄给了中央领导。在信中，他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个方案。反对的理由也非常充分：完全不符合政府向全世界进行国际招标时提出的三条标准，特别是后面两条—“中国的大剧院、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大剧院”。这个设计和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建筑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体现的既不是中国的古典建筑美，比如城楼、飞檐翘壁、雕梁画栋；也不是中国的现代建筑美；甚至还不是西方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表现主义所表达的美。它什么都不是，简直就像个臭鸡蛋壳！
一个月以后，中央领导又收到了一些包括其他院士在内的人的来信，其中也有很多赞成该方案的。艺术永远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说难看，他说漂亮，都可以。你看，蓝色的是水面，门在哪儿？是从水底下进去的，像是到了龙宫一样，上面都是水。沿着水下走廊一路下去就进入殿堂里面。整个建筑从上面看下去，就像是镶嵌在中国几千年黄土地上的一颗蓝宝石。
经过大量的沟通、交流、论证以后，中央领导最后还是决定用这个方案。安德鲁赢了。那么，安德鲁赢在哪儿？我们不考虑各种美学观点的比较，只从纯思维方式的角度来考虑。全世界的很多媒体去采访安德鲁时，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敢于突破限制，我敢于用超越性思维打破框框。”可能会有人想：“哎呀，你胆子也太大了吧！突破限制，打破框框，你突破谁的限制啊？人家招标方提出三条标准，你也敢突破？你是不是不懂中国文化啊？那三句话你听不懂啊？特别是后两句—‘中国的大剧院，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大剧院’，你的设计和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建筑有任何相似之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