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要说安德鲁不懂中国文化，不懂东方文化，那可不见得。日本的成田机场谁设计的？安德鲁。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谁设计的？安德鲁。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浦东的第二大标志性建筑，谁设计的？安德鲁。这些着名建筑都是安德鲁设计的，这就说明他还是懂中国文化的。既然懂，为什么还这样设计呢？安德鲁说了一段话，我觉得有点意思。他说：“那一天，我在北京的地图面前看了一上午。其实，在这个方案之前我也设计了很多草图，但都觉得不行，因为全世界的设计师肯定都按照这三条来设计，什么天圆地方啊，飞檐翘壁啊，反正都是按照这三条路径来思考。我觉得这样是跳不出来的。但在北京的地图面前，我突然冒出来了一个想法。什么是传统？传统难道是僵化的吗？传统难道是静止的吗？传统难道是不变的吗？”
天安门城楼、故宫，都体现了中国的古典建筑美。但是看完故宫以后，安德鲁突然看到了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的建筑风格与故宫不同，已经糅合了很多近现代的建筑风格，甚至包括前苏联的建筑风格。于是，他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对啊，传统不是僵化的，不是静止的，不是不变的，传统是发展的，是形成的，是一个过程。一个民族最深刻的传统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创新’。”
他说：“你们中国人早就说过‘和而不同’。什么叫做和谐？一模一样难道就是和谐吗？难道巨大的反差就不是和谐吗？人民大会堂可以变，那我为什么不可以变呢？”
从国家大剧院的设计方案看中央的态度
那么，最重要的问题在哪儿呢？其实还不是安德鲁赢了，而是中央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我上次在清华大学讲课时，他们说：“王老师，我们不服气，我们做了那么多方案，一个也没有被选上。这三条不是讲得明明白白吗？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大剧院，中国的大剧院，按照这个风格设计出来却落选了，这不是出尔反尔吗？”很多参加设计的人可能都会这样想。但是，美国《时代》周刊对此的评论，我认为还是说到要害的。《时代》周刊用4个字对我们的核心领导层最后决策用这个方案做了评价，说它体现了今天中国核心领导层的一种精神—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原则出发。如果从原则出发的话，毫无疑问，安德鲁的方案不符合这三条原则。但是，如果从实际出发呢？我的实际是什么，我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我向全世界进行国际招标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得到一个最好的作品，把它留给子孙万代，留给全人类。然后，我提出一些条件，这些都是手段，都是为了得到一个最好的作品。假如这个最好的作品真的出现了，那我能不能给它投一票？我给它投一票是一种什么精神？我认为，这就是实事求是。
有时候，我们会搞混、搞错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中华民族的兴盛，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拿掉这个目的，任何目的都免谈。
为了实现“让全中国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个目的，我们要设定一些道路、方法，比如走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以后，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这三条开始确立。我们想通过这三个具体的方式实现共同富裕。这三条也仅仅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已。
1992年，邓小平在上海贝岭公司说了一句话：“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既然是手段就没那么神圣了，如果我们把目的作为最根本的出发点，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让所有的手段都围绕这个目的，让老百姓过好日子，实现共同富裕。因为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
再回到国家大剧院的设计方案，我们的目的就是得到一个最好的作品，所以我们向全世界进行国际招标。现在这个最好的作品出现在我们面前，不管我们的审美水平如何，如果认为它确实好，那么能不能给它投一票呢？如果从原则出发，本来想投它一票，但是想到那三条规定，就不投了。如果能从目的出发，给它投一票，就可以得到一个最好的作品，留给子孙万代了。投票与否，到底秉持什么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是从实际出发。
于是，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连国家向全世界进行国际招标时提出来的三条基本原则都可以推翻，那么，今天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不能推翻，还有什么框框不能突破？
同样的条件下，为什么有的人做强了、做大了
很多人经常会这样想，中央号召我们，改革要有新举措、新思路、新台阶、新创意，但是中央不会告诉我，这个企业怎么做、这个行业怎么做、这个地方怎么做。
“铁本事件”a以后，我去常州讲课。常州市委、工商联的同志告诉我：“王老师，
民营企业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未经国家有关部门审批，于2003年6月开建800万吨钢铁项目，在常州市新北区春江镇违法占地近6000亩，4000多农民被搬迁。2004年4月，国务院派出专项检查组，核实查处这一违规建设钢铁项目，认定这是一起典型的当地政府及地方有关部门失职违规、企业涉嫌违法违规的重大事件。—编者注你要好好地鼓鼓劲，我们常州这边有的企业家心情不太好。”在课上，我别的都没讲，只举了个例子：
有人说，宏观调控来了，对自己发展不利。我可以告诉你，今天这个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当经济出现结构性矛盾后，资本主义采取的是经济危机的办法，这会使社会劳动损失很大；而社会主义可能会采取宏观调控的办法。因为一段时间以后，总会有各种结构性的不平衡出现。宏观调控就像一个筛子，把好的留下来，坏的拿掉。当所有人都抢着去做一件事情时，就不能不把他们筛掉一些，否则资源就会浪费。各位，宏观调控不是坏事，是好事啊！
其实，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一样。人不能总是强调客观原因。有一次，我到沈阳市发改委去讲课，有些东北人就说：“王老师，我们最吃亏了，我们斗不过南方人，那些浙商在我们这里很厉害。”
我问：“为什么斗不过呢？”他们说：“我们这儿都是大型的国营企业，那么多的工人，还有很多退休人员，都要管吧？我们能不能随便把他们踢开？不行啊！可是你看，南方有些私营企业、民营企业，他们很灵活，忙的时候把工人招进来，加班加点地干活，没活干、闲的时候，一脚把人家踢开了。我们这样行吗？几万工人下岗不是小事呀！所以，我们斗不过南方的民营企业家。这不公平啊！”
我就跟他们说：“你们别说这种话。南方人也这样找我诉过苦。”在温州讲课时，温州的人跟我说：“王老师，我们最吃亏了。你看北方那些大型的国营企业，我们怎么斗得过他们？我们那么小，又是民营的，国家会管你吗？在资金最紧张的时候，我们的资金成本有多少，你知道吗？那个资金链，我怕它断掉啊！我们3个月的借贷就要付33%的利息，还不了的话，命都别想要了。你看，北方国企合算啊！如果你搞得一塌糊涂，不要紧，上级心想，还有两万职工呢，能让他们下岗吗？你这个企业倒了，那社会就不稳定了。算了，给你贷款，低息贷款、无息贷款全都给你。可我们这儿不行啊，说死就死掉了，哪个银行会给你贷款啊？”
我说，你们都不要说不公平。同样的条件下，为什么有的人做强了、做大了？
有两个海盗在一个山洞里面聊天，里面有很多的金银财宝。其中一个海盗说：“你看，做海盗多合算，这个职业多容易发财啊！”这时另一个海盗说：“不过有一点不好，海盗被抓住以后要上断头台的。唉，如果海盗不上断头台，这个职业就太好了。”结果第一个海盗说：“傻小子，海盗不上断头台有什么好啊？那样一来，别人都去做海盗了，还能轮到你和我啊？”
所以，千万不要认为，这个经济政策来了，那个经济政策来了，都定得死死的，我没办法创新，没办法发展。情况不是这样的。所有的行业都一样，都要创新，都要走自己的发展之路。
因此，不要过分强调自己行业的特殊性、自己地方的特殊性，不要强调客观原因。我到中西部去讲课时说过，中西部总有人怪中央不给政策，说自己条件不好，很难发展，那么请问，我们建国后30年来的绝大部分投资到哪里了？不是都投到中西部的三线工厂了？当时能在浙江、福建沿海投资建厂吗？那是前线，甚至当地有很多工厂都内迁了。现在沿海发展了，出现了那么多企业家，但他们都是白手起家的。
今天这个世界，还要别人为自己负责吗？在所有条件都一样的情况下，总是有人发展了，有人没发展。所以，不管是没有规则的时候，还是规则条件最严苛的时候，大家都是一样的。如果大家一样乱的话，那你可以当乱世英豪；如果大家一样困难的话，你的机会也是有的，但要动脑筋。更不要说，有些东西还是可以突破的。
比尔·盖茨说过的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创意犹如原子裂变一样，只需一盎司，就会带来无以计数的商业效益。”安德鲁绝对不是赢在他的技术条件、知识条件，也不是书读得比别人多、学位比别人高、电脑比别人更精通，而是一刹那的一个想法，这才是最重要的。
爱因斯坦说过的一句话，可以给超越性思维做一个总结。他说，我们所面对的重要问题，是无法在我们思考与创意的相同层次上获得解决的。也就是说，在同样的层次上，你能想到，别人也能想到。安德鲁很清楚，都按照那三条来设计是跳不出来的，如果转一个思维方向，机会就来了。
思路决定出路。今天，创意时代已经到来了，这个时代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迁。那么，资本怎么去增值？主要取决于思路，而绝对不是死干、苦干。
所以，观念、思路要打开，一定要有开放的思路。我记得上海交通大学某期高级培训班中有个学员，他说：“我在大庆赚了很多钱，‘南巡讲话’以后，我就到上海来了。我到上海来，是大势看准了。到上海来，我怎么赚钱？我举个最实在的例子。上海人买房子，精明得要命。房子朝向啊、地段啊、邻居啊、交通是否便利啊，等等，这都是小精明。我买房子根本不是这样的。当今世界就看中国，当今中国就看上海，当今上海就看浦东，当今浦东就看陆家嘴。当时我就在地图上，在陆家嘴范围画了个圈，然后就去找。那时没有什么商品房，那儿只有一个商住两用房，我就买了，我在上海的第一桶金就在那儿挖到了。”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关键看你怎么做，看你入的是哪一行，而绝对不是你聪明不聪明的问题，也不是经营本身、技术性的问题。张艺谋如果当时上的是北京大学，如果读的是历史系，那么张艺谋现在在干什么？可他现在做的这个行业，机会太多了。今天这个时代是视觉时代、图像时代、电影时代，在这个时代，他现在做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男怕踏错行，女怕嫁错郎”，刘永好在中央电视台《大家讲谈》栏目中也曾经强调过。但我要强调的是，“行”很重要，你踏准了，就不得了。40年前，如果比尔·盖茨觉得卖热狗很赚钱，就去卖热狗了。那么即使他同样聪明，而且更卖力，每天24小时不睡觉、不吃不喝，他卖到今天也不可能做得这么大，因为这个行业他没踏准。所以，关键还是要看准大势。大势怎么看？首先你的观念要发生变化，不要谨小慎微。很多年以前，我在上海城隍庙福佑路的地摊上看到一副对联，内容很好。
上联是“人逢两可须平心”。一个人，碰到模棱两可的时候，碰到既可以这样，又可以那样的时候，你的心要放平一点，别鲁莽地做决定，否则就容易一失足成千古恨，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下联是“事到万难要放胆”。一件事情到了万难的时候，一切办法全部想完，一点办法也没有了，该怎么办？要放胆，就像安德鲁那样，看来看去，知道大家都是这样想的，这时，就要“放胆”，用我的话来说，就是要“放脑”。
就像所有人都想去天堂，但条件是，你必须解开一个千年的绳结。那怎么解得开啊，盘根错节的。结果，有一个人走过来，抽出一把宝剑，一刀下去，把绳斩断了，把结解开了。你只说解开，也没定义怎么解啊！人们都是想当然认为要用手一点一点解开，但这是解不开的。而一刀下去，或者一把火把它烧掉，就把它解开了。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所以要突破，要创新。因为，你可能不是一般的执行者，而是战略的决策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可能更需要这种大的战略性的突破。将来谁能发财，做强、做大，具备创新突破能力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