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824），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字退之，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
韩愈
韩愈生平
唐代宗大历三年（768），韩愈生于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一个世代官宦之家，因他的先世曾居昌黎（今辽宁义县），故韩愈也自称昌黎人。七世祖韩茂曾于后魏立过大功，被封为安定王。父韩仲卿，做过武昌（今湖北鄂城）令，官至秘书郎。在任武昌令时，因为政清廉，爱民如子，离任后当地百姓为他树碑颂德，当朝大诗人李白写了《去思碑》赞扬他的政绩。韩愈的叔父韩云卿曾任监察御史，以文章名于当世。韩愈的伯兄韩会官至起居舍人，后来贬韶州刺史，善清言，有文章。韩愈就出生于这样一个累世官宦的书香之家，自幼受到家学熏陶，对源于中土的儒家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
韩愈的母亲早逝。3岁时，他又失去了父亲。小小年纪痛失双亲，他的伯兄韩会承担了抚养他的责任。韩会对韩愈后来的学术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
7岁时，韩愈随伯兄来到长安。这时，韩愈已能立志于学，一日能记诵数千言，言出成文。所学包括经、史、百家之言，而以儒家文化的经典六经为主。
《旧唐书·韩愈传》说他：“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他在后来《答李翊书》中也说：“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表明他自幼服膺孔孟，崇信儒经。这种读书生活对于他后来高举儒家正统的大旗，力排佛老“异端”，具有重要影响。韩愈不仅努力钻研六经，而且对三代两汉的古文也有特别浓厚的兴趣，尤其喜爱司马相如、董仲舒、司马迁、扬雄的文章，他后来力倡文学创新，鄙时文而尚古文，在青少年时期已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唐代宗大历十二年（777），韩会因党元载，被贬官岭南韶州，这时韩愈年仅10岁，随伯兄到了南方。不久，韩会病死于贬所，韩愈由兄嫂郑氏抚养，护送伯兄的灵枢归葬于河阳老家。唐德宗建中、贞元间，李希烈等相继作乱，中原多故，韩家百口避地江南。动荡不安的时局，促使韩愈早年就萌发了治国平天下的志向；长途的颠沛流离，又使他养成了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而避地于江南，又使他有一个难得的机会讲习学业，沉湎古训。
唐贞元二年（786），韩愈19岁，怀着经世之志进京参加进士考试，一连三次均失败，直至贞元八年（792）第4次进士考试才考取。按照唐律，考取进士以后还必须参加吏部博学宏辞科考试，韩愈又3次参加吏选，但都失败；3次给宰相上书，没有得到一次回复；3次登权者之门，被拒之门外。
贞元十二年（796）七月，韩愈29岁，受董晋推荐，出任宣武军节度使观察推官。这是韩愈从政开始。韩愈在任观察推官3年中，一方面指导李翱、张籍等青年学文外，利用一切机会，极力宣传自己对散文革新的主张。
贞元十六年（800）冬，韩愈第4次参吏部考试。贞元十七年（801），通过铨选。这时期写的《答李翊书》，阐述自己把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古运动紧密结合一起的主张，这是韩愈发起开展古文运动的代表作。这年秋末，韩愈时年34岁，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这是韩愈步入京师政府机构任职开端。任职四门博士期间，积极推荐文学青年，敢为人师，广授门徒，人称“韩门第子”。贞元十九年（803），韩愈写了名作《师说》，这是韩愈系统提出师道的理论。
贞元十九年（803）冬，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在任不过二个月，为了体恤民情，忠于职守，上书《论天旱人饥状》，因遭权臣谗害，贬官连州阳山令。韩愈任职阳山令3年，深入民间，参加山民耕作和渔猎活动，爱民惠政德礼文治，《新唐书·韩愈传》因此特书“有爱于民，民生子以其姓字之”。阳山令任上，一大批青年慕名投奔韩愈门下，与青年学子呤诗论道，诗文著作颇丰，今见之昌黎文集有古诗二十余首，文数篇。尤其此时构思并开始著述的《原道》等篇章，构成韩学重要论著“五原”学说，这是唐宋时期，新儒学的先声，理论建树影响巨大。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夏秋之间，韩愈离开阳山，八月任江陵法曹参军。
元和元年（806）六月，韩愈奉召回长安，官授权知国子博士。元和三年（808），韩愈改真博士。元和四年（809），韩愈改授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兼判祠部。是年冬被降职调为河南令，以后相继任职方员外郎、国子博士。
元和八年（813），晋升为比部郎中史馆修选，完成《顺宗实录》著名史书编写。
元和九年（814），韩愈任考功郎中知制诰，第二年晋升为中书舍人。元和十二年（817），协助宰相裴度，以行军司马身份，平定淮西乱，因军功晋授刑部侍郎。
元和十四年（819），宪宗皇帝派遣使者去凤翔迎佛骨，京城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书《论佛骨表》，痛斥佛之不可信，要求将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宪宗得表，龙颜震怒，要处以极刑。幸宰相裴度及朝中大臣极力说情，免得一死，贬为潮州刑史。韩愈任潮州刑史八个月，概括说来：驱鳄鱼、为民除害；请教师，办乡校；计庸抵债，释放奴隶；率领百姓，兴修水利，排涝灌溉。
元和十五年（820）九月，韩愈诏内调为国子祭酒。长庆元年（821）七月，韩愈转任兵部侍郎，第二年，单身匹马，冒着风险赴镇州宣慰乱军，史称“勇夺三军帅”，不费一兵一卒，化干戈为玉帛，平息镇州之乱。九月转任吏部侍郎。
长庆三年（823）六月，韩愈晋升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京兆之地称复杂难理，在韩愈整治下，社会安定，盗贼止，米价不敢上。后相继调任兵部侍郎、吏部侍郎。
长庆四年（824），韩愈因病告假，十二月二日，韩愈因病卒于长安，享年57岁。
韩愈著作
韩愈擅长散文、诗歌创作，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论说文在韩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为主要内容的中、长篇，有《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师说》等，它们大都格局严整，层次分明。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短篇如《杂说》、《获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远；长篇如《送穷文》、《进学解》，运用问答形式，笔触幽默，构思奇特，锋芒毕露。论述文学思想和写作经验的，体裁多样，文笔多变，形象奇幻，理论精湛。叙事文在韩文中比重较大。学习儒家经书的，如《平淮西碑》，用《尚书》和《雅》、《颂》体裁，篇幅宏大，语句奇重，酣畅淋漓；《画记》直叙众多人物，写法脱化于《尚书·顾命》、《周礼·考工记·梓人职》。继承《史记》历史散文传统的，如名篇《张中丞传后叙》，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学《史记》、《汉书》，描绘人物生动奇特而不用议论的，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清河张君墓志铭》等。记文学挚友，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贞曜先生墓志铭》等。但在大量墓碑和墓志铭中，韩愈也有些“谀墓”之作，当时已受讥斥。
抒情文中的祭文，一类写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韵常规，如《祭十二郎文》；一类写朋友交谊和患难生活，四言押韵，如《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此外，书信如《与孟东野书》、赠序如《送杨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韩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之类，完全出于虚构，接近传奇小说。韩愈散文气势充沛，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艺术特色多样化；扫荡了六朝以来柔靡骈俪的文风。
他善于扬弃前人语言，提炼当时的口语，如“蝇营狗苟”（《送穷文》）、“同工异曲”、“俱收并蓄”（《进学解》）等新颖词语，韩文中较多。他主张“文从字顺”，创造了一种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书面散文语言，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但他也有一种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谓“不可时施，只以自嬉”（《送穷文》），对后世有一定影响。韩愈也是诗歌名家，艺术特色以奇特雄伟、光怪陆离为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内容深刻；《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孟东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韩诗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语、押险韵。韩愈也有一类朴素无华、本色自然的诗。韩诗古体工而近体少，但律诗、绝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题楚昭王庙》等。
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780）以来的平庸诗风。但也带来了讲才学、发议论、追求险怪等不良风气。尤其是以议论为诗，甚至通篇议论，把诗歌写成押韵的理论，对宋代以后的诗歌产生了不良影响。
韩集古本，以南宋魏怀忠《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为最善；廖莹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明徐氏东雅堂翻刻）最为通行。清代顾嗣立、方世举各有诗集单行注本。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是另行系年的集注本。另外，为韩集作校勘或补注而不列正文者，有宋方崧卿、朱熹，清陈景云、王元启、沈钦韩、方成和今人徐震。年谱以宋洪兴祖《韩子年谱》最为详备。赵翼《瓯北诗话》、方东树《昭昧詹言》、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中有关部分，是评论其诗文的代表著作。
韩愈的智慧
韩愈生于唐代中叶，是藩镇割据、中央集权削弱的时代，又是佛教泛滥的时代。他基本代表世俗大地主的利益，欲以恢复古道作为挽救时局的方针。他主张中央集权，反对封建割据，要求采取一些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减轻对人民的剥削。他又猛烈攻击佛教，以维护儒家的道统。韩愈博学多才，其思想涉及教育、人性、治国、举才等众多方面。
韩愈的教育思想
韩愈教育思想最突出之点就在于他作《师说》，提倡尊师重道。尊师重道的思想既是他维护儒家道统思想在教育领域中的表现，又是针对中唐以来教育事业中出现的种种流弊而提出的，这种思想不仅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而且至今仍闪耀着光芒。
教师的任务和标准
韩愈云：“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传道”，即传儒家道统，传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受业”，即授业，是指讲授古文典籍和儒家经典，使学生掌握一定的古籍文献、具有一定的读写能力，受到文化学识技能方面的教育；“解惑”，即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解答学生们在“道”与“业”两方面的疑惑。
韩愈认为，“传道”、“受业”、“解惑”是教师的基本任务，而这三项任务是紧密相联的。
在韩愈看来，教师的任务重在“传道”，古文、六经之类只不过是载道的工具；“受业”是为“传道”服务的，“传道”是通过“受业”完成的。他认为如果教师只是“习其句读”而不“传道”，那是“小学而大遗”，即因“小”而失“大”，忘掉了自己的根本任务。很明显，韩愈重师是为卫道，强调教师的基本任务是为恢复儒道的传统。
那么，在韩愈看来，教师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韩愈云：“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意思是说，无论社会地位是高或是低，无论年龄是长或是少，谁掌握了道，谁就是教师。如果一个教师没有一定道，那就不成其为教师。学生“从师”，即“从师道”，是向老师学习其道。为人师，必须忠于道，必须传道卫道；而传道又是通过授业来实现的。所以，衡量教师的标准：首先是“道”，其次是“业”。凡是具备了“道”与“业”的，就可以做教师。
学业的精进在于勤
韩愈在《进学解》中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意思是说，学业的精进在于勤奋刻苦，学业的荒废在于嬉戏游乐；为人行事的成功在于深思熟虑，而败毁在于因循苟且。
韩愈所说的“勤”表现为口勤（多吟诵），手勤（多翻阅），脑勤（多思考、多体会），日以继夜地学习。
韩愈说：“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百家之编”，“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不绝口地吟诵佰家六经文章，不停手地翻阅诸子百家的篇籍，燃上灯来接续日光，勤奋以学，长年不懈。这是韩愈对前人治学经验的总结，也是他自已多年治学和教学的宝贵经验的结晶。
在博的基础上求精
韩愈在教学实践中领悟到了博与精的辩证关系。博与精是对立的统一，没有博，就不可能有精；没有精，博也只不过是一种大杂烩。
韩愈一方面强调博学，提出“贪多务得，细大不捐”，“俱收并吉，待用无遗”。无满足地追求，而又力图有所收获，重大的细微的都不放过，待用而全不遗漏。
另一方面，韩愈又要求精约，提出“提其要”、“钩其玄”。这就是说，教学时要提出纲要，让学生把握住要点，引导学生探索其精微之处，融会贯通，领会其精神实质。
把学习与独创结合起来
韩愈认为“师古圣贤人”，要“师其意不师其辞”。以古人为师，不必拘泥于章句文辞，而是要学习古人文章中的思想、方法。如果只会背诵、模仿“古圣贤人”的陈词滥调，那么到头来只不过是一个“剽贼”罢了。所谓“降而不能乃剽贼”。
韩愈赞成吸取前人的优秀成果，又反对沿袭剽窃，主张把学习与独创结合起来。他不赞成“踵常途之促促，窥陈编以盗窃”，那种谨小慎微地追随世俗，没有创见地抄袭窃取一些陈旧书籍，是没有出息的。他赞成要有自己的真知灼见，“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并且能“闳其中而肆其外”，学问博大精深，形式丰富多彩，风格雄浑豪放。他鼓励创造性人才，“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
韩愈在文学上的高深造诣，能够造语生新，独具风格，自成一家，就在于他能很好地把学习与独创结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