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核心价值观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08年获胜感言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今天晚上我们再次证明，我们国家真正的力量并非来自我们武器的威力或者财富的规模，而是来自我们理想的持久力量：民主、自由、机会和不屈的希望。
如果你不那么激动，如果你对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有所认识，你完全可以说奥巴马是在忽悠。美国《独立宣言》与《宪法》确实早就为新诞生的美利坚确立了包括自由、民主、平等、正义、宽容等在内的核心价值理念，可是，建国之后的美国是世界为数不多的实行奴隶制的国家，当时美国的“民主”也只允许不到人口三分之一的、有财产的白人男性公民投票，哪里谈得上自由与民主？
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重新审视一下美国的历史，你会看到，正因为美国的国父们在立国之初把这些充满理想的美好词句都塞进自己的价值理念里，才使得230多年一路走来的美国，无论遇到多少困难，无论走了多少弯路甚至邪路，总在遥远的未来有一个指路明灯吸引着他们。连政客们也都不得不高举这些价值理念，教育与引导国民；而国民更是随时根据这些价值理念，挑选、监督、塑造着美国的政治人物。所谓美国梦，也都是建立在这些价值理念之上。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想要崛起于世界之林的国家，必须拥有适合自己国情又符合历史潮流的价值理念。这样的价值理念往往比武器和财富更具活力，能够帮助一个国家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牵引这个民族走向光明的未来。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改革也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下一步如何走？下一站在哪里？有说要继续经济体制改革，有说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很多有识之士还提出了各种更加具体的建议，这些都是有益的，值得肯定。但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今无法回避的当务之急，就是发展文化，重建我们的核心价值观。
重建核心价值观，说比做容易。虽然所有国家拥抱的核心价值观都是短短的几行字，可如何提出这几行字，却考验着我们。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绝对不是某个利益集团能够确立起来的，更不能根据某一个领导人或者领导集体随心所欲地拍脑袋想出来。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得到执政者、精英与广大民众的普遍认同与接受，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持久，才能转化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二战时的法西斯德国不可谓不强大，冷战时期的前苏联更是占据了半个地球，但他们最终都失败了。他们其实是败在自己拥抱的价值理念上，那些理念让他们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
虽然中央会议上发出大力发展文化、建立与逐渐完善中国的核心价值观的呼吁与指示，但迄今为止，仍然无法推出被大多数人接受的简单明了的核心价值观。我认为究其原因，就是思想不够解放。我们被自己设立的一些僵化的条条框框束缚了，不敢直面在世界各地已经开花结果的价值。
例如“自由”作为价值观与人类的理想，几乎出现在所有文明国家拥抱的核心价值观里。可在我们这里，“自由”一词却被长期扭曲，被“妖魔化”，有些人更把这个说成是西方特有的，是被美国垄断的。
“自由”确实是美国核心价值观中排在第一位的。美国人是为了逃避欧洲的宗教迫害才来到美洲大陆，他们追求自由，珍惜自由，如果说“自由”是他们特有的，并被他们“垄断”，那就很搞笑了。
自由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指某个民族与国家驱逐外国侵略者、争取独立，获得解放；另一个就是个体的种种自由。根据以上两层普遍接受的对“自由”的定义，“自由”作为价值观与理想其实贯穿了中国近现代追求国家独立与个人人权的历史。过去近两百年中，中国人民摆脱专制独裁，赶走一波又一波的外国侵略者，尤其是可歌可泣的八年抗日，追求的正是民族自由与国家独立。1949年后走了弯路，改革开放后，中国这些年的改革开放，也是以“自由”为主轴，解放生产力，解放思想，让人民更自由地从事经济与社会活动。即便在政治领域，中国人的自由度也有所增加。
那些认为“自由”是美国特有价值观的人，既不了解中国历史，也不清楚美国历史，更无法认识到一个国家与核心价值观的关系。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各种理念与价值观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就拿“自由”“公正”“民主”等被世人普遍接受的价值理念来说，都有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美国人今天实行的民主正是对自己过去只允许少数有钱的白人投票的那种民主的否定与改进，美国人今天还在为自由而战。
实现传统的立言、立功、立德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知识分子”就是同“犯罪团伙”差不多意思的，历次政治运动，被揪上台的，被折辱、活活打死或者被逼自杀最多的，也都是贴上“知识分子”标签的社会精英。过去一百多年，中国流放、坐牢、杀头和自杀的知识分子比例可能高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当然，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的境遇也几乎从来没有好过。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历史巨着《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是被当权者割掉了生殖器后在屈辱和痛苦中为中国留下了这条最大的历史之根。不用举更多例子，都是血淋淋的。
相比世界各国、各个历史时期，在过去一百年尤其是1949年后的30年里，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之恶劣，几乎是无出其右的。在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中，没有任何一个群体比中国的知识分子为这个国家、民族和个体的自由与发展遭受的苦难更深，付出的代价更大。
改革开放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境遇有所改善。随着资讯发展与获取知识途径的多样化，“知识分子”的概念渐渐模糊。例如在西方，说起知识分子，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有拥有博士学位的，而在中国，由于教育体制的落后与封闭，那些拥有博士学位的知识分子反而大多显得很“无知”；与此同时，在民间却兴起了一个凭良知来揭露真相、传播知识的“知识阶层”。在一个落后到“真相”“良知”与“知识”绞缠在一起无法分清的国度，对“公共知识分子”做出准确的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我认为，“公共知识分子”就是那些站在人类历史正确的一边，以自己拥有的专业知识介入社会、影响公众，对这个社会、国家与民族有积极的影响与正面推动的知识人。因此，那些学富五车，拥有当权者提供的各种发声平台、指点江山，却为希特勒那种恶魔效忠的知识人，顶多是名垂千古的“公共厕所”，而不是“公共知识分子”。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历史，才拥有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最终选择与判决权。
公共知识分子必须拥有“五识”：首先你得拥有一定的教育与“知识”；其次，你获得的“知识”不是反人类的洗脑，你还得接触社会，了解人类与你社会的基本“常识”，同时，你得有独立思考与见解，是为“见识”。
有上面“三识”还必须得有敢为人先的“胆识”。那些有了知识，也很有见识，却胆小怕事，躲在书斋里的知识人当然有其作用，也是必不可少的，但他们不是“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更多的是那些活在当下，在当今社会呐喊与呼吁。因为历史原因，大多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胆识”。
最后我还特别强调“赏识”，赏识他人，包容多元，宽容异己。“赏识”是一种品格，一种品质，是公民社会与民主政治所需要的，也是当今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缺乏的。
拥有了“五识”的公共知识分子一定会在“立言、立功、立德”上有所收获。所谓“立言”，就是知识分子运用专业知识着书立说，或者公开言说介入社会。从短期来讲，这些言语对社会发展与国家进步有积极作用；从长远来说，这些言说，将会流传下来，对后人产生影响。康有为、梁启超、胡适等都是为当时与后世“立言”的知识分子。
“立功”则是指知识分子不但以着书立说介入社会，还走出书斋，以实际行动参与到社会中，影响并引领大众。在当下的中国，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介入政治、公共决策，以自己的知识想方设法影响当权者，引导决策者从邪路走上正路；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走出书斋，介入到公共事件中，同民众一起维护公民权益，建设公民社会；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搭建网络、杂志等公共言说的平台，广开言路、集思广益，甘愿当一名默默无名的“后台英雄”，这些“立功”的知识分子，功在当下，利及千秋。前面说的康有为、梁启超与胡适都是言行如一的“立言”与“立功”者，当然，还有蔡元培、宋教仁、孙中山等一长串名字。
相比“立言”与“立功”，我把“立德”定义为不但以自己的言论与行动本身影响、引导当下与后世，更是以身作则，以自身的良知、知识与人品为后世立规建制。同美国的开国元勋相比，华盛顿所立之“言”可谓微不足道，甚至他的战功也被夸大了，然而，他却在适当的时候放弃总统宝座，松开握住权力的双手，成就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民主制度。这就是华盛顿为万世景仰的“立德”。
中国历史上并非全无“立德”之人，例如孙中山等，然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中国不但需要指点江山的“立言”知识分子，也需要脚踏实地、积极以实际行动介入社会的“立功”知识分子，更需要能够从自身做起，以身作则，成为万世楷模的“立德”之人。
如今，中国处于政治、经济与社会的转型期，需要更多的“立言”“立功”“立德”的知识分子站出来。由于历史原因（尤其是打压他们的当权者与利益集团的强大与无耻），中国的“公知”先天不足，身上确实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我觉得，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里，公知要想更好地发挥作用，得从最难做到的“立德”开始，避免因个人德行与人品而损害自己的“立言”与“立功”。
本人从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政府机构工作，基本上到40岁才开始在互联网上独立写作，玩枪的岁月要远远长过敲键盘的时间，所以，本人一直离知识分子很远，也因此才敢对“公共知识分子”大发议论。然而，如果说公共知识分子是指一个人拥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并关心社会，心系国家与民众，那么，当一名这样的知识分子还真是我下半生的理想与追求。
片面伦理不等于中国文化
“世界华人文学研讨会”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召开，举办单位暨南大学挺重视挺热情的，两天的会议最重的戏是开幕式后请于丹做主题演讲，主谈中国文化。这是我第一次听于丹演讲，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于丹的想法。以前没有看过她的任何文字，但我并不反感她，一个教授能够弄得全国皆知，一定有其特长，这是任何多元社会都允许并鼓励的。即便她讲的有不符合学术甚至错误的地方，去讲，去纠正过来，就行了，没有必要对她太过训责、太过刻薄。这是我以前对她的基本看法。那次，她演讲起来如滔滔长江之水，唐诗宋词信口拈来，旁征博引，这一讲，就是将近两个小时，也彻底破坏了我对她的看法。
我听了不到五十句就开始感到不安，并且这不安越来越严重。于丹的演讲如果针对中小学生，单单寻求娱乐的电视观众，或者一些发了点财的中小企业主与暴发户，应该还是一篇能自圆其说的东西。可是，她这次是对来自世界33个国家的300位华文作家讲“中国文化”。其中有些会好几门语言，在海外取得博士学位的都有几十个，不乏专家教授。在于丹演讲的过程中，我观察周围的华人华侨，看到他们大多面无表情，我不禁感到有点迷惑，难道他们没有听出来于丹是在瞎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