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风看，朱利安·班达是个绅士，宰杀对手时堂堂正正，立绞架，圈法场，不惜工夫不计成本；相比之下，保罗·约翰逊有粗野之嫌，挠脸皮，踹裆下，冲着对手滥施拳脚。也许这与他们著作产生的背景有关：前者的《知识分子的背叛》出版于一九二○年代，那时理想主义的救世精神还大行其道；后者的《知识分子》出版于五十年后，解构主义朝任何一件美衾华服下剪子都不手软。他们的一致之处是，都不留情面地让知识分子的脓疮烂痈大白于天下。
知识分子怎么了？偶染风寒了还是身患绝症了？
多年来，在我小说中粉墨登场的，多半是知识分子。是直觉指引我选择了他们。可能与我的家庭环境与教育背景有关，我一直喜欢知识分子，把他们视为学识智慧刚正良知的楷模样板。我小时候，知识分子是过街鼠和落水狗，一副苦相，可即使那样，在作文里，别的孩子以当工农兵为最大愿望时，我的理想也是当知识分子。不是我将工农兵与知识分子对立了起来，是时代。就我个人来说，我尊重所有劳动和一切阶层。
“知识分子”一词含义微妙，说它概念混乱也不过分。比如在朱利安·班达与保罗·约翰逊那里，指称的是那种保持独立人格，以对社会的研究监督批判为己任，并能喊出自己声音的人，即罗素萨特阿伦特哈耶克们。人文学者居多。而我小说里的知识分子，则是职业标签，只符合“具有较高文化从事脑力劳动”这种大概齐定义，比如我和我的爸妈妻子。不是为了拉帮结伙，也没想区别高低贵贱，我把前者称为思想型知识分子，后者称为生计型知识分子。
我小说只积累“生计型”案例，过去我没想过个中原由。可近几年，当我有兴趣理性地关注知识分子问题，并怀揣着民族主义的鸡肠小肚，狭隘地集中考量中国知识分子时，我意识到我小说的知识分子图谱并不完整，“思想型”这块成了缺项。倒没人规定我不能只画某一群体的半张脸孔，但我想画完整，却做不到，总得找出症结所在吧。
我重新回到了我的小说。我承认，我的直觉只指引“生计型”在我小说里安营扎寨，其主要原因，是“生计型”的外包装与我及我视野里的同类更迹近孪生：念过几本古今中外的书，想过一些国命民脉的事，虚伪矫情时多些技巧，卑鄙龌龊时善于掩饰，若事不关己，也有些是非感羞耻心，欲助纣为虐，还需要歪理支撑邪说蛊惑……如果单纯地做小说讲故事，我的“生计型”倒也全须全尾，一个萝卜顶一个坑，可让我经由他们去走通知识分子这整座迷宫，去想象和创造“思想型”那另半张脸，我没法不盲人摸象。尽管，“生计型”和“思想型”都有个知识分子的共同系谱。我猜不出，我小说的构图有所缺欠，是否源于现实生活中“模特”的缺席，而同样的原因，是否又导致了考量中国知识分子问题时，我始终无力调准焦距。
我没想推卸责任自我开脱，但纵观二十世纪以降的中国，除了多数情况下影像模糊的鲁迅胡适等几个人，思想型知识分子的那副担子，的确没见谁身体力行地扛起来过。也许顾准……也许巴金……我没本事摸着“生计型”的脉去诊断“思想型”的病。
幸好朱利安·班达和保罗·约翰逊动用的是重型武器，“思想型”在他们射程之内，这样，加上我的火力瞄得上的“生计型”，我对知识分子整体的判断，就避免了空穴来风。我相信呈现在我面前的图景基本写实：曾经五官端正四肢健全的他们，而今已经面目全非，奇装异服，披头散发，十足黑帮老大身边马仔的行头。显然，“背叛”是他们演变的原因。可他们“背叛”了什么呢？我不反对两位“思想型”得出的结论：使命异化和道德堕落，是知识分子的首要罪愆。但对这结论，我又不满足，至少在中国的语境里我无法满足。异化和堕落，总要以面孔完整为前提吧？可一个半张脸的怪物，原本就残疾并且劣质，又怎能用通常的异化标准与堕落尺度去衡量呢？所以我觉得，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背叛，倒是他们自甘于安居乐业在“生计型”的温柔乡里，而丧失了向“思想型”的荒野靠拢或哪怕只是张望的热情与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