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盐与镇压此起彼伏，越加惨烈，但人民无所畏惧，越来越多英勇的继任者继承着这一行动。5月18日，470名志愿队员出发往孟买城边的瓦达拉盐场，中途即遭被捕。3天以后，250人被捕，多人受伤。25日，100名志愿队员和2000名助威者决心攻夺盐仓，军警开枪阻击。
6月1日清晨，1500名志愿队员和旁观者大举进攻，群众突破了警察的防守圈，进到盐仓，抢走了一部分盐，政府立即调集骑兵来驱打群众。同样的行动在卡拉塔尔与沙利卡塔也展开了。
国大党仍然坚持甘地留下来的工作，继续战斗。因此，6月5日也被定为甘地日。这一天，孟买举行了盛大的游行示威，6.5万名工人自动停工参加游行，队伍行走了长达1英里的路程。越来越多的人被捕入狱。
6月30日，国大党代理主席老尼赫鲁被捕，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也被宣布为非法组织。监狱容不下，政府开始大量释放刑事犯。宣传进步思想的报纸和印刷厂都被查封，《青年印度》也开始与政府打起了游击战。
6月间，英国政府本来想出台一些拉拢人心的决议，但换汤不换药的举动人民根本不买账。甚至一些曾对他们抱有幻想的政党也大为失望，开始转投国大党。
见此情形，7月9日，总督发表政令宣称准备召开圆桌会议，并保证自治领地位仍是追求的目标，还授权其他党派人物贾雅卡促成国大党与政府间的协商。
8月1日，甘地向贾雅卡提出：
“若英国政府不能接受前述11项要求，则任何宪治都是不能接受。”
8月13日，甘地、尼赫鲁等共同签署了一份公开信，提出了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最低条件，即承认印度自治，但被总督断然拒绝。谈判失败，镇压更加变本加厉。国大党的活动虽然被迫转入地下，但运动没有丝毫的松懈。
秘密文件几乎人手一份，大字标语几乎满街都是，群众集会突然一轰而起，政府已经威信扫地，城市不断举行罢工，农民们的抗税运动风起云涌。政府焦头烂额，并无对策。
老道的欧文总督看出镇压不会奏效，便采取了圆通的方式，他承认：
“不管我们如何谴责不合作运动，但假如我们低估了今天印度的民族意识，我们可能会发生严重的错误。一味采用高压，不可能从根本上和永久地解决问题。”
英国政府摒弃国大党，与其他政党召开所谓的圆桌会议。但会议没有丝毫意义，始终以英国马首是瞻，简直是英国政府的独角戏。
1931年1月25日，欧文总督又出一招，下令释放甘地及国大党所有中常委，并撤消对国大党集会的禁令。
（四）
1931年1月26日为印度独立节。这一天，甘地等人被释放出狱，全国人民深受鼓舞。甘地参加了孟买的纪念会，当场宣布：
“仅仅释放中常委无补于现状。政府当局显然尚未觉察到这一运动已遍及所有群众，故其领袖们虽拥有声望，却决不能随意篡改行动的方向。”
老尼赫鲁此时已病重。1931年2月6日，这位为印度民族振兴事业奋斗终身的不屈不挠的斗士去世了。在他弥留之际，甘地一直陪伴其左右，并写了一篇感人至深的悼文。
而此时，甘地发觉和谈的事情应该提上日程，否则一小撮自称印度已自治的人会扰乱视听。他也相信自己有说服总督的能力。很快，他的电报就得到了总督的回应。
2月17日，甘地与总督都坐在了谈判桌旁。国大党的和平条款是大赦：立即停止迫害，发还被没收的财产，撤销基于政治立场给予公务员的惩罚；准许自制食盐；禁酒与洋布；调查警察暴行等。
甘地虽然只身前来，但他代表着整个国大党工作委员会的使命，因此他丝毫不敢松懈。英国政府以丘吉尔的强硬派把持，态度也很坚决。丘吉尔认为，丧失印度将是对英国的致命打击。而且他非常看不起甘地，有一次语出惊人地说：
“瞧那位伦敦大学法学院出身的长于煽动的律师，现在却装成东方人常见的苦行僧模样，半裸着身子，居然大踏步地走进副王府，在那儿一边与我们的皇帝代表呷茶交涉，一边还在继续煽动非暴力抵抗。”
和谈进行得相当艰难，常常因为微小的细节，问题就陷入僵局。如关于非暴力抵抗“中止”一词，甘地一贯表示，非暴力抵抗不能完全停止，因为它是人民手中唯一的武器，只能写暂停。欧文总督反对，要求使用含有终结意义的字眼。艰难的磋商结果是“停止进行”。
直到月底，谈判仍在艰难进行。为打破僵局，沙斯迭里又出来在中间调停，劝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成员，只要大原则确定，不必太拘泥于细节。沙甫诺也劝总督不能断然拒绝国大党所要求的调查警察失职事件。双方都表示认可，并做了适当让步，谈判才有所进展。
3月5日，甘地和欧文在总督府签署了和谈协议。这漫长的谈判终于有了结果，二人以茶代酒，举杯庆贺。虽因地位和立场而未能产生友谊，但欧文仍然十分钦佩这位可敬的对手。甘地起身在告辞时忘了土布披巾，欧文为他拾起，并说：
“甘地先生，您知道，您身上本来就没有多余的东西，如果您乐意，当然也可以连这条披巾也留下来。”
“甘地-欧文协议”的内容主要包括：民事反抗停止进行，今后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开展社会活动；英印政府答应释放未使用暴力的政治犯；政府拒绝修改食盐法，但准许人民自采自制并在居住范围内使用。
此外，还有包括撤销若干法令与特别限制，合法处置国大党活动程序，罚金的安排，财产的没收，辞职与解职人员的复职以及撤除军警监视等许多细目。
（五）
“甘地-欧文协定”虽然签订过程十分艰难，但仍有很多人并不买账，以尼赫鲁为首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就极为不满。最终经过痛苦抉择，还是予以通过，并开始严格执行。
对于即将离任的欧文总督来说，这是政府的缓兵之计，他们根本无意履行协议。对非暴力政治犯的释放工作也相当缓慢，很多人被关押了多年也没有被释放。尽管甘地多次呼吁，但政府均无动于衷。对于甘地要求减刑的三位爱国志士巴格特·辛格等人，政府更是直接执行了绞刑。
与此同时，各种冲突和逮捕也并未因协议的签订而中止，反而以其他名目进行着。德里协定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甘地本人却信守不渝。他认为，如果国大党能坚定履行下去，可以提高党的声望，并让政府明白，国大党有能力领导运动也有能力履行协议。
对此，他排除万难，虽面对人民的白眼和不理解，仍全情投入，还利用各种场合解释自己对协议的看法和理解，规劝人们履行协议。
然而群众的士气已经大挫，他们当面指责甘地出卖工人的利益，还有人举黑旗喊“打倒甘地”，骂他是“独裁者”。和谈已经转移了人民的视线，很难重振旗鼓。同时，尼赫鲁和其他国大党人也很清楚：成千上万的英勇战士不能继续在监狱里煎熬。长久的和谈如果破裂，会面对人民更深的失望。因此，他们只得继续履行这个协议。
在1931年3月29日的国大党会议上，国大党想出席任何会议与英国代表协商争取由印度控制自己的国防、外交、财政等权利，因此授权甘地为出席圆桌会议的首席代表。甘地认为要消除教派分歧，他才能安心地参加大会。
“维持教派分歧”同样是英国的一个阴谋。为了便于统治印度，英国殖民者一直实行“分而治之”的策略，教派分歧越大，它越好控制。其实所谓的圆桌会议也是扩大教派分歧、拉拢少数教派的手段，而且每次圆桌会议都强调教派的和局部的利益，着重于这些分歧而不是共同利益。
以甘地为代表的国大党人并不了解这点，甘地单纯地以民族团结为己任，认为只有在有关各方之间事先对教派问题达成某种谅解，他才能去伦敦。但教派之间的冲突和分歧由来已久，并不是甘地单靠一己之力就能予以解决的。而英国方面，欧文总督任期已满，根本无意再蹚这趟浑水，新任总督更是鹰派铁腕人物，根本不理甘地的这一套。
与此同时，印度人民与英殖民政府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因为在7月底，孟买省代理省督遇刺，刺客为一名学生。5天以后，亚里坡地方法院院长又被刺身亡，舆论普遍认为是国大党所为。
甘地左右为难。直到8月28日与新总督签订了第二次协定，称国大党如认为政府故意采取高压手段，有权恢复不合作运动，甘地才放心开始他的伦敦之行。
1931年9月7日，第二次圆桌会议在伦敦召开。不出所料，甘地屡屡受挫，这些代表只是英国政府的跟班，同声同气，最后只得无果而终。
会议期间，英王曾召见会议代表。有人认为，甘地这种苦行僧的装束入宫觐见不合定规，甘地则表示，如果要他换装，他宁可不见英王。结果甘地还是腰缠一块土布，身披一块土布，衣不蔽体地走进了白金汉宫，引起舆论哗然。当甘地被问及穿这身衣服是否合适时，他回答说：
“国王陛下有足够的衣服供我们俩人享用。”
12月18日，甘地心情沉重地返回了印度，政府并没有遵守与他签订的停战协定，而是加紧了镇压活动，和平终成泡影。
1932年1月2日，甘地主持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会议，通过了恢复不合作运动的决议。可惜为时已晚，人民已经充满了失望、消沉与屈辱感，一时之间无法再组织起大规模的运动。
两天后，甘地和国大党主席又被送入了监狱。大规模的搜捕在全国展开，全国都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