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若改变，态度就会改变；态度改变，习惯就会改变；习惯改变，人生就会改变。
——甘地
（一）
1932年1月4日，甘地身陷囹圄，残酷的镇压和民众的灰心使甘地明白，他必须走进人民中去汲取养分，重新开始。身体的自由被羁绊，但心灵却走向更遥远的农村，他想用实际行动帮助那些不可接触的“贱民”。
印度的不可接触制度根深蒂固，由来已久。不可接触者也被称为“贱民”，他们是印度的种姓制度中有四大等级之外的一群人。人数广泛，占有印度人口比重的四分之一。“不可接触者”最早是那些屠宰、制革、埋葬、清扫等事物的人，他们被认为是最不洁净的人，因此遭到其他种姓的严重排斥。他们不会与“贱民”住在一个村里，不能与“贱民”公用水井汲水，甚至“贱民”也不能在公共道路上行走，与其他种姓说话也不能仰头正视。
甘地早就对这一制度深恶痛绝。早在1915年，他建立真理学院的时候，就曾经邀请过一家不可接触者来学校居住，以消除人们的这种成见。其实不可接触者并非肮脏不堪，当年孟买发生黑热病，甘地去各地检查厕所卫生时就深有感触，越是有钱人家的厕所越肮脏，反而不可接触者地区的家庭干净、卫生。
1932年8月17日，英国首相麦克唐纳推出印度的所谓“宪制”方案，决定为贱民设立单独的选举区，要把贱民与社会隔绝的陋习进一步制度化。这一举动让甘地甚为震惊，也加速了他帮助不可接触者的决心。
第二天，身在牢狱的甘地即对外宣布：除非首相撤销“贱民”阶级分区选举的规定，否则他将绝食至死。
甘地的绝食斗争在印度社会引起了极大反响。考虑到对这一伟人的伤害，许多印度教领袖呼吁甘地不要绝食，并表示会坚决支持他。尽管政见不同，但诗人泰戈尔仍写来书信，表达了对甘地的赞赏之情：
“为印度的团结，社会的正义，即使牺牲宝贵的生命，也是值得的。我们忧伤的心，带着我们的敬爱与你崇高的自苦同在。”
社会各界要求取消不可接触制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全印宗教领袖达成了协议：取消印度教中所谓“贱民”阶级。任何过去被视为“贱民”阶级的人，今后均享有和普通印度教徒一般的平等权利，包括使用公用水井、公共学校、公路及准许其入庙朝拜等。
迫于各方压力，政府最终也取消了这一政令。
9月26日，甘地停止了绝食。
（二）
虽然政令上取得了胜利，但根深蒂固的观念并不能一时之间被打破，一些顽固的印度教徒依然与“贱民”格格不入。在契拉诺邦一所印度教庙宇中，不准“贱民”入庙礼拜。甘地得知这一消息后，与印度教徒展开论战，用他雄辩的理论依据让印度教徒哑口无言。
甘地深知理论宣传的重要性。1933年2月11日，甘地创办了“贱民周刊”《哈里真报》（周报）。“哈里真”是“神之子民”的意思，甘地想借此表明不可接触者与印度其他人士同等的地位。在发刊词上，甘地阐明该报的宗旨乃是致力于解救“贱民”，并呼吁社会各界鼎力相助，以拯救4000万“贱民”脱离奴隶枷锁。
为更接近真理，甘地选择5月8日这段开始绝食21天，作为一种清心的磨炼。政府担心甘地绝食后果严重，便在当天将甘地释放。出狱以后的甘地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绝食计划，同时他还呼吁政府释放一切政治犯，并以中止不合作抵抗一个月为交换条件，政府照样不予理睬。
在三周的绝食过程中，甘地深刻思考不合作运动的新方式。在接下来的国大党领袖非正式会议上，他提出：停止群众性的不合作运动改由个别的不合作斗争。他认为，个人的独立战斗更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并且不可能被镇压下去。这一议题当即获得通过。
7月26日，甘地将他用18年心血缔造的真理学院解散，让学员们分别参加个人不合作运动，并准备本月底率领剩下的33名师生组成一支宣传队伍，深入农村及偏远地区宣传解救“贱民”思想。
政府自然不能容许甘地的激烈行为，8月1日，甘地与夫人、秘书戴赛及其他真理学院学生全体被捕。政府说可以释放甘地，但条件是：甘地不能离开浦那。
甘地出狱后，不改初衷，但走出浦那不久又被守候在那里的军警抓了回去，且被判处一年徒刑，还不允许甘地在狱中接见西方记者及发表讲话，以此来限制甘地的进一步行动。
8月16日，甘地又利用绝食这一致命武器与政府抗衡，并宣布直到“绝食至死”。政府以“不再从事非暴力抵抗”和‘哈里真’运动”为释放条件，遭到了甘地的拒绝，绝食仍在继续。
一周后，甘地身体严重恶化，被送至沙桑医院看管。此时的甘地精神萎靡，意志消沉，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低靡，他还把自己仅有的几件心爱之物送给护士。眼看甘地悬于生死一线，8月23日政府妥协，并慌忙宣布：无条件释放甘地。
在食物的作用下，甘地渐渐恢复了健康，但前路依然艰难。选择非暴力抵抗，自然政府还会逮捕他，工作也无法开展。思量再三，甘地决定：停止非暴力抵抗一年，将主要精力集中在解救“贱民”及其他建设性工作上。
9月30日，甘地开始作募集解救“贱民”基金的长途旅行。他依靠自身的影响力，募得基金80万卢比。在一年的行程中，依靠顽强的毅力和热情，甘地共走过了12500英里的路程。
（三）
就在甘地致力于消除种族隔阂的同时，国大党内部发生了巨大的分歧。由于此前领导的不合作运动高潮已然过去，国大党的右派势力有抬头的迹象，而以尼赫鲁为首的左派信仰社会主义倾向也越来越明显。两派越来越难以融合，且渐行渐远。
在乡野调查的甘地了解到这一变化之后，痛心疾首，他想凭借一己之力扭转这一变局。1934年4月7日，甘地发表声明，劝告所有国大党人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由他一个人来从事这件工作。他想让大家放弃纷争，亲自参与国家建设，诸如自纺自织、提倡土布、消除宗教壁垒、解救“贱民”、禁酒与自洁等，开展一些切实可行且保护穷人的工作。
但是，他的做法让尼赫鲁等左派非常痛心。8月13日，尼赫鲁给甘地写了一封长信：
当我听到你停止不合作运动的决定，我很不愉快……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惊，我已准备响应你的号召。不过你所提出的解释及对今后工作方向的指示，尤其令我困惑，我有一种突然的感触，里面一定有什么东西破裂了，它是我最珍贵的一种维系。在这荒漠的世界里，我感到可怕的寂寞。
甘地在感情上理解尼赫鲁，但思想上的鸿沟不可调节。对此，他再次发表声名，阐释很多人是出于对他个人的崇敬和罕有的忠心才跟随他的步伐前行的，其实，他们的很多想法跟甘地本人有巨大的分野，“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对我罕有的效忠，他们选择的方向必是与我分道扬镳”。加之他与左派的矛盾越来越激烈，他同样佩服尼赫鲁的勇气和牺牲精神，为了不与左派关系越来越对立，也为了各自开展适合自己的工作，虽然痛心疾首，但甘地认为如果不能从行动和思想上保持一致，他只能选择退党，这是目前最好的解决之道。
1934年10月28日，甘地宣布退党，从此致力于他的乡村工业建设。全场8万人一致肃立，向甘地致敬。
1934年12月14日，全印乡村工业协会正式成立，负责推广糙米与土面。虽然甘地致力于推进乡村工业建设，但政府并没有放松对他的警戒，各地方官员和警察都严密监视着甘地的活动。甘地一如既往，坦然地面对着一切：
“如果政府愿助我一臂之力，那是再好不过了。我所做的工作其实都是政府应当做的……我的一生是一张白纸，绝对没有任何秘密。”
甘地通过全印乡村工业协会、《哈里真报》（周刊）向外传播他的思想，他亲自到全国各地宣传禁酒、基本教育、医疗卫生、节制生育等工作。虽然国内很多人对甘地表示怀疑，认为他远离政治斗争是逃避现实，但甘地依然做着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正如朋友评价的一样：
“靠直觉和真理行事的人，自然不必在意流言蜚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