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历时10年的浩劫中，周恩来顶住巨大的压力，亲自出面、亲自布置保护了一大批军队和地方的领导干部。这在当时，需要多么坚强的党性，多么惊人的勇气，才能坚持这个原则立场啊！正如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谈到的：周恩来"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做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周恩来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勇敢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正气凛然地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复杂的、巧妙的斗争。在林彪、江青一伙迫害干部和民主人士时，周恩来除正面宣传党的政策和优良传统外，还针锋相对地驳斥那些对干部的污蔑。他还要干部到中央汇报工作、到医院治病、到基层"锻炼"或"蹲点"，指名要干部参加救灾或参加会议等办法，把他们保护起来。当毛泽东批示要保护章士钊之后，周恩来立即拟定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缓和了当时对国家领导人和民主人士的冲击。9月1日，又命令三一医院准备接收章士钊、程潜、傅作义、蔡廷锴、李宗仁等先生入院，对他们加以保护。正是由于周恩来的精心保护，才使一大批老干部、先进模范、科技人员和专家幸免于难。
正确处理同级关系，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集中大家的智慧，才能把工作做好。特别是领导者在做出某项重大决策时，更需要与同级成员之间进行民主协商，得到他们的赞同和支持，并通过他们向群众宣传，把领导决策化为群众的行动。同时，领导者还要坦率地与同级成员之间交换意见、沟通思想、增进理解、加深感情，才能形成和谐融洽的同级关系。
在每次召开的国务会议上，周恩来总是启发每个人发言，倾听他们的意见，哪怕是有一点儿可取之处，他也总是点头表示赞许。他说："为什么政务会议每个星期要开一次呢？难道我也是闲着没事干，高兴每个星期开一次会吗？不是的，这是有好处的。"接着又指出："毛泽东同志常常讲"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正是这样一个道理。我们管理着这样一个大的国家，就要听取各种意见。"
周恩来不仅注意听取同级的意见，还注意发挥同级的作用。1960年，周恩来出访亚洲六国，陈毅作为他的主要助手随行。访问中，周恩来非常重视发挥陈毅的作用，有些场合常请陈毅代表他出席讲话，陈毅的讲话常常博得阵阵热烈的掌声，但有时为了讲话放得开、讲得透，有说得过头的地方。每逢这种情况，周恩来总是笑着对代表团的同志说："不要只看到陈毅讲话个别地方有点过头，要看到陈毅通篇讲话，讲得深，讲得透彻，能抓住听众的思想情绪，产生深远的效果。这是主要的，也是我所不及的。"周恩来的支持和赞许，使陈毅的讲话影响更深刻，效果更佳，陈毅的工作因而更加放得开，积极性更高，工作干得更出色。
由于周恩来能摆正自己的位置，正确对待同级，充分发挥同级的作用，因而才会出现不同寻常的效果。
要处理好同级关系，领导者还必须在功劳面前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能把成绩都归于自己，把错误都推给别人，尤其是不能居功自傲。周恩来对自己的成绩总是不谈或尽量少谈，但对那些并肩战斗过的战友在革命中的作用则是非常重视。
1955年，周恩来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参观时，发现自己的像片要比其他教员的大一些，便委托邓颖超转告农民讲所旧址纪念馆的同志，要求把他的像片同其他教员的放得一样大。
1957年，周恩来在审定《八一起义》提纲时，看到有一段话的原文是：党为了挽救革命的失败，决定由周恩来同志在南昌举行起义。周恩来在"举行起义"前加上了"以贺龙同志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同志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和朱德同志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九军一部分为基础"。提纲中还有一段话："7月31日晚上，周恩来等同志率领北伐军3万余人，在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周恩来在"周恩来"三字后面加上了"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同志的名字。
1970年，邓颖超向延安枣园的同志传达周恩来的意见，要求将周在延安的旧居关闭掉。后来，周恩来在参观枣园时，发现他的旧居仍开放着，便马上要求关闭。延安的同志说："关了，延安人民不答应，全国和全世界人民也不答应。"周恩来严肃地说："如果开放我的，就把朱德和任弼时同志，还有一些领导同志的也一起开放，不然就不要开放我的。"
周恩来时刻谦虚谨慎，在功劳面前，注意摆正自己的位置，淡化自己的成绩，强化别人的功劳。
领导者要协调好同级之间的关系，还应当讲究工作方法，学会巧妙灵活地处理各种人际矛盾和工作矛盾，才能增进团结，减少内耗，将全局工作搞好。在协调同级关系时，首先应当坚持原则，如果丢失了原则，那就不会得到广大群众的信赖和拥护，也有损于同级关系。只有对一些大是大非问题，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旗帜鲜明，毫不含糊，这样才能消除障碍，改善关系。当然，有时只讲原则，不讲究方法也是不够的。领导者在处理领导关系中，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善于处事，大事不糊涂，小事不计较，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在处理问题时，要实事求是，与人为善，这样才能协调好同级关系。
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常委会开过后，周恩来连夜召集聂荣臻、叶挺、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李立三等开会。他说：共产国际指示，我们党要组织一支5万人的军队，要用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的武装，中央已经决定组织武装起义。7月27日，正式成立了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前敌委员会，并决定在7月30日举行起义。7月28日，周恩来到第二十军指挥部去看贺龙，告诉了贺龙起义的行动计划。贺龙表示听从党的安排。但到了起义的前一天，突然接连收到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发来的密电，说：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要等他到后再作决定。30日早晨，张国焘到了南昌。在前委紧急会议上张国焘提出：起义如果有成功的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应该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不可动。张国焘的意见立即遭到与会者的一致反对。周恩来和前委几个成员一致指出："暴动断不能迁移，更不可停止，张（发奎）已受汪（精卫）之包围，决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在客观上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的地位，再不能依赖张。"
张国焘一看遭到强烈的反对，就说这是国际代表的意见。如果按张国焘的意见，那么，我们党为起义所做的大量工作都会付诸东流，我们的党向何处去？这是至关党的发展前途的大事，所以，周恩来一听张国焘的话，就气愤地将桌子一拍，说："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怎么能又给你这样的命令！"众所周知，周恩来平时对人是极温和的，很少有人看见他发这么大火，而且拍了桌子！实际上，这也是他平生仅有的一次拍桌子！但周恩来就是这样，在原则问题上，他是丝毫不肯妥协的，不惜急得面红耳赤，甚至拍桌子。正是因为周恩来敢于坚持原则，避免了南昌起义流产，才有了意义深远的"八一"南昌起义的枪声。在协调同级关系方面来说，赢得了更多同志的信赖和支持。
周恩来爱跳舞，而且舞姿极其优美儒雅，如果平时有点宝贵的休息时间，他首先是选择跳舞。因为跳舞可以集运动、放松和工作为一体，同时，跳舞也是与同级间增进了解、融洽关系的途径之一。
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也是很喜欢跳舞。调到北京后，有一天在家组织舞会，特意邀周恩来参加。作为政府总理，对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是非常尊重的，所以，第一次邀请，周恩来兴致勃勃地去了。但由于在跳舞的过程中，高岗自恃位高功高，对女性举止轻浮，行为不太检点。对此，周恩来很生气，告辞时态度也比较冷淡。此后，高岗又连续几次邀请周恩来跳舞，周恩来拒绝了两次，考虑到高岗身兼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委员会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和东北军区一把手的职务，又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今后还要在许多方面合作共事，就勉强又接受邀请去了一次。这一次，高岗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更加放肆，周恩来气得中途退场，不辞而别，使高岗很觉狼狈。后来高岗又多次请周恩来参加舞会，周恩来却再也没有去高岗家，并吩咐工作人员："告诉他，不去，高岗的舞会，我再也不参加。"
周恩来就是这样，在原则问题面前，毫不掩饰自己的爱憎，更不怕因此而得罪人。在五十年代，党内确有极个别的干部，由于进了城，胜利了，头脑里滋长了居功自傲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在一些场合行为极不检点，有损共产党的形象。对此，只要周恩来发现了，不管对方过去对革命的贡献有多大，也不管对方现在地位有多高，总是通过各种方式表明自己的态度，或含蓄地批评、抗议和警告，或不留情面地表达自己的义愤。周恩来对善恶的毫不含糊的态度，赢得了广大正直、善良的干部的心，也使那些个别行为不检点的干部望而却步，不敢放肆地往错误的路上滑得更远。
在协调同级关系时，周恩来始终在原则问题上毫不让步，一斗到底；但在处理问题时，他又非常善于灵活处事，与人为善。
1930年，周恩来与在共产国际影响下竭力要搞城市暴动的中共领导人李立三发生了严重分歧和激烈争论。李立三要搞南京暴动，周恩来则从实际出发，认为不具备暴动条件。在周恩来的努力下，中央否决和制止了暴动。由于周恩来的坚决反对，李立三一系列盲目搞暴动的设想一直未能实现，直到1930年3月，周恩来到莫斯科去参加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后，李立三才得以通过《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
周恩来到达莫斯科后，向共产国际如实介绍了中国国内的情况。最后，周恩来、瞿秋白和共产国际执委共同拟定了7月23日决议。决议认为中共应停止武装暴动，但并未说李立三犯了路线错误，而只是说："中共政治局是在国际路线之下工作的，但是在策略上组织工作上都犯了部分的错误。"
周恩来在莫斯科的活动引起了李立三主持下的中央政治局的极大不满。他们一再要周恩来从莫斯科速归。说周恩来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暴露出他右倾的危险"，并粗暴地对待周恩来，说"中央对周恩来的斗争，必须是很坚决的"，"必须指出他在国际上应负的政治责任"，认为"过去没有抓紧周恩来的一切问题，这是我们的疏忽"。于是，准备把周恩来调离中央领导岗位。而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国后，虽然手持共产国际7月23日决议，却并未因为李立三犯了错误就粗暴地对其进行处理，也不采取李立三对待自己的粗暴态度去对待他，而是与人为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从思想上进行说服教育，同李立三一道讨论问题、纠正错误。在周恩来、瞿秋白主持的六届三中全会上，李立三对几个月来所犯错误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之后，在这次全会上，李立三仍被提名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立三希望共产国际不要调他去莫斯科，周恩来则亲自写信为他向共产国际请求。共产国际曾单方面开除了李立三的党籍，以周恩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并未接受。周恩来这样做，既稳妥地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使中国共产党转好了这个大弯子，端正了方向，又在党内形成了团结合作的气氛。
对同事周恩来尊重体贴，情深义重1972年4月7日，刚结束一天紧张外事活动的周恩来，冒着细雨和工作人员徒步看望正在南京休养的刘伯承。工作人员准备要车，他阻止说："不要它了，过去我们一天能跑100多公里路，今天这么点路还不能走走吗？"来到刘帅的住所；已在门口迎候的刘伯承握着周恩来的手，不禁热泪盈眶，他说："总理，我应该去看你！"周恩来望着刘帅，无限深情地说："哪里，你眼睛不好，行动不方便，还是应该我来看你！"他们的手握得更紧了。
周恩来就是这样，对同级不仅工作上关心、政治上爱护，而且在生活上同样是无微不至地体贴，哪怕一举一动都设身处地为同志着想。
周恩来对党内的老同志更是十分体贴，非常尊重。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时，周恩来看到吴玉章住的民房窗户纸破了，没有及时糊好，就批评了中央办公厅总务处的同志。他说，天已经冷了，刮起风来老人最容易受凉，为什么没有注意到呢？应该赶快糊好，而且趁此机会对所有老同志的房子统统检查一遍。
董必武、吴玉章等在重庆的时候，周恩来亲自布置工作人员将饭菜送到两位老同志房间里去，他自己却到食堂和大家同桌共餐。
朱德年龄大，子孙多，到北戴河开会时，周恩来便把他和一些老同志分配在离海近、设备好的房间里，而自己却住在一所又小、又暗、离海又较远的房子里。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同志的安危冷暖，他桩桩件件安排妥贴。而他自己为人民呕心沥血，从不索取一丝代价；为革命鞠躬尽瘁，从不要半点报酬。新中国成立后，许多身体不好的老同志，许多因公致伤、生命垂危的同志，周恩来都亲自过问，安排他们去医院检查、治疗、抢救，并且常常从百忙中挤时间去探望。
1970年冬，廖承志心脏病发作，周恩来立即安排他去北京医院治疗，得知病情恶化时，又亲自来医院探望。周恩来到了医院，没有径直去病房，而是先把经普椿叫出去，问她："我可不可以进去看他？我去看他会不会使他心情激动？会不会加重他的病情？"直到经普椿含着热泪请他病房时，他才进去看望廖承志。
都说周恩来精细过人，然而没有对同志炽热的爱，没有对战友真挚的情，怎么会有这样感人的举动，这样体贴的询问？！
作为领导者，要获得较高的权威，不仅要求本人有高尚的思想品德、高超的领导艺术，还要求处理好与同级的关系，深入调查研究，了解下级的希望和要求，用自己强烈的人格魅力缩短与同级之间的心理距离，达到在互相理解基础上的充分尊重和服从，即"情感认同"，这是融洽人际关系的重要心理基础。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周恩来为领导者们树立了处理好同级关系的典范。他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一系列正确处理与同事关系的原则、方法和艺术，都是我们今天在工作中调整人际关系时应该很好地学习和遵循的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