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跟周恩来学与下级关系
无论怎样，上下级关系在单位人际关系中都起着主导的重要作用，对处于这种关系中的每个人的工作，生活及前途都有重要影响，所以处理好这种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前一节已结合周恩来总理的事迹说过处理好与上级关系的意义、原则等，这一节就具体来说处理好与下级关系的有关问题。
一、处理好与下级的关系，可以使单位建立一种健康、良好的人际关系。上下级关系，最基本的是权力关系，同时，上下级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物质利益关系、意识形态方面的关系等。所以在权力行使中，必然伴随着人际交往，并形成上下级之间特定的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一旦形成，就会产生一定的作用，导致一定的人际行为。上下级间的人际行为，对上下级的关系有着重要影响，尤其是对权力关系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这种影响可能是强化作用，也可能是弱化作用。当上下级之间人际关系良好时，就对权力关系起强化作用，相反则起弱化作用。正因为这，周恩来在工作中普遍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成为杰出的领导者，才能协调各种关系。下级出现矛盾时领导者只有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才能居间调解，使双方都能接受。如果领导者在其中一方形象不佳，人家厌恶甚至憎恨他，他就解决不了他人之间的矛盾。所以领导者只有处理好与下级的关系，才能使整个单位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而这一点是领导开展工作并作出成绩的基础。
二、处理好与下级关系，才能使党和人民赋予的领导权力发挥最大作用。处理好好与下级的关系包涵着丰富的内容，除了搞好人际关系之外，树立领导威信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如列宁所指出，我们的领志者在工作中主要是"靠威信、毅力，丰富的经验、多方面的工作，以及卓越的能力"来实施领导的。同时，这两者又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
三、处理好与下级关系可以使领导者获得较好的工作绩效。领导者处理好与下级的关系就可以团结群众，使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不仅献力，甚至献策，从而形成最大的"合力"，作出最大成绩。一是减少了权力行使或政策、计划实施过程中的阻力，二是提高了下级工作的积极性。从周恩来那里我们看到这两方面都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益，所以可以提高领导者的工作绩效。
四、处理好与下级的关系，可以营建良好的工作氛围，有利领导者自身的身心健康。一个领导者固然免不了与上级打交道，但大多数时间和场合还是与自己的下级生活、工作在一起。处理好与下级关系，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工作氛围，有利于领导者自身的身心健康。
总之，处理好与下级的关系，对于领导者来说，可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工作氛围，可以使领导权力得到较大的发挥，提高工作绩效，并有利于领导者的身心健康等。可见，做好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在处理与下级关系方面，周恩来总理为世人树立了一个光辉典范，有许多原则、方法或技巧可供借鉴。
在"大跃进"高潮期间，许多同志感到有些做法有问题，但不敢公开提出不同意见，只是在背后议论。1962年7000人大会上，允许大家提意见，谈看法了，不少同志对煤炭部领导提出许多的批评，甚至有许多不满的言论和埋怨情绪，在煤炭系统领导之间，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也有了意见分歧。周恩来为了维护煤炭工业部门领导之间的团结，主动承担了责任。他在1963年煤炭工业干部会议上十分诚恳地说：煤炭工业出现的问题，要说责任，我也有责任。勉励大家从党和国家的利益出发，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战胜困难，为尽快恢复和发展煤炭生产，保证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贡献自己的力量。
周恩来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把自己的一颗心，毫不保留地奉献给了人民。为了国家，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他从不计划个人的荣辱得失。只要对党和人民有利，对大局有利，即使一些问题不是他的责任，他也毫无怨言地承担下来，他那坦荡、无私、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的博大胸怀，感动、教育了千千万万人。还有什么样的人在这样的领导者手下工作而不愿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呢？！民盟的一位负责人曾感慨地说："我就是在周恩来的启发、帮助和影响下，做了生平从未做过的第一次自我批评！"
其次是尊重下级、平等待人因为握有一定的权力，领导者所处的地位常常给下级一种敬畏感。在这种敬畏支配下，下级对上级的指示往往会从理智和感情两个方面去体会和接受。常常有这种情况，即使领导者的意图是正确的，主观愿望是好的，所下达的指标也是合乎实际的，但如果在待人的态度上，不能给下级一种平等感、亲近感，那将大大影响下级对指示的理解和支持，甚至得到事与原违的效果。因此，领导者摆正自己的位置，做到平等而不摆架子，是赢得下级理解和支持的重要条件。这种平等表现为上、下级在真理面前的平等，又表现在人格上的平等。周恩来在处理同下级的关系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平等而不摆架子。
周恩来始终认为，在革命的队伍中，无论上级或下级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的同志，上下级之间，只有职务分工之别，而在人格上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因此，作为领导者先要处处尊敬下级的人格，平易近人，不要老是板着脸孔打官腔，摆架子；也不要做可能干扰下级工作或有损下级威信的事。只有这样，才能使下级对领导者有亲近感、平等感，才有利于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周恩来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奋斗，鞠躬尽瘁，无私地奉献自己的一生，赢得了全中国、全世界人民的衷心爱戴。人民尊敬地称呼他"周总理"，他走到哪里，"总理"的呼喊声就响到哪里。尤其在党的组织生活中，同志们仍然习惯地称呼他"总理"。周恩来听了，经常恳切地对下级说："我在支部是一个党员，不是总理，你们不要叫我总理，就叫我恩来同志。"
周恩来乐意下级称呼他同志，认为这样才能继续保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下级心连心，打成一片。一次，周恩来在广东，有位曾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过的工作人员，前来看望他。那一天，周恩来外出不在家，这位同志没有见到他，便留了一张纸条，纸条上没有称呼"总理"，而是写着恩来同志"。周恩来看到纸条后，感到很亲切，非常高兴，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位同志保持当年的好传统，她就有勇气称我"同志"。你们就没有勇敢，我一定要见见这位同志。"
周恩来尊重下级，平等对待下级，深深地吸引着他的下级们。
我们总结周恩来的做法是接受下级正确意见，对不正确意见说服而不压制。要处理好和下级的关系，领导者还必须正确认识权力与真理的关系。权力大小和真理多少并不成正比例，决不能以为谁的权力大谁的真理就多，反之，就少。其实，科学发现，正确决策或有效办法等，并不都是权力大的人提出来的。周恩来是深深地明白这一点的。所以，他在和下级谈论问题时，相互之间平等商讨、争论或批评，谁的意见正确，谁的办法好，就照谁的办法去做，决不好为人师，自以为是，妄自尊大。特别是当下级提出反对或难听的意见时，他总是洗耳恭听，让人家把话说完，然后加以分析，修正自己的意见。即使下级的意见不正确，也耐心地听下去，然后给以必要的解释、说服和帮助，决不充耳不闻或横加指责。
1961年，有一次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手工业产值的计算口径和方法问题，以解决"大跃进"中各地上报工业统计数字中的浮夸成分和不科学因素。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意见，财政部与国家统计局意见不一致。周恩来仔细听了双方的发言后，表示基本上同意财政部的意见，对国家统计局的发言略有批评之意。但代表国家统计局发言的杨波仍觉得国家统计局的意见有道理，再次起来反对财政部的意见。
会后，杨波心情有些不安，后悔在周恩来讲话后再站起来讲不同意。所以吃午饭时就自己悄悄地坐在饭厅西南角最边的一个桌旁。刚刚开始就餐，杨波就听周恩来在呼他的名字，并热情地招呼杨波到自己就餐的桌子上就餐，亲切地让他坐在自己的身边，对他说："你为什么坐到那么远？不要紧张，你敢于讲不同意见，这好嘛！我们讨论问题就是要听不同意见，不然还讨论什么！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就可以把要决定的问题考虑得更周到些。"
周恩来决不认为自己身居高位，就绝对正确，也绝不认为自己表的态、讲的话被驳回而有损威信，他觉得真理面前应该人人平等。他曾经在审查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时说："我说错了大家的讨论改正，说得不充分，大家补充，说对的，供大家参考。人不可能不说错话，不做错事，我谈这些问题，就是提倡互相切磋，造成民主气氛。"他这种敢于在真理面前解剖自己，反省自己，不仅丝毫无损于他的崇高威望，而且更使下级敬佩他，新近他，信任他；即使和下级在探讨真理的过程中发生冲突，直至闹得面红耳赤，也不会吓退下级，使下级从此敢怒不敢言。相反，只会使下级觉得周恩来心胸宽广，下次有不同意见还要一吐为快。
领导者听取正确的意见，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有时在明知对方的意见不对时，自己真理在胸，领导得如何不以势压人，以权压人，而是循循善诱，说服和帮助对方要懂。
身教重于言教，是领导者处理与下级关系的有效方法。任何时候、任何单位，领导者如不做出好样子，就带不出好风气，形不成群体合力，也改善不了与下级的关系。因为，作为领导得只是说得多，做得少，或是只要求下级去做，自己不能自体力行，就不能真正树立起领导的威信，对下级就缺乏应有的号召力、影响力。因此，作为一个领导者，要处理好同下级的关系，重要的不是看他讲得如何，而是看他做得怎样。事实证明：如果领导者工作上处处带头，作风公道正派，为政清廉，那么，下属们就能紧紧团结在领导周围，齐心协力完成各项任务。相反，那种"天桥把式"的领导者，口号喊得响，自己不带头去实践，不仅失去了威信，还直接影响下级的积极性、创造性，毫无疑问，上下级的关系也必然紧张。
长征期间，刘亚楼担任红一军团第二师政委，曾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正确领导下，指挥过强渡乌江、攻占遵义、夺占泸定桥等著名战斗。在一次战斗前夕，周恩来授意他主持起草一份作战指示电文。刘亚楼与其他几个人草拟电稿前，曾经专门议论：每次电稿送周副主席批发时，他总是要对内容、文字，以至标点符号做不同程度的改动，有时甚至亲笔改动全文，重新草拟，只留下上下款。因此这次他们有意仔细商量，反复斟酌。"争取不劳周副主席改动一个字。"等他们翻来倒去从标点到内容都商定后，已是深夜了。刘亚楼将拟好的电报满意地送给周副主席审阅。当时战斗即将打响，情况紧急，电报需要马上发出。周恩来仍然仔细地审阅，看了几遍以后，没有改动一字地退还给了刘亚楼，刘亚楼高高兴兴地拿起电报，转身正准备出门，突然，周恩来叫住了他，"慢！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刘亚楼转过身愣住了。只见周副主席看了一下手表，对他说："12点，应该是凌晨了，你们电报上写的是昨天的日期，时间不对。"刘亚楼心里咯登一下，掉下的石头又悬了起来，心想，糟了，又被周副主席"挑出"了一个差错。周恩来从刘亚搂手中接过电报，亲笔把日期改了过来，然后，才满意地让他拿去发出。
在周恩来的一生中，做任何事情都是那样一丝不苟，洞察毫末。
30年代初，周恩来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当时吴德峰曾在他直接领导下，分管党的秘密交通方面的工作。
一次，吴德峰从某交通系统辗转收到一笔巨款，不是钞票，也不是汇款单，而是零零碎碎的一大袋戒指、耳环、手镯、项链等黄金首饰，总分量有好几斤重。按照规定，这笔巨款必须直接交给周恩来处理。
吴德峰感到党组织把不计分量、不计件数的如此贵重物品交到自己名下，可能是传递工作上有所疏忽，这里边也包含着党对自己的信任。但他可不能这样向上级交待，他终于设法计算了件数和斤两，委托他的爱人戚元德送交上去。戚元德见到周恩来，交出了那一包贵重的财宝，并按照吴德峰衡量过的结果，说明这笔巨款的件数和总分量。按照16两1斤的小两计算，大约有70多两。
周恩来收到这笔款后，很快借来了天平，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把天平放稳，选了个适量的砝码放在天平的一端，然后把黄金首饰分成若干份，依次衡量，每次的结果都记下一个数字，最后把它们加在一起，折合成斤两总数后，他看着总数摇了摇头，停一下，又改用新的砝码重新计算，如此3次，他计算的结果与吴德峰报来的都不相同。"这是怎么回事？"周恩来皱着两道浓眉。
第二天，吴德峰接到通知，要他在下午4点到一个地方和周恩来会面，说是有一个问题和他面商。
吴德峰准时到达，在指定的房间里等着。周恩来进来后，寒暄几句，然后和颜悦色地问道：
"德峰，你接收这笔款子的过程中，出过什么事没有？"
"没有。"吴德峰回答说。
"你个人和家庭上有什么需要吗？"
吴德峰连连摇头，表示没有。
周恩来接着问那包东西在分量上经过核对没有？对方做了肯定回答后，周恩来说："德峰同志，按你说的，分量可不对啊？"
"可能我称的不过细。"当时吴德峰在搞地下工作，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很大，虽然住在大上海的法租界，但深居简出，无事不交游，很难找到标准的度量衡工具。他费了很大的力气，借到一架旧的天平，根本没有砝码。"我是用它来做砝码的。"吴德峰有准备，一边说一边从衣兜里掏出一枚看来已经是流通了很久的银元。
周恩来一看，马上问道，"这是按7钱2计算的？"
"银币出厂一般都不够分量，又经过长期的磨损，我是按7钱15来计算的。"
周恩来不吱声了，他心里做了核计，按照吴德峰提供的情况和相差的分量一起核计，大致是相差无几的，按说，作为党中央的负责同志，对这样一件具体事情，经过如此的查对，也就可以了。
但是，周恩来并没就此了结，分手的时候，他要吴德峰把所有的天平和那块银元留下来，并告诉吴德峰，让他5个小时后，到五德路某地去等他。
周恩来回到住所，把吴德峰拿来的那一套工具摆好，按照他说的方法，把银元放到一端，把同样的金属器皿放到另一端，水平之后，在小本上记下一个数字。七八十两零碎黄金，用不足1两的银元来衡测，其琐碎和费神是可想而知的，急躁的人，粗枝大叶的人是很容易出差错的。可是周恩来在任何工作上，一向稳妥细致，既对党负责又对同志负责，他终于又连续计算了两次，计算工作刚刚完成，吴德峰准时到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