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中后期，随着《易传》诸篇的相继问世，以观象取数为基本特征的《周易》逐步衍化成以阐发易理为主要形式的哲学理论，人文化、哲理化成为易学发展的基本趋势。而成书于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则正是易学人文化、哲理化的产物。《吕氏春秋》虽非易学专论，其中直接引《易》论理的文句也并不多见，但是《吕氏春秋》的思想体系却体现出了易学哲学的基本精神。探讨《吕氏春秋》的易学思想，有助于我们正确评价《吕氏春秋》在中国易学哲学史上的意义和价值。
一、《吕氏春秋》的宇宙生成论体现了易学哲学的基本思想模式。
《吕氏春秋》的宇宙生成论与《易传》是一脉相承的。《吕氏春秋》认为，大化流转，生生不息是宇宙自然万物生成衍化的本质和本性。阴阳交接，刚柔相荡是宇宙万物生成衍化的动力和源泉。《吕氏春秋·大乐》言：“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浑浑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天地车轮，终则复始，极则复反，莫不咸当，日月星辰，或长或短，或刚或柔，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萌芽始震，凝寒以形。”就是说“太一”是宇宙万物生成的本源和始基，阴阳变化是宇宙万物生成的规律和法则。《吕氏春秋》关于宇宙万物的生成摸式与《易传》“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以及“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的宇宙生成论是一脉相承的。这说明自然宇宙万物的生成是一个有规律的动态发展过程。万事万物本于“太一”始于“阴阳”。
《吕氏春秋》的宇宙生成学说，其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吕氏春秋》发展了《易传》的“太极”学说。“太极”是《易传》的宇宙本源。如言“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云云，但“太极”为何，《易传》却没有明确介说。而《吕氏春秋》则以《老子》的“主之以太一”取代《易传》之“太极”，提出万物“本于太一”、万物“造于太一”的观点，以“太一”为宇宙之源和万物之本。何谓之“太一”？《吕氏春秋·大乐》言：“道也者，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不可为状，……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谓之太一。”看来，“太一”就是“精”。何谓之“精”？《管子·内业》言：“精也者，气之精者也。”这说明“太一”就是精气。“精气”即指类似“云烟”、“若云雾耳”、“飘风也”的精细之物质。正因为“太一”为精气，故不可为形，不可为状，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吕氏春秋》把“太一”理解为精气，这就明确了宇宙本源的客观物质性。也正是在《吕氏春秋》的启迪和影响下，成书于西汉中期的《淮南子》便以“太一”解说宇宙的本源和万物的生化，《诠言训》言：“洞洞天地，浑沌为朴，未造而成物，谓之太一。”《淮南子·要略》亦言：“浑沌万物，象太一之容。”以此可以看出《吕氏春秋》对汉易学风的影响。故三国吴虞翻在其《易注》中明确肯定“太极，太一也。”
其二，《吕氏春秋》以精气解说宇宙的本质和本源，发扬了《易传》“精气为物，游魂为变”的学说。《易传》属儒家经典，而儒家大都不谈气说，所以，精气说在《易传》中仅有此一见。而《吕氏春秋》则对精气学说作了广泛的论述和深入的探讨。如《吕氏春秋·下贤》言：“精充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无望。莫知其始，莫知其终，莫知其行，莫知其端，莫知其源，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吕氏春秋·尽数》言：“精气之集也，必有入也。集于羽鸟，与为飞扬；集于走兽，与为流行，……”正由于《吕氏春秋》把以精气为内容的“太一”作为宇宙的本源，开了汉易以气解易的学风。《河图·括地象》就有“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未分，其气混沌，伏者为天，偃者为地”之语。《易纬·乾凿度》亦有“变易者，其气也”的说法，从而形成了汉代的卦气说。据此，我们可以说，汉易以气解易实由《吕氏春秋》开其端。
二、《吕氏春秋》的宇宙自然变化论反映了易学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向。
《吕氏春秋》的宇宙变化论与《易传》是完全一致的。《易传》认为，宇宙自然的变化都是有规律的周而复始的循环，“终则有始”，“无往不复”，“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可见，日出日落，天天如斯；月亏月盈，月月如斯；寒暑更替，年年如斯。或进或退，或消或长，来而复往，周而复始。就连人们的活动也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可见，世界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有规律的不断循环往复，永无终期。始则终，终则始，无穷无尽的反复着、重叠着、周转着、循环着。故《易传·系辞传》总结说：“易之为书出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正因为如此，《易传》把“原始反终”，“周流六虚”作为天地万物变化的总纲，提出“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的命题，认为周而复始体现了“天道循环”的总规律。“是故蓍之德园而神。”正是基于此，《易传》将六十四卦的顺序也作了如此安排。从六十四卦的大系统看，六十四卦，卦卦相连，表示事物发展环环相扣，急进增长的趋势。如《易传·序卦传》言：“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从每一卦的各爻来看，从初爻到上爻表示一个周期的完成，所以上爻称为穷爻，多为忧郁之象。所谓“穷”者极也，故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之说。如《易传·序卦传》言“升而不已必困，……困乎上者必反下。”即任何事物一旦发展到极点，必然转化为其对立面，在运动形式上表现为不再保持其上升的趋势，穷极而反，折头而下，开始由极点向终点的“转易”，这样就又出现了“往来卦。”如《易传·杂卦传》言：“乾刚坤柔，比乐师犹；……”故“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易传》之所以把事物的运动变化看成周转循环，得益于上古之人的直观思维，即“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而《吕氏春秋》虽然没有直接引易论理，但是《吕氏春秋》提出的关于事物运动变化的周环式循环则与《易传》周环运动是完全一致的。在《吕氏春秋》看来，天地万物的运动变化莫不为“园道。”即呈显为周环式的不断运动和无穷变化。故著《园道》篇以明其意。《吕氏春秋·园道》言：“天道园，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何以说天道之园也？精气一上一下，园周复杂，无所稽留，故曰天道园。何以说地道之方也？万物殊类殊形，皆有分职，不能相为，故曰地道方。主执园，臣处方，方园不易，其国乃昌。日夜一周，园道也。月躔二十八宿，轸与角属，园道也。精行四时，一上一直，各与遇，园道也。物动则萌，萌而生，生而长，长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杀，杀乃藏，园道也。云气两行，云云然，冬夏不辍；水泉东流，日夜不体。上不竭，下不满，小为大，重为轻，园道也。黄帝曰：‘帝无常处也，有处者乃无处也。’以言不刑蹇，园道也。人之窍九，一有所居则八虚，八虚甚久则身毙。故唯而听，唯上，听而视，听止，以言说一，一不欲留，留运为败，园道也。一也齐至贵，莫知其原，莫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终，而万物以为宗。圣王法之，以令其情，以定其正，以出号令。令出于主口，官职受而行之，日夜不休，宣通下究，瀸于民心，遂于四方，还周复归，至于主所，园道也。令园，则可不可，善不善，无所壅矣。”
可以看出，在《吕氏春秋》看来，日月星辰，四时更替，万物生长，人君致治等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和现象莫不呈现着一种周而复始，“还周复归”的周环运动。正是由于天地万物的这种周环运动，才维持着天地万物的持久平衡，“天地车轮，终则复始，极则复反，莫不咸当。”《吕氏春秋》所言之周环运动当然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但它通过事物的周环运动看到了事物有规律的运动变化则是正确的，它将事物永无休止的运动变化看成是事物存在的根本特点也是很有价值的。如言：“流水不腐，户枢不蝼，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具有着永恒的真理性。
三、《吕氏春秋》的宇宙一体论运用了易学哲学的基本思维方法。
《吕氏春秋》的宇宙一体论与《易传》是基本相同的。《易传》认为，宇宙的根本精神是生，生命是宇宙的主体，“天地之大德曰生”，“日新之为圣德，生生之谓易。”而人类史与自然史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人和人类社会是宇宙自然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易传·乾·彖》言：“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易传·坤·彖》言：“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就是说天、地为大德之始，万物的发生就是从天地开始，由于天地阴阳刚柔相互推摩，终于化生了万物，产生出了人类并建立了国家。
《易传·序卦传》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易传·序卦传》言：“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这说明人及人类社会是宇宙自然演进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类史是自然史的延续和延伸，是自然史的一部分。不仅如此，在《易传》看来，万物与人都是有生命的存在，“天地絪緼，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人与万物同为天地所化生，同以天地为父母，同为生命的载体，故人与万物性如同类，休戚与共，“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当然，人类毕竟与自然界有所不同，用《易传》的话说，就是“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道曰仁与义。”故“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天地之道是自然原则，人之道是人为原则。天道始万物，地道生万物，人道成万物。可以说，《易传》关于宇宙万物一体论的思想，深刻地揭示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吕氏春秋》在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着力运用了《易传》关于宇宙一体化的思维方法。它的天人关系论与《易传》是基本相同的。《吕氏春秋·情欲》言：“人之与天地也同，万物之形虽异，其情一体也。”人与自然界尽管殊类异形，但却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相应互动，休戚相关。“同类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在《吕氏春秋》看来，人与自然的一体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人是自然界阴阳变化的结果。《吕氏春秋·知分》言：“凡人物者，阴阳之化也。阴阳者，造乎天而成者也。”故言：“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可见，人本身就是一个小宇宙，与万物有着相同的秩序和结构，同受天地阴阳的制约和影响。
其二，人类社会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吕氏春秋·恃君览》言：“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扞寒暑，筯骨不足以从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犹载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邪。群之可聚也，相与利之也。利之出于群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则利出于群，而人备可完矣。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覆带宫室蓄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此无君之患。故君臣之义，不可不明也。”《吕氏春秋》的这一段话，蕴含着三个重要观点，肯定人类是从自然界发展而来的，人类社会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肯定了人类的漫长进化，区分了野蛮时代与文明时代的不同社会生活；以“群”为基础的国家（君道立）的出现，使君臣，上下、父子、长幼、夫妻、兄弟等伦理关系（即社会关系）得以建立和维持。可以看出，人类史是自然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三，人与生命是宇宙的主体。《吕氏春秋》认为，宇宙的自然本性是生，人是宇宙生命形式的最高体现。故人以重生为德，以爱生为性。因而，人类的衍生与天地的运行是相符相称的。所以，《吕氏春秋》提出：“天生阴阳、寒暑、燥湿、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审知生，圣人之要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养生之谓也。”故“天地有始，天微以成，地塞以形，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把生生看作宇宙的本性，把生命看作宇宙的主体，把重视生命看成人的最高目标。在此，《吕氏春秋》与《易传》一样，它也不仅看到了人与自然的一体性、同构性，而且也看到了人与自然的差异性、独立性。这是因为，人与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具有着不同的物质内容。《吕氏春秋》通过“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的观察，明确表述了人与自然的不同特点。《吕氏春秋·序意》言：“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地维宁，人曰信，信维听。三者咸当，无为而行。”《吕氏春秋·本生》亦言：“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从而摆正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充分体现了《易传》天地人一体论的思想。
综上所述，《吕氏春秋》的易学思想是丰富而深刻的，它对中国古代易学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启迪和影响，在中国易学哲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