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之外，知识分子政治上进步的另一条路也被堵上了，那就是捐官。捐官历来被抨击为吏治腐败的表现，但毋庸置疑的是，至少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清代中国系统化、规范化的捐官制度，确实在维护公平与稳定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并且在众多捐官者中，也有不少出类拔萃者，因为体制问题报国无门，只得出捐官下策，最主要的是这样一来能够减少在社会上积压大批有文化知识、有经济实力的失业者，他们才是最可怕的社会不安定因素。
以上都是有权或有钱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困境，处境更恶劣的，是广大贫寒的农村精英。他们从此失去了晋身机会和传统特权，由维持农村稳定的中坚力量蜕变为失望乃至无望的“高危人群”，从政府的“助手”转变为了“对手”。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缓冲地带消失，任何矛盾都有可能演化为刚性的碰撞。清代晚期的农民运动，已不再是单纯的农民运动，士绅阶层参与其中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超过历朝历代的民变浪潮。
的确，我们有无数理由支持废除科举制度。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没能建立起一个相对完善的替补机制的前提下，它就彻底毁坏了早已制度化的人才流通渠道。这使得在政府的组织、人事领域，腐败现象严重，自此，“政府用人，全无标准，人事奔竞，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种种病象，指不胜屈”。
3.在改革中纵深蔓延的腐败诛全民之心
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央政府的放权，腐败的范围也随之扩大，如癌细胞一般，从公权力体系扩散到了民营经济领域。
在晚清政府的重点工程——铁路的建设上，国内上下皆认为官办铁路腐败，铁路民营可力挽狂澜。但是史实证明，民营铁路对腐败同样没有丝毫的免疫力，不仅全盘继承了官办铁路的种种弊端，更因掌控公司实权的“绅士们”既无官方控制、又无股东监督，17个民营公司均乌烟瘴气。他们并没有像民众预期的那样，廉洁高效，而是贪污盛行、效率低下，修了很多“死路”、“僻路”，给国家财富造成巨大的浪费，比起官办经济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民营铁路公司的资金来源除商界投资外，几乎都是取自强行摊派到农民头上的“租股”，“被股东”的数以千万计的农民被腐败黑幕彻底激怒了。此后，针对铁路腐败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浩浩汤汤、此起彼伏，国民对当朝政府执政能力的最后一丝信心丧失殆尽，中央政府的执政威望降到谷底。
全民腐败，是诛心之器。
在这等社会环境下，对于普通国民，当如何生存？生存之道在于，人人都去发掘寻租的机会，“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几乎成为全民信仰，区别只在于机会有无与机会大小。
引发辛亥革命的导火索恰恰是针对民营铁路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四川保路运动。保路运动喊的口号是“不能把路权流失给洋人”，但实际上，它和中央政府的矛盾真正在于：民营的四川铁路公司大量资金被老总炒股亏空，基于此，中央政府决定靠引进外资将其收归国有，但公司董事会要求政府在收回铁路时拿财政资金补贴亏空，遭到拒绝。中央政府指出，财政是全民的钱，政府没有能力与权力用财政收入填他们的窟窿。谈判破裂后，董事会以“中央政府收回路权为卖给外国人”为名挑动、组织股东闹事，于是武昌的新军前去四川镇压，武昌空虚，辛亥革命趁机爆发。
二、失稳基础上的轻松革命
正是在这样的层层铺垫下，辛亥革命偶然爆发并必然成功，且必然得真轻易。有多轻易呢？
前文中导师已经讲过，1911年10月的武昌起义，参加者不过300余人，配备实弹共计50发。同盟会的成员如黄兴等直接亲历辛亥革命者，不超过100人。1911年武昌首义，如无后来两三个月中的各省独立，辛亥革命成功的希望是相当渺茫的。
武昌起义是由反政府的少数军人发动的，他们没有足够的组织能力，没有足够的军事准备，没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领袖，更没有治理国家的政治经验，只不过是一批充满革命精神的热血青年。他们从何而来？上文中已经讲过，晚清政府为了实现军事现代化，把各省优秀的青年人送到日本去留学，而日本正是中国海外革命排满派的大本营，于是学习军事的学生受到排满革命思潮的影响。回国后，他们在新军里串联，形成军队内部的团体，而政府对军队的组织控制极为粗放，居然对此毫无防范，他们中有人已经取得了中级甚至高级的领导地位。
武昌起义成功之后，各省就在革命思潮冲击之下，形成连锁效应。22个省份有13个省在一个月里面全部起义成功。只要读一些各省起义的回忆资料就很容易地发现，各省起义几乎就是两个简单军事行动的重复：先是占领总督府，再就是攻克军火库。然后就大功告成。各地的清政府军队只要能保住他们本人与家属的身家性命，就可以不战而降。最能说明问题的数字是，除了武汉以外，死人最多的省就是云南，这个省因革命而战死的为160人。上海的革命起义者200人冲到江南制造局，上海就光复了。
在中国历史上，再没有一个朝代的统治者因这么小规模的战斗被推翻。在人类历史上，再没有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因这么小规模的战斗被推翻。当然，也再没有一场革命如辛亥革命那样，如同俯首摘取掉落满地的烂桃子一样轻而易举。
那么为什么在清政府治下的天朝，会上演这样的戏码？曾经的统治者显然不是亡于强烈的外来冲击，如对外战争，如国内起义，却亡于内部的改革失控——权力由中央向地方转移，地方政权规模畸形扩张；知识分子被推向政府的对立面，并大量加入新军；国民丧失信心，大规模群体事件给予小规模军事暴动以足够的机会。一座历史悠久的宏伟建筑，主体结构乃至地基都已被自己毁得千疮百孔了，到最后，只需要轻轻一击，大厦便可轰然倒塌。
三、不负责任的改革之害
萧功秦认为，辛亥革命很不幸地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碎片化这一历史大灾难的起点。表面上看，十年后的北洋军阀混战、南北分裂、各省分裂，均与之无关，然而，从史实上看，中国就是从此陷入了持续数十年的“弱国家”状态。一百年以后的我们，重新反思这段历史时，不妨从意识形态的束缚中跳出来，重新估计晚清政府自杀式改革的真正历史后果。
后果是什么？后果是严复所说“旧者已亡，新者未立，伥伥无归”。一场在特殊有利条件下成功的革命，摧毁了向开明专制化迈出步伐的王朝，却无法建立有效整合社会各类资源的新体制。
有点一盘散沙意味的革命者起义成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革命者方面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统一全国，也没有足够的政治力量单独组织政府来整合社会、治理国家。于是，武昌革命政府与各种势力进行大联合就是下一步的必然选择。
联邦共和制度随之建立，各方为控制政敌而因人设法，设立了在政治上非常不合理的临时约法体系，造成此后府院之争、张勋复辟、北洋军阀混战等等。一个在政治上未经成熟考虑与试验的制度安排，只能让中国一步一步走向分裂化与碎片化。
这是一种旧制度被抛弃而新制度无法约束人们行为的状态，也就是社会学上所说的“失范”、“脱序”状态。
1.个人：意识形态自我摧毁
如果仅仅是地方权力膨胀，破坏的是大一统的中央政府，是权威危机，不足以使国家分裂后长期无序，更可怕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认同危机。中央政府的改革政策，和传统仁政方向恰好相反，西方哲学和社会制度模式进入原有意识形态的社会观和哲学观，产生一系列不可估量的影响。笔者很难去描绘人的精神领域的混乱、茫然与无所适从，那么便从个体的微观到家、国的宏观这些可描摹的方面来阐述。
2.家、乡：宗法家族解体，基层秩序动荡
由于改革新政的“一石二鸟”性，笔者将社会组织中基层的宗法家族组织和中层的乡绅自治放到一起来讲。
中国传统的国家公权力一般只到达县一级。县级以下行政，一是靠各种胥吏，他们工作的动力以及经费的来源都在于其所代理的国家权力，如征税、司法等；二是靠传统的宗法社会，以乡规民约为准绳，以宗族集体领导为特点，依靠的核心就是通过科举获得了特殊地位的士绅阶层。士绅阶层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作为国家“经纪人”，协助政府维持治安、征粮征款等；另一方面作为民意代表，为保护和增进地方利益与政府及胥吏进行公关和博弈。
这种结构成为维持传统乡村稳定的重要因素。长久以来，“铁打的农村，流水的皇帝”，无论谁掌握政权，只要新来的统治者能尊孔重儒，并能提供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如稳定的社会秩序），一般都能得到士绅阶层及其领导下的乡村的效忠，哪怕在位的是诸如蒙古与满洲这样的少数民族。“宁做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就是中国农民普遍的、现实的政治需求。但是，这种在血雨腥风的改朝换代中都无法动摇的“中国国情”，却被新政改革彻底颠覆。
新政实施后，读书做官要进新式学堂，兴办工商企业也要进城，于是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绅士城市化浪潮。清代末期，有功名的士绅总数为144万，新政才办几年，新知识分子已超过传统士绅的总数，而到1912年，新学堂在校人数达300万，已是传统士绅总数的2倍多。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精英阶层分布中心的历史性转变，注定了士绅乡村自治的没落，在精英城市化的潮流下，剩下的还在乡间的都是些没有培养接班人能力、人数不断下降的遗老们。
原先，地方精英大多身兼宗族领袖、退休官员，三重角色于一体。士绅迁居城市，他们在农村大众面前拥有的道德和社会权威，以及作为表率和人望的作用，随之消失，宗族变得群龙无首，大家族经济共同体开始瓦解。
然而与此同时，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不仅是中央政府新政改革的目的之一，也是保障各项改革措施顺利推行的重要手段。一方面，为了推进改革，政府对农村的摊派越来越重，急需更多的“国家经纪人”；另一方面，传统的乡村士绅阶层移居城市的移居城市，尚未移居的则被边缘化——他们受限于自我期许的社会伦理责任，在扮演酷吏方面缺乏足够的天分和热忱，因此纷纷回避公职。
于是，乡村公权力领域出现了巨大的空白，另一群“盈利型经纪人”乘势而起，他们就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着名的土豪劣绅。
与传统的士绅阶层相比，土豪劣绅大多文化程度低下，缺乏乃至毫无精英责任感。他们绝非乡村中的“善人”，但的确是一群特殊的“能人”，一群无所顾忌、不择手段的“痞子能人”。这样的能人虽然一直存在着，但是在传统的乡村政治秩序中没有机会染指公权。而在当时的形势下，在传统士绅远离乡村权力之后，这些“痞子能人”脱颖而出。他们脱离了传统士绅阶层所受的道义束缚，可以毫无顾忌地将手中的公权力演变为寻租牟利的工具，主观为自己、客观为政府，扯着改革的大旗，令自己迅速跻身“先富起来”的行列。这就进一步加深了农村的灾难和农民对政府的对抗，不断侵蚀着中央政府的民意基础。而为了压制农民，以土豪劣绅为主体的农村基层政权，便从“痞子化”进一步呈现出“黑帮化”，成为此后半个多世纪中国农村动荡和暴力冲突不断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