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梁作檠的统计，如果将1796-1849年中国社会的骚乱程度指数定为100，那么1876-1911年的骚乱指数为173，上涨了73%，其中，反政府骚乱指数为207，增长了1倍。而士绅对社会秩序的非官方贡献，比如维持乡里稳定、护卫家族，若1796-1849年的指数为1.00，那么到1876-1911年，这个指数则急速蜕变为-0.43。绅士对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已由正面的维护变为反面的破坏瓦解作用了。
因为此时，此士绅已非彼士绅了。
逐渐，地方传统士绅自治衰落，宗族势力虽未当即消失，但是宗法家族作为农村基层组织开始瓦解，宗法家庭走上了漫长的自然解体之路。
3.吏治：“更下一层楼”
官僚体系作为社会组织机制的上层组织，依靠其庞大的体系维持着整个帝国各项工作的运转。对于中国这样一种政治结构而言，吏治腐败，危害之大，可以说足以亡国。
中央政府的改革新政，体现在干部人事体制改革上，是吏治愈发不可收拾。其实，中央政府对吏治的重视可谓到了相当深的程度，但是在制度化监督的缺位下，思想工作加纪律手段在白花花的银子面前显得十分苍白无力。体制越被改革，越被诟病，改革反而给了官僚体系最好的借口：无能成为本能，敷衍成为常态，官员们的心态却超级良好，将所有问题一股脑儿推给所谓的体制，仿佛与己无关；待到风暴来临，只需摇身一变，又成了共和元勋，而自己当年的贪腐因为加速了原政府的倒台仿佛为共和立下多少功劳一般。
此时作为民意代表的乡绅们，因为没有公务员身份的束缚，而又有着在乡间的权威，左右逢源，官员们不方便自己出面的事情，便由乡绅们代劳。“地方自治”这一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则成为乡绅们摆脱政府监察系统监控的绝好掩护。
地方越自治，越腐败。腐败反映的是强大的权力，强权才有力寻租。给地方权力越大，地方越容易寻租。原本，国家的监督机制为自上而下，皇权监督中央，中央监督地方，皇权对腐败最紧张，因为他认为腐败是动了自己家的东西。在新政的制度设计上，也没有下层对上层的有力约束，如有效的民众监督，在实施过程中，连上层监督也没有了，那地方当然可以为所欲为了。
4.被遗忘的经济与民生
改革，本是改善民生的手段，应以民生为本，以改革本身为末。然而，此次改革之后，本末倒置了。
在内战外战纵横交错、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的混战中，经济增长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打倒与推翻只能解决所有权与经营权问题，至于经营的很多具体问题，不是打倒与推翻所能解决的。从清代晚期直到新中国建立，近50年的社会资源除了应对外敌入侵外，被过多地耗费在了打倒与推翻的内耗和翻烧饼似的折腾上，而没能集中在基本的政治制度（如官僚体制、权力制衡）和民生的建设上。
无论政府的改革还是反政府的革命，都只谈形而上，注重权力的掌控，而不管形而下，忽视民生的提升。这样的改革或者革命无法令大众真正分享其成果，却要其承担巨大的成本和代价。这是不负责任的改革和革命。
在更普遍的意义上讲，改革贻害后人，“革命尚未成功”，中华热土上处处埋下了“继续革命”的种子。中国在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的过程中，逐渐滑向统一、合法的国家暴力失效的深渊。
四、惨痛的教训
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永远再现于当前的精神活动中，历史只有与当前的视野对接时才能被理解。因此，历史也最有可能成为当代人的需要和偏好的汇编。
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还在改革，不同的改革者，却面对着同一片土地，和同一群骨子里流淌着中华民族血液的人民。在一百年来的历史长河中，也许拣不到能立即引导我们过河的石头，但是却能让我们学到，哪里是足以令我们立即溺毙的漩涡。
1.中央权威：当心放
深厚的中央权威资源和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是改革的第一要义。
改革，必须以权威做保障，这是它与革命的最大区别。改革需要的是什么，是强大稳定的政治统治。如果没有足够的行政资源做后盾，改革措施靠什么向前推进？
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什么？是权力的再分配。在野者认为，执政者应该把权力释放出来，但是在野者的话能不能听？权力分解后是不是就能出现彼此制衡、彼此都有发言权的局面呢？
晚清中央政府“权威换改革”的试验给出了最真实的结论：地方政府拿到的权力用来监督制衡、富国强兵了吗？没有。地方势力纷纷以改革为口号自肥，最终是18个行省变成18个独立王国。这还不算完，一些在改革中高喊宪政、在革命间高喊共和的人呢，动听的口号如同风月场中的海誓山盟，他们只把它当作忽悠民众的实用工具——中华民国并没有变得民主、宽容、清明、廉洁，相反，一个大规模的、赤裸裸的、连规则都不屑拥有的、近四十年的痞子运动时代到来了。
在权力的逐鹿场上，在野者永远比执政者更残酷。如果批评执政者漠视民生，那么，革命的过程，才是对民生最惨烈的践踏。
如果执政者自动丧失信心，被所谓的“民意”所裹挟，不恰当地放权，这无疑是在错误的时机放出一个错误的信号，令天下群雄以为跑出来一只鹿，注意力都转移到不惜一切代价的逐鹿之上，像民生这种东西自然葬身于滚滚铁蹄之下，这将是对国家对人民最不负责任的做法。
即使在改革中出现了不甚安定团结的局面，改革者也必须坚定信心，把控足够的权威资源。在拥有如此漫长的专制历史的庞大国度内培育新生的改革，是怎样一项意义伟大而深远的事业。在这个过程中遇到重重困难，是改革者必须要预见、面临、解决的事情。
2.改革速度：当心快
1909年，中央政府迈出了执政基础扩大、权力分享的艰难历程，短短两年后，政府覆亡。政府并非亡于革命，而亡于权力的分崩离析。狂飙突进的改革列车在各种势力强行或巧妙搭车后，失控出轨。
只是快一点，能怎样？能大不一样。改革者自己走得太快，没有停一停，等等他的人民，改革代价的承受者们就变成了社会的离心力量。着眼于扩大执政基础的晚清中央政府政治改革，超速后，反过来挖空了自己执政的墙角。
改革，影响范围之广、涉及环节之多、面临问题之复杂，都要求它应当是“慢工出细活”。它毕竟不是只着眼于破坏和推翻的革命，而是更为艰巨、漫长的建设。在“需要改革”本身已经成为共识之后，剩下的就是“怎样改革”。首要的是，在改的同时必须保持稳，这其中，分寸、速度、时机、角度的拿捏，都是对改革者的严峻考验。
3.知识、文化：当心丢
保持社会层级的流动性，给知识分子以通过考试制度“通经致仕”或者至少是养家糊口的机会，已是现实下的最理性选择。在当下的改革中，还是要坚持公平的考试制度，降低推荐作用的分量，防止社会阶层固化，将没钱没权的知识分子推向政府的对立面。
更重要的是，有知识并不等于有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个人信仰的沦丧、社会公信力的缺失、乃至民族心态的畸形，对中国社会危害之大，不亚于混战，甚至可以说它正是混战的精神基础。
“社会贤达”、“太平绅士”这样的词现在只能在香港看到了。这说明了什么？至少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国内地文化断裂、社会公信力丧失。在一个普遍缺乏信任他人和自我诚信精神的国家中，无论产权制度如何设定，都难以摆脱被异化的命运。忽视经济、文化本身的含金成色，是非常荒谬的。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确实已经到了非迫切不可的地步了。
4.民族心态：当心坏
清代晚期的中国，病入膏肓，不同的医生开出了不同的治疗方案。第一类医生认为必须动大手术，且时不我待，要立即动刀。第二类医生则认为，正因为病情过重，才不应操之过急，而采用保守疗法，固本培元。
但是，要知道，这位身染重病的患者，同时拥有着无限的政治、经济财富。面对着一个富得流油而生命垂危的病人，你还能指望他得到纯粹医学意义上的关注与治疗吗？
历史研究的逻辑很实际——以人性为中心，利益与权衡是两个基本点。
在这样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指导下，我们可以想象，肥沃的权力牧场一旦抛荒，将会怎样？
而当今的中国，政治、经济财富远远超过当年的满清时代。
所以，作为人民，作为同时受改革之惠和蒙改革之殇的普通民众，我们应当以一个怎样的心态来面对改革进程中种种不尽人意的局面？
民族心态走向消沉，认为任何问题最终都是制度问题、谁的责任最终都是政府责任、中国的政治体制要为每一个人的不如意买单，恨不得推倒重来方得痛快，这样的苗头已经在悄然滋生，不夸张地说，“中华民族又到了要警醒的时候”。执政者不得不防。
对于人民，还是那句话，要清醒地认识到，第一，在野者永远比执政者残酷。打倒了一只被既得利益撑饱肚子的老虎，迎来的或许是十头嗷嗷待哺的饿狼。我们不能再上同一个当了。
第二，发现问题永远比解决问题容易。
体制内的改革者，承受的机会成本、风险成本远远大于体制外的人士，其最终发挥的作用往往也远远超过体制外的人士。
自晚清以来，每一个历史时期，那些摸着石头过河的体制内精英，承受了太多的苛责，摸不到石头，摸错了石头，甚至不慎溺水身亡的，统统成为妖魔化和嘲弄的对象，而那些站在河沿上瞧热闹讲风凉话的、看人挑担不吃力的、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只喊号子不出工的，当然永远正确了。一旦这些批判者得偿所愿，自己挑上了担子，又真能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他们当年的批判对象呢？
没有任何一种体制、文化、弊病是无端地被某种力量强加的，它一定来自一片肥沃的土壤，而构成这片土壤的就是你、我、他。正如雪珥所说，千万别因为没照到镜子，就以为自己居然不是猪八戒。凭什么断言，换了你就一定更伟大、光辉、正确呢？
对人民而言，求民生、求发展，是无比伟大正确的，是人民的基本权利。但是同时，我们要理解改革者，要辅助改革者，我们可以骂，骂是好的，是对的，是一种帮助改革提高的方法。但是骂也要讲个方式方法。更要命的是，不要在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途径的时候就要革命、要推倒重来。
要知道你也是导致当前局面的一分子。比如，如果说晚清政府已经走向开明专制化了，那么为什么还会遭到激烈的反对？是民众普遍反对，还是只是少数人反对？如果说民众是盲从的，是极易被煽动的，尤其是在对现实强烈不满的条件下，那么当民众一旦觉得革命之后的情况还不如当初，会不会后悔？然而再悔不当初也没有可回旋的余地了。因为，历史就是这样，历史的偶然性与不可逆转性都不得不受到尊重。
并且，更可怕的是，看看中国的历史，一旦推倒，有多难重来。为什么辛亥革命后的几十年内一直呈现分裂混乱的局面？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地方成为独立王国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民族文化、民族精神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一旦衰败，太难重新焕发了；地方上劣绅一朝得势，则“劣绅驱逐良绅”，再难见清明了。
政治容不得“制度万能论”的浪漫，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命运扛不住激情的试验，千万不能做让自己和他人乃至全民都后悔的事情。
导读：前文《维稳是一切改革的前提》中提及，民族心态一步步滑向危险边缘，执政者当出手相救。那么，民族心态是否走向了危险的边缘？怎样一步步走向了危险的边缘？执政者又当如何挽救？本文以酣畅淋漓的行文、环环相扣的逻辑，写出了这步步惊心。将其奉上，以飨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