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爆发
1919年5月4日中午，总统徐世昌在中南海总统府为刚刚回国的驻日公使章宗祥接风洗尘，作陪的有国务总理钱能训、币制局总裁陆宗舆、交通总长曹汝霖等。酒宴上觥筹交错，欢声笑语。突然，电话响起，警察厅总监吴炳湘向大总统报告游行示威的北平学生正向通往使馆区的道路上前进，慌乱地请示如何处理。徐世昌沉吟了一下，明确指示说：“不要动武，要文明对待。”
这一天是个晴朗的星期日，天气凉爽多风。后来，冰心在《回忆五四》一文中，用散文化的语言描述道，“那天窗外刮着大风，槐花的浓香熏得头痛”。另一位作家王统照的描述更仔细：大道两旁的槐柳，被一阵阵和风吹过摇曳动荡，红墙里飘散出来各种花卉的芬芳，如在人稀风小的时候，也还可以闻到。五四运动十五年后，钱玄同曾对孙伏园说：“你穿着夏布大褂，戴着蒙古式毛绒帽子，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在王统照的回忆中，当天学生“穿长袍的占大多数，也有穿短黑制服的”。第二天的北京《晨报》记录了那个上午的情景：“天安门，见有大队学生，个个手持白旗，颁布传单，群众环集如堵，天安门至中华门沿路，几为学生团体占满……”“记者到时，学生不过六七百人。少顷，各大队学生，纷纷由东西各方云集而来。……”上午十时左右，北大学生在马神庙二院大讲堂前集合，约一千人（几乎占了全校学生的一半）准备列队前往天安门广场，教育部官员和蔡元培在校门口拦住学生，劝他们不要上街游行，神色凝重地说：示威游行并不能扭转时局，北大因提倡学术自由，颇为守旧人物和政府所厌恶，被视为鼓吹异端邪说的洪水猛兽，现在同学们再出校游行，如果闹出事来，予人以口实，北大受到的摧残就更大了。学生张国焘挤到前面说：“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本不知道，现在不必再管，请校长回办公室去罢。”几处学生一拥而上，将瘦小的蔡元培半请半推地拥走。于是，队伍像开闸的洪水一样，一泻而出了。
早早到达天安门的其他学校学生，像先前很多次集会和游行一样，向过往的人流演讲、宣传、发布传单，又有大量群众不断地向天安门前集聚。一位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代表向记者透露了当天的安排：“等大家到齐，我们便要游街示众，叫我们国民也都知道有这种事体。游街后再到东交民巷英美法意各国使馆提出说帖，表示我们的意思。”
当天，得知消息的教育部代表及负责治安的步军统领李长泰也来到天安门红墙边，劝说学生回校。学生代表“向李统领婉言曰：我们今天到公使馆，不过是表现我们的爱国的意思，一切的行动定要谨慎，老前辈可以放心的”。司空见惯学生运动的李统领并没有表示强烈反对，“李统领亦无言，旋取下眼镜，细读传单，半晌后对群众曰：那么，任凭汝们走么。可是，千万必要谨慎，别弄起国际交涉来了。言毕，嘱咐警吏数语，即乘车而去”。三千多名学生高喊“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誓死不承认合约”等口号，打着几面巨大的五色国旗，浩浩荡荡向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行去。
到达使馆区的学生，确实如事先计划的，向美、英、法、意各国公使递交说帖，“请求贵公使转达此意与本国政府，于和平会议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由于是星期日，各国公使并不办公，说帖没被接收。游行队伍想申请通过使馆区，到一街之外的日本使馆门前示威，未得到允许。游行学生被堵在狭隘的东交民巷西口。
到了中午时分，“三千学生同暴于烈日之下，虽无厌倦之容，难免忿恨之态”。此时队伍中不知谁泄愤地喊了一句“到赵家楼去示威”，顿时所有人情绪为之一振。曾为北京学联代表的熊梦飞在《忆亡友匡互生》一文中，这样写到那时的情形：“前驱者大呼‘直奔曹宅！’群情愤慨，和之，声震屋瓦……”
事件发生后一个叫作罗家伦的瘦小的学生悄然退场，潜回到北大的宿舍里睡觉。若干年后罗家伦给出的理由是“实在疲倦极了”。前一天夜里，罗家伦亲笔写下了慷慨激昂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五四当天深夜，获悉有三十二名学生被收监后，在北大西斋的学生宿舍里，罗家伦激情澎湃地为《每周评论》写稿，呼吁当局释放被捕学生，文章的名字叫《“五四运动”的精神》。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五四运动”概念。1931年，罗家伦在回顾这一场事件的前因后果时，曾经口述过一篇文章，由马星野整理，一直到1978年才在台湾正式发表，这篇题为《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的文章，对于五四事件的过程，有着亲历者的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