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这个事件的原因,至于这件事体具体的酿成,都完全由于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失败。在4月里,日本要求中国撤换两个专使的消息纷纷传来,北大学生开了一个会,并且捐了几百块钱打电报,一方面打电报给巴黎和会中国代表,要求他们坚持,一方面通电全国,反对因为外国压迫而撤换本国专使的事。这两个电报打出以后,所捐的电报费还存三百元左右,于是用四个干事的姓名,共同负责,存在学生银行里面。到5月1、2日的时候,外交消息,一天恶似一天,傅孟真、许德珩、周炳琳、周长宪和我等几个人,商量要在北京取一种积极反抗的举动,但是我们当时一方面想对于国事有所主张,一方面对于北大又要保存,所以当时我们有一种非正式的成议,要在5月7日国耻纪念日,由北大学生在天安门外率领一班群众暴动,因为这样一来,北大的责任可以减轻。5月3日那一天,清华大学举行纪念典礼,许多北大的人,都到清华去参观,那天我也去了。直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回来,不料3日那一天,邵飘萍到北大来报告说是山东问题已经失败,在校的一班同学,于是在北河沿法科第三院召集临时会议,最初由邵飘萍报告,以后由许德珩等一班人慷慨激昂的演说,还有一个刘仁静,当时还不过十八岁,带了一把小刀,要在大会场上自杀。还有一位,要断指写血书的,于是当场主持的几个人,不能维持我们以前决定的五七发难的成议,当场议决在第二天(即5月4日)联合各学校发动,并且当场在北大学生中推出二十个委员负责召集,我也是其中一个,由他们到各学校联络进行。我们九点钟由清华回来,看见他们会也要开完了,什么决议都已经定好了,当时我们还在埋怨许德珩,说是我们说好在5月7日发动,而现在改了期,不是要把北大断送了吗?可是埋怨尽管埋怨,大家的决议还是大家决议,是不能更改的。于是他们叫我连带签了字,把前存学生银行的三百元拿出来买竹布,费了一夜工夫请北大的书法研究会及画法研究会的同学来帮忙,做了三千多面旗子,除了北大学生个个有旗子外,其余还可以送给旁的学校。所以当时大家疑心五四运动以为有金钱作背景,不然为什么以北大穷学生临时有这许多钱去做旗子呢?其实这个钱是打电报省下来的。各代表当夜分途至各学校接洽,约定了在第二天下午一点钟在天安门会齐。当夜十一点钟的时候,各代表在北大开了一个预备会议,当场举出了三个总代表,一个是我,一个是江绍原,一个是张廷济,并且当时推我写了一个五四运动宣言,由狄君武送到北京大学印刷所去印了五万份,第二天的早上,我们还预备了一个英文的备忘录,送给各国使馆。到下午一点钟,大家便齐集在天安门了。我们三个所谓总代表,因为预备各种文件,一直到一点十分才到天安门,当时步军统领李长泰、警察总监吴炳湘,都已经先我们而到,对大家讲了一番话,劝大家解散。当时众怒难犯,哪一个肯听?于是大家从天安门出发,一直走到东交民巷口,便被警察挡住了。只有我和江绍原两个人进去到使馆界内去找美国公使。那一天,芮恩施到西山去了,由他的参赞出来见我们,他对于我们很表示同情,说了一番很漂亮的话,并且说,由他去和使馆界的警察交涉,让他放我们通过,我们从美国公使馆出来以后,又到了别的几个使馆,告诉他,我们示威的意思。回转身来到美使馆去问美参赞,同使馆界警察交涉允许我们通过的结果怎样。他说,使馆界的警察是答应可以的,但是刚才警察总监有电话来,说是不可以让学生们通过,所以我们不能这样办。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大家更是愤怒,当我们报告交涉经过的时候,大家便要求我们硬挤进去,后来想硬撞不成事体,反而给别的国家以不好的印象,于是大家便高呼口号“我们去除国贼吧!”于是掉转大旗向曹汝霖家前进(曹家在赵家楼)。曹汝霖的房子,是一座很大的满洲王府式的平房,我们到他家门前,大门已经关了,门口站着一大队荷枪实弹的警察,大家到门口了便大骂国贼,最初拿旗子向屋顶丢去,后来打破了一个短墙的窗子,大家便爬进去。首先进去的人,据我眼睛所看见的,乃是北大的蔡镇瀛,一个预理科的学生,和高等工业学校一个姓水的。大家看他们进去了,于是接上爬进去的几十个人,把大门打开,而曹宅的院子里还站着许多警察,因为学生向他们极力宣传,所以他们已没有什么抵抗。适巧那一天曹汝霖同章宗祥、陆宗舆和一个日本资本家在那里商议事情,他们以为有着警察保护是不要紧的,我们打进去的时候,曹汝霖便换了警察的衣服混在警察堆里,从后墙跳出去。陆宗舆怎样逃走,我们却不知道,听说他也来喊口号,喊打倒卖国贼,混在群众里面逃走的,是否确实,却不知道了。章宗祥比较老实,他和那个日本人一道躲在一个小房间里,群众跑进去的时候,日本人还掩护着他,于是大家知道他是一个要人。群众便把他们围起来了。不久一个北大的校工进来,他说自己是认识章宗祥的,并且说这就是章宗祥,于是大家便动手打起来,打了一顿,忽然有人说“打错了”。大家便一哄而散,于是这个日本人和曹家的佣人,便把章宗祥抬出去,停在一间杂货店里面,这个日本人也去了,于是群众中忽然有人叫“刚才并没有打错”,大家便去找章宗祥,在他后门杂货店中找着了。当时这个日本人还掩护着他,群众们便用杂货店中鸡蛋来丢这个日本人,重新把章宗祥拖进曹宅来,拆散了一张铁床,拿铁床的棍子来打,所以当时章宗祥确是遍体鳞伤,大家以为他已经死过去了。曹家的装饰品、古玩……简直是打得干干净净,他的姨太太和他女儿的房子里许多香水,都一捶一捶的打碎在地上,当时香气四溢,不可响迩。我还亲眼看见江绍原拿了一床红绸的被子,拖在地上,撕了一块红绸拿在手里,乱晃几下,说是“胜利了!胜利了!”至于放火的举动,乃是高等师范的学生开始的,我看见有两个学生,自身上掏出许多自来火来,如果他们事前没有这个意思,为什么要在身上带来这许多自来火呢?结果,曹宅烧起来了,徐世昌便下了紧急命令,叫军警捉人。那时候,傅孟真把他一本日记簿,上面写着许多代表名字的,往火里一丢,马上烧掉了。我们还是从前门出来的,当时街上救火队和水夫,已经拥挤不堪,很难通行。在曹宅里面还没有出来的,还有几十个人,于是便当场被捕。我从赵家楼出来以后,便向北大东斋(即第一宿舍)去,当时自己实在疲倦极了,从五点钟睡到六点钟,六点钟以后,重新振作精神开始活动。当时派定了多少代表,向各学校联络,预备在第二天,全北京的高等以上学校,自大清早起,一律罢课。那天晚上适派我到各报馆去解释这件事体,等到十几家重要报馆都跑完以后,时候已经是半夜三点多钟了,所以那一晚便没有睡。第二天早上,果然全北京专门以上的学校,一律罢课,并且各校代表齐集北大一院第三十六课堂开会。学生联合会的组织,也就是那个时候形成的。当时各学校的中心,自然是北京大学,至于北大主持这个运动的躯干,要算是新潮社及国民杂志社里面的人。在五四那天,曾经开了一个会,大家本来要推傅斯年做临时主席,忽然有一个浙江籍的学生姓陶的,打了傅斯年一拳,这一拳就把傅斯年打得不干,自此以后,五四运动和傅斯年便不发生关系了。因为他是一个以感情用事的人,一拳被打万念俱灰了。我当时因为在各处接洽的事太多,所以不愿意做会场上固定的事,经大家一想再想,最后推出段锡朋来,由他做北大学生会的代表,结果就是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主席。段锡朋在五四以前,北大学生,很少有知道他的。他总是穿一件蓝竹布大衫,扇一把大折扇,开口就是我们庐陵欧阳公的文章气节,所以大家都当他有几分迂气,哪知道被选举出来以后,他处理事务非常灵敏,运用群众,大有特长,于是段锡朋的名气陡然间闻于全北京。这一次,蔡孑民先生确是有一种特别的表现,就是五四事情出来以后,他不和前次一样的辞职,反而联合各大学的校长,负责的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的学生。到了5月6日那一天,他们接洽好了,听说吴炳湘竭力奔走,要求各校校长于5月7日命令全体学生复课,以此为条件,可以赦放在捕的学生。徐世昌也有这样主张,因为他们知道如果长久的罢课下去,一定是要出事的。而且5月7日是国耻日,更容易出事。我们全体罢课的决议,乃是5月5日通过的,5月6日的晚上十点多钟,蔡孑民及汤尔和(医专校长)以及其他专门以上学校的校长,到北大的校长室里面,把我们找去,说是现在同吴炳湘已经有这样一种了解,只要明天全体复课,他明天就立刻可以放人。当时去见这几位校长的,有我及方豪(俶新)等四五个人,他们都说:“昨天才决议罢课,明天便要复课,乃是办不到的,我们也负不起这个责任。”我说:“现在如果尽让同学们关在里面,也不成事,况且我们这一次有放火及殴伤等重大情节,当时章宗祥还没有离危险境界,有两天没有大小便,医生说他命在旦夕了。适巧政府又捉去我们几个人,用这几个人去抵命,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因此我便问他们几位校长说:“若是我们明天复课,他们不放人,怎样办?”他们说:“我们可以用生命人格为担保,而且吴炳湘也曾发誓过‘如果复课而不放学生,我吴炳湘便是你们终身的儿子’。”于是我以为既然如此,我们明天复课好了。但是我这句话说出来,许多人便反对,以为我们答应下来乃是越权,许多同去的人,也是反对我意见的。我说:“现在为减少被捕同学之危险,这件事非如此办不可,我们只有从权办理了。”于是当夜我们分成五队,去通知全体同学,明天复课,除每个宿舍派一队外,其他两队,是负责通知宿舍附近公寓里面的同学的。大家出发时候,已经是十二点钟,同学们完全睡着了,一个一个房间敲起门来,把睡熟的人叫醒了,告诉他们这件事,他们还不相信,还要费许多心血去解释,解释不明白的时候,还要受大家的责骂。半夜醒转过来的人,相对讲话,口中臭气是最令人受不了的。这可以说是我在那一晚上特别记得深刻的一种感觉。幸而能得大多数同学之了解,谢谢大家对于我们还有最低限度的信任,所以第二天北京各大学亦先后复课了,到了十点钟,全部被捕同学从警察所送回学校来,大家都列队在门口迎接,当时那种痛哭流涕的情形,真是有家人父子于乱离巨劫以后相遇时之同样感觉。当时章宗祥的病还没有离危险期,时时有死耗之传闻。刚巧北大有一位同学叫郭钦光,在这个时间死了,他本来是有肺病的,在五四那一天,大约因为跑得太用力了,吐血加重,不久便死了。当时大家怕章宗祥和我们打官司,所以定下一个策略(这个策略之最初主动者便是狄君武),硬说郭钦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用人打死的。于是郭钦光遂成为五四运动中唯一烈士,受各处追悼会之无数鲜花美酒之吊祭,和挽章哀辞的追悼。在上海还有一位女士,当众痛哭郭烈士。郭君那一天因为走路过多,身体过劳而使肺病加重乃是确实的,这是我们应该同情他。但是把他造成五四的烈士,全国亦以烈士待之,多少未免有点滑稽。等到被捕的全放出来了,章宗祥也被打了,曹汝霖的房子也被烧了,照常理说,这件事情可以告一个段落。但是当时有两种情形,是决不能使这件事告一个段落的,一件是山东问题还没有了结,而且一天比一天的失败下去;一件便是蔡孑民先生于5月7日学生出狱以后,便当夜出京,没有一个人知道的跑了。跑的时候,他留下一封信,就是那最出名的“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这封信的头两句话如此)。这封信出来,许多人很费推测,于是大家去询问国文教授,请他们去查这个典故的来源。因为这些国文教授见大家纷纷请教,当时也得意了一下。蔡先生去了以后,北京大学自然是第一个恐慌,为维持北京大学,北大学生不得不继续闹下去,而且不能不联合旁的学校学生一同的闹下去,于是五四运动又重新紧张起来了……
徐世昌宴请结束之后,章宗祥没有回家,而是随曹汝霖去了曹府。这也是章宗祥在赵家楼挨打的原因。赵家楼离外交部很近,东起北总布胡同,西至宝珠子胡同,南邻小羊宜宾胡同,据说是明代隆庆朝文渊阁大学生赵贞吉的故居,所以称为“赵家楼”。学生闯进赵家楼痛打章宗祥时,在场有一个章宗祥的朋友,也是一个日本人,因为死命保护章宗祥,挨了不少拳脚。这个日本人叫中江丑吉,是日本着名哲学家中江兆民的儿子,当时是日本一家媒体驻京记者。值得一提的是,中江丑吉并不是一些人所说的“帝国主义分子”,而是一个亲华进步人士,一向反对日本侵略,酷爱中国文化,研读过《资本论》,倾向于马克思主义,跟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片山潜关系不错,属于日本的左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