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国境西界葱岭以与中亚及欧洲之文化隔绝，南界喜马拉雅以与印度文化隔绝，缺乏机缘以与他系文化相磨砺相滋长，故其文化为孤立的单调的保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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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关于中华民族起源及与此相关的地理、文化的分析比较，实际上明确回答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有其不可毁灭的深厚的历史、地理根源，而由同样的根源上生出的却是传统文化的单调与保守性，由此造就了文明衰退、经济落后的中国近代。
对于近代文化的变迁，梁启超从器物、制度、文化三个递进的方面，有层次地概括近代中国的变化过程，其中糅合了他的亲身经历，体现了他的敏锐洞察：
古语说的好：“学然后知不足。”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这点子觉悟，一面算是学问进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学问进步的结果。第一期先是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到同治年间借了外国兵来平内乱，于是曾国藩、李鸿章这一班人，很觉得外国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对于这方面的事项，觉得有舍己从人的必要。于是福州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渐次设立起来。但这一期内，思想界受的影响很少。其中最可纪念的，是制造局里头译出几部科学书。这些书现在看起来很旧很肤浅，但那群翻译的人，有几位颇忠实于学问……因为那时读书的人都不会说外国话，说外国话的都不读书。所以这几部译本书，实在是替那第二期“不懂外国话的西学家”开出一条血路来了。
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人，真像睡梦中着了一个霹雳，因想道，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那急先锋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这班人中国学问是有底子的，外国文却一字不懂，他们不能告诉人“外国学问是什么，应该怎样学法”。只会日日大声疾呼说：“中国旧东西是不够的，外国人许多好处是要学的”，这些话虽像是囫囵，在当时却发生很大的效力。他们的政治运动，是完全失败，只剩下前文说的废科举那些事，算是成功了。这件事的确能够替后来打开一个新局面，国内许多学堂，外国许多留学生，在这期内蓬蓬勃勃发生。
梁启超对于历史和文化的探究和解读，就像高明的医生，面对病入膏肓的病人，考虑的不仅仅是治病，而是从病理入手，去总结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以服务于整个人类。
清醒永远建立在冷静的基础上。只是在当时中国，能像晚年梁启超那样处于冷静和清醒的，又有几人呢？当梁启超从当事人变成旁观者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却一哄而上，奋力向政治舞台上挤去。那股由中心生发的气流，形成了越来越猛烈的沙尘暴，向着这个社会席卷而来。
形势就这样变得异常微妙——现在回首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的东方外交政策立足点，已经十分清晰了，苏联的外交政策即在于，对于中国的事务全面介入，然后，通过全面援助，在一个缩水版的中国建立一个亲苏的政府。这既是世界革命的需要，也是对日本的战略需要。在苏联人眼中，日本一直是在远东的最大敌人，而中国，夹隔在苏联和日本之间，是中间地带的战场。对于新兴帝国主义日本来说，同样也是如此。谁控制了中国，谁就在双方的对抗中占据主动。在中国问题上，英、美等西方列强表现得比俄国和日本更含蓄。由于这样的格局，中国各方势力都出于自身需要，努力经营各种复杂环境下的关系，以获取某种利益：段祺瑞与张作霖与日本打得火热，曹锟与吴佩孚相对亲英美。像更早一点的，李鸿章喜欢打俄国牌，袁世凯一直敌视日本亲近英美等，都是出于这样的谋略。对于苏联来说，无论是极力促成南方的国共合作，还是在北方出钱出人支持冯玉祥起事，或者竭力抵制段祺瑞与张作霖的强大，都是着眼于自己在华势力的增强。当然，这种关系的或疏或密，或远或近，或敌或友，取决于形势的不断变化，它应该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现代史绝不是单个的一个国家内部的历史，它取决于周边国家，以及西方列强之间的复杂关系和利益交换，各种势力与苏联、日本以及欧美列强的关系。这些复杂国际因素，和同样复杂的国内因素一起，决定了中国现代史上纷纭复杂的变化，也决定了中国现代史的走向。
1923年，北京大学进行民意测验，投票选举当今世界第一伟人，四百九十七票中，列宁得二百二十七票居第一，威尔逊居第二，仅得五十一票。投票结果不能说明过多东西，不过也意味着人们对于很多事物的判断在悄悄改变。这样的悄然变化，又似乎酝酿着更大的改变。
政治就这样扑朔迷离，它已不再是理想的认同，而是利益的捆绑和交换，变成围棋中的谋势和象棋中的针锋相对。在北方，跟吴佩孚不断冲突的张作霖开始寻求与南方孙中山的联合。这个联合，可以看作是在此之前吴佩孚与陈炯明联手的“回报”。为了寻找更密切的战略合作，汪精卫曾经受孙中山的委派，专程北上，与张作霖磋商合作的可能。与此同时，孙中山又派出徐绍桢去了洛阳，试探着与吴佩孚建立联盟的可能性。后来，徐绍桢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述了吴佩孚在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２日对孙中山的行动所说的一段话，实在是了解吴佩孚眼中的孙中山之一段重要文字：
吾观孙先生过去之经历，虽可认为一伟大人物，然彼之知识与言论，与其谓中国固有，无宁称为祖述泰西之为愈……彼所理想之主义，迄于今日尚未有见任何寄予国利民富，目前干戈之扰攘，苍生之困厄，岂非数倍于彼所视为腐烂而打倒对象之前清末叶政府耶？孙先生一出，精神的或实际政治的，果有何物以俾补中国乎？不独此也，彼急求成功，为敷衍一时计，从来不问其对手为何人，只有乞助于妥协一途。甚至联络日本，因无结果乃转而欲利用俄国，不图反为俄国所利用。
在同徐绍桢的深入谈话中，吴佩孚仍绵里藏针地说：
余信政治之要谛在于道德，而孙先生似认政治为一种技术。不知《大学》所谓治国平天下之根源在于诚意正心修身，示人以万姓率由之轨范。余奉此信条不渝，故不能与孙先生共同行动。
在拒绝了苏俄的要求之后，苏俄人频频对吴佩孚“釜底抽薪”，他的一些部属也成了苏俄“猎取”的目标。1924年前后，苏联根据中国的形势，形成了对华策略，那就是全力支持孙中山与东北的张作霖联合，去推翻由曹锟和吴佩孚维持的北京政权。如果这个北京还叫共和体制的话，那么，就一定亲近西方，必定是新生的苏联所不能容忍的。当然，老谋深算的张作霖对于北方大国的真实用意，自然明白于胸，他同样想借苏联的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
1923年9月12日，当年“仲夏闹剧”的导演张勋死于天津寓所，终年七十岁。张勋六个儿子拟就了家祭启示，遍刊报章。其中提及了张勋自传中没有涉及的一些事情，一则为：1915年，张勋来到北京谒见年仅九岁的小皇帝。一些人嘲笑他仍留着辫子，开玩笑说要剪掉他，张勋勃然大怒，说：“孰动之，与俱死！”他履行了自己的诺言，至死不剪辫子，也没有人敢对此作出尝试。另一则为：张勋死前，紫禁城的溥仪不仅致信问候，还专门派了一名御医为其治疗。获悉此讯后，张勋下榻跪地道：“吾年届七十，当辛亥当死未死，丁巳当死亦未死，今死迟矣！吾焉能安于悔恨之痛耶？呜呼！吾勿能报皇恩于万一。”说罢痛哭，泪水洒满床单和枕头。看得出来，张勋一直到死，都没有放弃自己的坚守或习惯。张勋死后，共有四千人参加了他的盛大的葬礼，报章称其堪为天津历史上最隆重的葬礼之一。徐树铮送去了这样一副挽联：
仗匹夫节，挽九庙灵，其志堪哀，其愚不可及也；
有六尺孤，无抔一土，斯人已死，斯事谁复为之？
挽联中既有对老友辞世的伤感，也对其恢复逊清皇室的荒唐举动有所批评，分寸拿捏到位，用典恰当准确，后被公认为民初名联。年轻的末代皇帝溥仪也赐给张勋最后一件礼物——谥号“忠武”。在中国历史上，获得此谥号最着名人物，是三国时蜀国武侯诸葛亮。也许，溥仪是赞赏一介武夫张勋的鞠躬尽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