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0月15日，孙传芳首先向奉军展开进攻。孙自称浙闽苏皖赣联军总司令，以浙江第一师师长陈仪为第一军司令，第四师师长谢鸿勋为第二军司令，第二师师长卢香亭为第四军司令，第三师师长周凤岐为第五军司令，自兼第三军司令，第一、二军进向上海，第三、四军进向宜兴。10月21日，吴佩孚自岳州到汉口，就任讨贼联军总司令，以蒋方震为参谋长，章炳麟为总参赞，张其锽为秘书长，张福来为军务处长，张志潭为外交处长，高恩洪为交通处长，拟假道河南与孙传芳会攻徐州。战争全面打响，孙传芳军队连克上海、南京、蚌埠等地。在固镇，孙传芳部卢香亭等击败奉系张宗昌的部队，俘张宗昌之前敌总指挥施从滨，押解至蚌埠斩首。奉系之江苏督军杨宇霆、安徽督军姜登选相继溃逃，奉系山东督军张宗昌所派南援部队，又被孙传芳军击溃于任桥、固镇一带。孙传芳顺利地进驻徐州。战事发生后，奉军张作霖任李景林为第一方面军团司令，警备天津直南；张宗昌为第二方面军团司令，警备徐海曹州；张学良为第三方面军团司令，警备京东直北；姜登选为第四方面军团司令，警备津浦北段；张作相为第五方面军团司令，警备热河西部。
孙传芳部取得节节胜利的同时，被国民军策反的奉军郭松龄部开始倒戈。郭松龄部系奉军精锐，二次直奉大战后没有得到理想的地盘，颇为不快。后来资料显示，1925年日本举行秋操时，奉军郭松龄应邀参加；同去日本参观的，还有冯玉祥国民军的代表。在此期间，郭松龄被同住帝国旅馆的国民军将领策反。经韩复榘回国向冯玉祥汇报，郭松龄与冯玉祥建立联系并签订了同盟密约。1925年11月，郭松龄率部下七万余人由滦州乘火车挥师北上进攻东北，发动声势浩大的“滦州事变”，通电要求张作霖下野，由张学良接管大权，宣布奉、国两军停止敌对行动。郭松龄的军队势如破竹，26日攻下秦皇岛，27日冲过山海关，挥师向奉天逼近。匆忙中的张作霖寡不敌众，仓皇败退。郭松龄将所部改组为东北国民军。
张作霖遭南北夹击身陷绝境的消息传出后，驻扎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开始介入。后来披露的有关资料显示：郭松龄发出倒戈通电第三天，关东军司令部致电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询问是否立即采取某种措施。11月27日，关东军司令白川义令驻扎在“关东州”租借地内的部队和负责保护南满铁路的“铁路守备队”向奉天集结，又派浦澄江中佐以“私人代表”的身份去郭松龄处了解意图。在与郭松龄会晤谈话及作了一番了解后，反馈的情报认定郭松龄与苏俄及南方的国民党有合作背景。日本方面一番权衡后得出结论：尽管张作霖令人厌恶，不过日本尚不想别人取代其在东三省的位置。为维护日本在“南满的利益”，日本关东军确立了“援张排郭”的方针。不过援助张作霖显然是有条件的。张作霖准备逃往旅大的关键时刻，也即1925年12月7日晚，关东军司令长官白川派其参谋长斋藤和三浦中佐秘密抵奉，通过张作霖的顾问町野武马邀张作霖到附属地沈阳旅馆见面，表达了关东军武力干涉和援助的意向。日方与张作霖签订密约五条：一是日人在东三省和内蒙古东部享有商租权，即与当地中国人一样有居住和经营工商业的权利；二是将“间岛地区”（延吉、珲春、和龙、汪清四县）行政权移让日本；三是延长吉敦铁路，跟图们江以东的朝鲜铁路接轨（即完成吉会路）；四是准许日本在洮昌道各县开设领事馆；五是以上四项的详细实施办法，另由日中外交机关共同协商决定。双方以关键时刻的交换，确定了历史走向。
密约签订后，张作霖取消了下野意见，重新调动兵力集中于辽河岸边，开始与郭松龄决战。12月8日，张作霖召开军事会议动员部属作“最后决战”。集结四万余人，在锦州以东设置三道防线堵击郭松龄所部。日本也同时行动——12月15日，日本内阁在作出增兵满洲的决定后，以“缺员补充”为名，将驻朝鲜龙山之日军约四千人调驻奉天增援张作霖。随后，关东军司令部移驻奉天省城，坐镇指挥日军帮助张作霖；19日，增派满洲援张作霖之日军全部抵奉天，总司令为斋藤义夫少将。日军代张作霖守卫奉天省城，张作霖卫队悉数开赴前线。步兵、骑兵、野战炮兵、山炮兵、工兵和通信队齐上阵。日兵乔装成张作霖的军队，向郭军左翼侧攻击。不仅如此，关东军还给奉军“从弹药补充到作战指导等不少帮助”，张作霖的日本军事顾问町野武马更是“不离张作霖的左右，每每以奇计威胁郭军”。日本人还直接参与了对郭军的作战——后来决战的关键时刻，一支抄袭郭军后路的黑龙江骑兵部队，就是由吴俊升的日籍顾问率领的；并且，“涂着太阳标志的飞机还轰炸了新民府的郭军司令部”。日本在此役的援张之举还有：化名黄幕的荒木五郎少佐率领一支配各重炮的炮兵参加张军，造成郭军惨重伤亡；是永重夫率黑龙江骑兵袭击了郭军后方白旗堡；林大八中佐率吉林炮兵攻击新民的郭军侧面；一个师团驻守沈阳，两个师团在沈阳城北布防；还提供了郭军后方空虚的情报。
12月19日，郭松龄向日使芳泽抗议日军助张作霖。12月22日至24日，郭松龄军队与张作霖军在巨流河决战，郭松龄寡不敌众大败，夫妇二人被奉军抓获后当场枪毙。尸体运回沈阳市，在小河沿广场暴尸三日，始准家人收殓。郭松龄军中的重要幕僚，曾为进步党领袖的林长民被流弹打死——林长民1925年10月从北京秘密出关，就任郭松龄部政务委员会副主任，辅佐郭松龄对抗张作霖。仅仅两个月后，就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张学良晚年在口述史中，口无遮拦地评价了当时很多北洋将领。对冯玉祥，张学良的评价是：“冯也很残忍，他杀人。我对他很难过的，我这人向来不做这种事。”在张学良看来，冯玉祥在郭松龄倒戈中扮演了不光彩角色——郭松龄率大军向沈阳进发，与东北军白热化交战时，同盟的冯玉祥却突然率军大举进攻李景林的部队。直隶督办李景林，也是郭松龄联合阵线的同盟。冯玉祥此举，纯属抢夺直隶省地盘，占领天津出海口。相互联合的三家，两家自己打起来了，郭松龄自然陷入了孤军奋战之境。不仅如此，郭松龄起兵时，镇守热河的阚朝玺拥兵观望，冯玉祥觉得有机可乘，又突然出兵，夺取了热河。虽然郭松龄后来兵败，冯玉祥却大大拓展了的地盘，东起天津，西迄兰州，长城内外的草原牧场，尽成为冯玉祥国民军的天下。
郭松龄兵败被杀，张作霖调动二十万大军南下，一路扫清了铁路沿线，兵临京津城下。盘踞京津一带的国民军，从苏俄那里得到了不少武器，乘乱占了不少地盘，兵强马壮，不过面对杀红了眼的奉军，仍有些胆怯。两军对峙局面下，位居国民军南部的吴佩孚力量，就显得尤其关键——如果吴佩孚跟张作霖携手，必败的肯定是冯玉祥；如果吴佩孚能尽弃前嫌跟冯玉祥携手，那张作霖的前景也不妙。在此之前的11月27日，日本情报人员在汉口拜访吴佩孚，转达了希望吴佩孚与张作霖合作的建议。吴佩孚没有当场表态，只是嘱咐部属严守秘密。几乎同时，苏俄也动员吴佩孚与冯玉祥联合抗奉。这一点可以从1925年10月红军高级将领伏龙芝写给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一封信中看出，伏龙芝提出联吴的建议：“……然而中国的事态发展进程，越来越把吴佩孚和他所领导的直隶集团推到首先地位。吴佩孚正在成为核心政治领导人物，同时好像也在成为民族运动重新爆发的中心。人民军以及冯玉祥的作用和意义在渐渐消失。……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有必要同吴佩孚联合。联合的结果应当是成立新的中国政府。在新政府的人员构成上，要有直隶人，北方国民党人（冯玉祥）和华南（广州政府）的代表。”在同一封信中，伏龙芝也坦承：“因为这种联合不可能有什么牢固性可言，所以在进行现阶段的战争和成立新政府的时候，必须从建立真正统一的中国必然要继续进行战争的思想出发。不过这时已经是同吴佩孚及其追随者的战争。”显而易见，苏俄是想暂时利用吴佩孚，等打败奉系后，最终收渔翁之利。
置身于复杂多变的国际背景及多派力量的牵制之下，吴佩孚眼前出现了三条路径：一是联合冯玉祥抗击张作霖；二是联合张作霖攻打冯玉祥；三是作壁上观，观二虎相斗。最终，“不懂政治”的吴佩孚想起当年冯玉祥的“反戈一击”，最终选择了第二种，即联合张作霖，向冯玉祥展开了攻击。1925年12月，张作霖派杨宇霆代表与吴佩孚代表蒋百里于大连会晤，大体确定互相联合的决定。1926年1月，张作霖又派张景惠为代表，专程到武汉与吴佩孚进一步商谈。吴佩孚也派代表吴天民、杜孝穆等人赴奉天，与张作霖协商直奉联合进攻国民军的军事计划。双方约定事成之后以关内和关外为界，划分各自势力范围。为打消吴佩孚的疑虑，1926年1月17日，张作霖直接给吴佩孚发电报重申“关内事情请公主持，关外事情由北应付”的承诺。至此，直奉联合对抗国民军的局势正式形成。
接下来这一段时间轮到冯玉祥焦头烂额了——1926年1月11日，张作霖以讨伐山海关郭松龄的余部魏益三为名，通电出兵向关内进攻国民军。19日，吴佩孚在汉口召集军事会议，决定由湖北向河南进攻国民军。与此同时，直系将领靳云鹗在泰安也与奉系张宗昌、李景林的直鲁联军签约，由张作霖出饷，靳云鹗的军队从山东向河南进攻。冯玉祥一下子陷入奉军、直军以及直鲁联军的三面包围之中。不久，东南五省联军司令孙传芳也结束了对奉战争，掉转枪口对准了冯玉祥。不仅如此，由于日本暗地里支持奉军，每逢关键时刻，便给国民军制造点麻烦，让冯玉祥尤感头痛。四面楚歌之中，冯玉祥无奈派吴佩孚当年的老朋友宋良仲，持亲笔信来汉口表示愿意归顺吴佩孚。面对宋良仲的苦苦央求，吴佩孚面无表情地在冯玉祥信函上写下两个大字——“缴械”，然后闭上眼睛挥手示意一行人离开。宋良仲见求和无望，只好大哭出走。
岌岌可危的冯玉祥见大势已去，只好于1926年1月通电下野，宣布出洋游历，将国事交吴佩孚、孙传芳、阎锡山、岳维峻等主持；将国民军的指挥权移交给察哈尔都统张之江；同时宣布取消国民军名义。3月22日，冯玉祥离开张家口，与魏凤楼及俄国顾问HenryA.Lin等同行，由平地泉赴蒙古库伦转道去苏联。抵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冯玉祥在徐谦的介绍下加入国民党。两周后，冯玉祥又派使者赴粤办理正式入党手续。
时局越发混乱，污浊得就像一汪无数足迹踩踏过的泥潭。那些耽于泥浊之中的军阀们，不仅自身污浊漆黑，还让时代变得幽暗，甚至玷污了无数围观者的衣冠。内战变得越来越没有理由，以前是为地盘而争斗，为金钱而争斗，为利益而争斗，到了这个时候，仿佛是为打仗而打仗，为本能而打仗。战争已不需要旗帜和主义，更不需要理想和理由了。无论是竭力树立的民族主义标杆，还是摇身一变的赤色背景，都是以自己手中的军事力量为生存资本，视手中权力为无限，搏取生存和投机。这些人眼中没有敌人和朋友的分别，也没有信念和主义的不同，只是实力和派别，或者利益和谎言。理想、操守和手段都可视为绝对的倒退，他们的生存，完全是出于利益、出于谎言、出于本能。联合与斗争，已彻底沦落到猎犬争食的地步，为某根骨头或者野食大打出手。一些人踌躇满志，一些人遍体鳞伤，一些人油光满面，一些人心怀鬼胎。偌大的中国北方地区，仿佛地狱的入口处，充斥着撕咬、暴力、惩罚和报应，散发着无可救药的腐烂气息。
最后一次下野
1926年初，鲁迅应邀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开设一门“苦闷的象征”课程，讲授文学与心理学的关系。鲁迅的基本观点来自日本作家厨川北村，中心意思是阐述文学与性、与苦闷的关系。鲁迅此时正因为世事的纷乱、文学与社会的出路颇为苦恼。出人意料的是，鲁迅的讲座受到了很多人欢迎，教室经常爆满，听众都站在了外面的走廊上。社会的无方向，世事的纷乱，使得稍有良心的知识分子都深深地陷入了迷茫和苦闷之中，鲁迅的讲座，正暗合了人们的心理。
与鲁迅同样苦闷的，还有梁启超等一干老知识人。此时的梁启超，对于政治，已有一种“看破红尘”的感觉，在此前一次题为《无产阶阶与无业阶级》的演讲中，梁启超说道：“我近来极厌恶所谓什么主义什么主义，因为无论何种主义，一到了中国人手里，都变成了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
不仅仅梁启超和鲁迅这样的知识人有着苦闷的情绪，同时陷入苦闷不能自拔的，还有社会大众，甚至包括政治漩涡中的段祺瑞。在“临时执政”段祺瑞眼中，相比于前些年的中国政局，现在形势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控了，像是一锅烧开了的粥，而自己，就像粥中的红薯，慢慢煮得稀烂。形势急转直下，虽然几起几落的段祺瑞算是阅尽沧海，到了这个时候，也觉得盘踞在高位上的无趣。1926年1月9日，段祺瑞通电全国，表示随时可以下野。11日，张作霖宣言与北京政府断绝关系，命令奉军向关内开拔。14日，北京举行反日国民大会，徐谦担任主席，议决：通电全国组织反日敢死军准备对日宣战，惩办段祺瑞、龚心湛、曾毓隽、章士钊、陈宧、李思浩、梁鸿志、汤漪、屈映光、段宏业、姚震、朱深，召集国民会议组织国民政府，制定工会条例，取消治安警察法。与此同时，南方传来消息，2月5日广州国民政府任命蒋中正为革命军总监，准备整军北伐。
1926年的春节在纷乱的局势中来临了，北京真不愧为千年帝都，那种千年历史冶炼出的沉着底气让一切见怪不怪，即使是在黑云压城的局面下，北京的春节仍如往年一样热闹：爆竹声此起彼伏，胡同里到处悬挂着红灯笼，百姓们依旧其乐融融地互相问候。春节那几日，北京下了很大一场雪，鹅毛般的雪花漫天飞舞，整个北京城笼罩在一片皑皑中。苦闷中的段祺瑞以自己颇为深厚的古文功底，撰写了一篇文言小品《因雪记》，以雪为题，抒发情怀和志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