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寅正月五日卯正，披短衣，着下裳，净面漱口后，念净古真言。整冠，取念珠，放下蒲团，跏跌西向坐，瞑目宁神。虔诵佛号，廿转数珠，合掌读愿文。顶礼已，启目，垂手，收念珠入袋中。起身，去蒲团。五年余如一日也。持烟及盒，排闼穿房，入外客厅。刘玉堂、周尧阶、汪云峰拥坐弈案，俱起逆余。云峰让一座。尧阶久不弈，欲先试之，让三子。两局俱北；云峰继之，所负之数与尧阶两枰等。适点心至，馒首两碟，食其一，又尽麦粥两盂。刘谓雪似嫌小，举目视之，屋垣皆白。遂出念珠，默诵而行。出后门，过上房，赴后园，沿荷池，循引路，搴衣登山。安仁亭近在右侧，但不能穷千里之目。转而左向，更上，至正道亭。旋视远迩，一白无边，苍松翠柏，点缀摇曳，清气袭人，爽朗过望。因思厉气久钟，不雨雪已数月。既雪矣，乖戾之意大杀，人民灾劫或可豁除；然环顾豫鄂鲁直临榆张北，阴云惨谈，兵气沉霾，自顾职之所在，不免忧从心来。纲纪荡然已久，太阿倒持有年，人事计穷，欲速不达，心力交瘁，徒劳无补。惟有曲致虔诚，默祷上苍，由无量之慈悲，启一线之生机已耳。越涵慧亭，俯首降阶，遵曲径，穿小桥，傍石洞，绕山阳，过宅神祠，归坐内客厅。如意轮王咒百十一遍，往生咒倍之。大明王真言往生真言等，接续诵毕；完一日之课程。遂援笔志之，以启发儿曹之文思。
这一篇文章，极得明清小品神韵。身处如此绝境，如此强作平静，也真是难为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了。
短暂的祥和之后，空气变得更紧张了，暴戾和危险弥漫在城市上空，每一个人都流露出抛弃政府的气息，各种规模各种理由各种人群的流行示威已成了街头一景，同时显示为街景的，还有经常出现的标语，以及雪片似的传单。越来越多的派别和个人卷入暴力事件，人们似乎相信，只有暴力，才能最后解决问题；或者，一解心头之恨，逞一时之快。一些人言行越来越激进，不仅仅左派受到攻击，一些右派也受到攻击。因为刊登反苏言论，《晨报》报馆被左翼青年在游行中纵火焚烧；章士钊等人的住宅也被捣毁。一系列暴力事件后，温文尔雅的胡适愤怒了，写信给陈独秀：“我也知道你们主张一阶级专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这个词了。我也知道我今天向你讨论自由，也许为你所笑。但我要你知道，这一点在我看一个根本的信仰。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至少我可以说，我的根本信仰是承认别人有尝试的自由，如果连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友，简直要做仇敌了。”几天之后，诗人徐志摩在《晨报》上发表《灾后小言》说：“火烧得了木头盖的屋子，烧不了我心头无形的信仰。”显然，徐志摩是对示威人群有情绪。社会动荡带给人们的是越来越多的惴惴不安，和一种又恨又怕的恐慌。
3月9日，国民军以作战为由，用水雷封锁大沽港口，禁止中外船只入港。公使团向北京外交部抗议，英、美、法、日、意五国公使通知大沽海军司令，如不获满意答复，即采取必要行动。12日，两艘日本军舰护卫奉系军舰进入大沽口后，不听制止强行驶经大沽炮台，同时炮击国民军，使得守军死伤十余名。国民军开炮自卫还击，将日本军舰逐出大沽口。这就是着名的“大沽口事件”。事件发生后，日本不依不饶，认为国民军首先开炮破坏了《辛丑条约》，联合英、美、法、意、荷、比、西等八国公使，于16日向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必须撤除在大沽口水面的一切水雷和地雷障碍物，对过往外国船只不得进行任何干涉，限令3月18日正午前答复，否则以武力解决。与此同时，各国军舰云集大沽口，对北京政府形成咄咄逼人之势。
3月17日，青岛舰队司令毕庶澄向外舰司令承认五项要求；国民军司令鹿钟麟声明遵守《辛丑条约》，如奉舰不袭击，愿撤戒备，并向日领事承认12日大沽事件责任。同一天，段祺瑞政府外交部致荷兰公使函，婉转拒绝最后通牒内容，称：通牒内容“本国政府视为超越《辛丑条约》之范围，不能认为适当”。同时表示，对各项内容“将命令各地方军事长官妥酌办理”，希望各国“从容妥商”，“勿取激切之措置，以重亲睦之邦交为荷”。
3月18日，北京十几所高等、中专学校的学生以及一些工人群众数千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通牒示威大会”，会上通过吁请政府严驳八国最后通牒，如不收回通牒即驱逐其公使等六项要求。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游行队伍由东长安街向铁狮子胡同执政府行进，沿途高喊口号。三四百名游行群众在执政府大门前与卫队的士兵对峙，学生代表要求会见段祺瑞，递交示威群众请愿书，卫队负责人回答说：“段执政正在生病，不在这里。”代表们又要求会见国务总理贾德耀，卫队同样予以拒绝。
据后来杜文若在《一场预谋的屠杀》文中称，当时全副武装的卫队士兵面孔都绷得紧紧，两眼向前直视，对游行队伍无动于衷。执政府门前的示威学生越来越多。一位学生走到士兵前问道：“你们为什么不到大沽口去援助国民军？”士兵答道：“我们是卫队，有我们的责任，怎么能随便到大沽口去？”接着，那位学生操着南方口音，大声斥责说：“你们是走狗的走狗！”那个士兵没有吭气。
群众高呼口号时，忽听得卫队军官高声叫道：“准备！”卫队士兵同时端起步枪，拉开枪栓。
这时，群众中有人高喊：“不要怕，他们不敢开枪！”话音未落，卫队连长一声命令：“放！”枪声大作，弹如雨下，前面的学生纷纷倒在血泊中。
学生们意识到这是实弹杀人时，纷纷向东辕门方向逃命，混乱之中，士兵继续开枪，动作慢的群众遭到卫队木棒和刀剑的砍杀，一时间，铁狮子胡同到处都是倒下的学生，到处都是鲜血。
这场惨案造成二十六人当场死亡，重伤两百余人，送医院抢救无效又死亡二十一人，共四十七人死亡，包括两名便衣警察、一名卫兵。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惨案发生后，执政府国务院的官方说法是：学生组织了敢死队冲锋前进，抢夺卫队枪支。下午，在段宅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决定将惨案发生的责任归结于群众领袖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等人。3月19日，“临时执政令”发出对这五人的“通缉令”，罪名是“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冲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
执政府卫队参谋长楚溪春后来回忆说：3月17日，卫队旅接到上级命令，说学生第二天要来开会请愿，要卫队与学生对峙时万般忍耐，打不准还手，骂不准还口。第二天，当学生冲击执政府时，在门口指挥卫队的王寿图命令一些士兵：“开枪吧！”意思是向天放枪吓走学生，但士兵误解了长官的意思，真的射杀起来。当时在段祺瑞身边的段宏纲（段的侄子）回忆：
18日晨九时许，即得到消息，谓浩浩荡荡的游行大队又陆续地到达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的空场上，人数比昨日更多，叫骂呼打，情况混乱已极。大约是十一时半前后，我在吉兆胡同忽闻连续不断的十余声枪响，来自西北方(吉兆胡同在铁狮子胡同东南方），我大吃一惊，这一定是执政府门前发生事故了。这时先伯命人召我，问何处枪声。正在说话的时候，楚溪春电话来了，说游行群众百般地辱骂兵士，并抢夺枪支，欲闯破铁门，兵士开枪，死伤有数十人。语气极紧张。先伯命我立刻往视。有的记载谓是时执政府正开国务会议，先伯出席，卫队武团长来报告外面紧张情况后，先伯即命令开枪。实际根本无此事。我到执政府门前时，游行大队大部分已散去，见东面围墙下有尸体十余具。据卫队人排长报告，有受伤者数十人，已送附近医院。我驰回吉兆胡同向先伯报告，先伯甚为伤感。他命我速电话召地面负责军警首长来商。大约在十二时半左右，代理警备司令李鸣钟及卫队旅参谋长楚溪春同来吉兆胡同(也许是楚先到)，向先伯报告肇事经过。宏纲亦在旁。他们分别报告后，先伯对李鸣钟说，因为你们处理防备不周，竟发生这样不幸的惨剧，望李司令同楚参谋长特别当心注意治安，万不可再发生任何事故。李、楚遂退出。楚溪春写的《三一八惨案亲历记》谓段某正在与吴清源下围棋，查吴清源早于前一年夏去日本；又谓段对李鸣钟说：我能撤换你，我能枪毙你；对楚本人说，我不惟不惩办士兵，还要赏他们云云，完全与事实不符。先伯既未与吴下围棋，更没对李鸣钟说这样不近情理的话。
一些文章说段祺瑞在开枪之后立即去了现场，面对学生尸体长跪不起，这没有确切根据；也有说法认为段祺瑞吃斋念佛跟此事也有关，同样欠准确，段祺瑞吃斋念佛，是第一次下野后的事情。不过身为“临时执政”的段祺瑞还是难以撇清与“三·一八”惨案的关系，据《“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描述，在得知卫队开枪打死学生之后，段祺瑞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尽管段祺瑞颁布了对死难家属的“抚恤令”，并且建议“阁员总辞职”，对于各学校举行的悼念活动及全市的“国民追悼大会”也没强行阻拦。不过这一切都不足以补救，全国上下声讨声一片，中国知识阶层无论其政治观点与学术观点有怎样的不同，都纷纷痛斥执政府的暴行。学人如蒋梦麟、傅斯年、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闻一多、王世杰、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邵飘萍、陶孟和等，均有文字见诸报端；正在协和医院住院的梁启超，病榻上也不忘口诛笔伐，既对政府危机处置措施之“荒谬”感到不可思议，也“对于一般自居指导青年的领袖们”“不能完全宽恕”；刘半农与赵元任再一次词曲璧合，哀声凄楚，传唱京城；鲁迅则有《记念刘和珍君》等文悲天悯人。曾经的国会议员也组织通过屠杀学生的“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3月20日，在一片声讨中，北京政府贾德耀内阁引咎辞职。22日，国民军总司令鹿钟麟告段祺瑞不再制止任何示威运动，并要求执政府卫队缴械。
有关“三·一八”惨案究竟如何，恐怕成难解之谜了。真相就是这样，因为遮蔽和隐藏的东西太多，已很难深究。段祺瑞只有“无可奈何花落去”——这个异常自负，一直试图以自己的强硬和权谋转轨中国的淮军后代，在度过了踌躇满志以及忍辱负重的日子之后，终于迎来悲凉的结局。1926年4月9日，住在吉兆胡同宅邸的段祺瑞从卫队长那里得到消息，鹿钟麟的国民军将发生军事政变，计划直接进攻段府。倔强的段祺瑞异常愤怒，让卫队在大宅四周的胡同口架了十二挺机枪，准备对抗国民军进攻。不过在部下的苦劝之下，段祺瑞最终还是离开了大宅，躲入了东四八条胡同一部属家中。
晚上十一时半，国民军果然向段府开拔，先头部队到达东四三条胡同东口南小街时，见到有机枪布防，停止了行动，双方对峙三小时之久。10日凌晨三时许，段祺瑞的侄子段宏纲派执政府卫队旅参谋长楚溪春去警备司令部见鹿钟麟交涉撤兵。鹿钟麟给段宏纲打电话，解释说出兵是听说段府不安全，想来保护段执政。段宏纲回答说：“鹿司令，你对政治有什么主张、办法，我想老先生（指段祺瑞）都可以接受的，但先要请你撤兵再协商。”很快，国民军将包围段府的军队撤走。这个时候，北京大街小巷已到处张贴国民军北京警备司令部的布告，称：“段祺瑞自任执政以来，祸国殃民，无所不至，最着者如金佛郎案、‘三·一八’惨案，尤为国人痛恨。其左右亲近皆安福余孽，逢奸长恶，违法营私，挑拨战争，涂炭生灵。本军为国家计，为人民计，迫不得已，采用严重办法，力行制止。一面保护总统曹公恢复自由，并电请吴玉帅即日移节入都主持一切。”同一天，鹿钟麟通电宣布段祺瑞罪状，说吴佩孚“有命世之才，抱救国之志”，而段祺瑞却密派兵舰前往加害，“忌贤嫉能，几推柱石”，痛斥段宏业“干政鬻官”，李思浩等段的亲信“朋比为奸”，因此他决定，“保护前总统曹公恢复自由，所有祸国分子已分别监视，静候公决，麟等此后进步唯玉帅马首是瞻，政治非敢所问”。
从鹿钟麟的通电和告示可以看出，当年起兵倒戈将曹锟赶下总统位置的国民军，此次又掉了个头，向吴佩孚主动示好了，并且将这一切归罪于段祺瑞。鹿钟麟显然想通过对吴佩孚的示好，拉拢吴共同对付南下的张作霖。不过吴佩孚根本不领情，发出通电拒绝国民军“合作意向”，表示冯玉祥的军队必须全部缴械。奉军张学良等联名通电斥鹿钟麟“前日拥段，今日驱段，前日捉曹，今日放曹，一年之间，一人贤否，前后大异；一日之间，两公地位，彼此互易，好恶无常，恩仇不定”。合作被拒，面对直系、奉系、直鲁联军三面围攻，国民军只得于4月15日退出北京，迁至西北地区。
国民军退出北京后，段祺瑞悻悻回到了执政府。当年耿介的铁腕人物，如今已成为无力的“墙头草”。4月17日，段祺瑞宣布复职，下令罢免鹿钟麟，电请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阎锡山公推一人组织内阁，称“一俟时局定有妥善办法，即当解职下野”。以段祺瑞的判断，此时的中国就像一列脱轨的火车，结局必定人翻人亡，唯一的选择就是弃车逃跑。20日上午，段祺瑞发出最后一道指令，同意贾德耀辞去内阁总理职务，派胡惟德代理内阁总理，摄行执政职权。下午，段祺瑞携曾毓隽、梁鸿志、吴光新、许世英、曲同丰、段宏业等，在直鲁联军的保护下，乘车去了天津。
一代枭雄段祺瑞就这样匆匆而别——自1912年后，叱咤民国政坛十多年的段祺瑞终于黯然下野，这是他“三起三落”的最后一次离开。这一次下野，比前几次更为落寞和匆忙，连段祺瑞自己也没有回过神来，一切仿佛是来北京梦游一番似的。也许是此前数千年过于缓慢吧，历史，在中国的二十世纪初，就是以这种川流不息的方式迎来送往。东西方碰撞下的现实显得格外匆忙，像一盘加速放映的电影胶片。坐在开往天津的列车上，段祺瑞沉默寡语闷闷不乐。列车开出北京一小时后，段祺瑞终于开口了：“车过廊坊停留多久？”随从这才明白，老爷子是想起数月前徐树铮在廊坊被刺的事了。火车到达廊坊车站后，段祺瑞让人打开了车窗，怔怔看着站台达十来分钟。待回过头来，人们看到六十一岁的段祺瑞老泪纵横……如果二十世纪之初的中国注定是乱世，哪会有力挽狂澜之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