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文化，是一个人的才识、能力的最重要的标志，但不是唯一标志。有的虽然基础知识较差，却依然能出类拔萃，有所发明创造而取得优异成绩。诸如八次落考的明朝文人归有光，含辛茹苦，写下了《震川文集》四十卷传世；只读过四书五经而三进考场三次落第的李时珍，写出医学巨著《本草纲目》；只读过小学的华罗庚成为数学之“师王”；学徒出身的霍英东成为香港著名的地产业巨子等。为什么这些人的文化基础较差而又能卓有成就？咎其原因，一是他们善于利用其他知识调整自身的空白点，触发创造性思维，扬长避短。二是基础知识贫乏决定其必须精专一门学科或一类技艺。这种精专，导致其知识结构专一而又深入，因而思想“再生力”特别强，效率特别高，其成果就会源源不断。三是人才成功的关键是学、才、识的结合。学是研究创造的基础，才是研究创造的矛锋，识是研究创造的灵魂。一些人学虽不足，但才识有余，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独辟蹊径，获得成功。所以说，自古英雄不必出于“军校”，才子不必生于“学府”。“蓬蒿之下，或有兰香；茅茨之屋，或有公王。”在平民百姓中，因实践钻研成才者大有人在。
当然，不唯文化，并不等于不要文化。文化仍然是择人的重要条件，文化素质仍是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但文化与能力不能等同，如果一味拘泥于文化条件，非此不取，那是极端错误的。
民族歧视，是自古以来用人弊端之一。对外民、外族、外用之人不信任、不任用，其结果都是既失人才，又致树敌，最后多以失败而终。
不以族异，而以才能，就要做到以下几点：一要尊重。尊重是融洽与异族人员的感情，消除隔阂和成见的最有效方法。清咸丰年间，内务大臣肃顺在使用汉族官员时，就非常注意尊重。“一见汉吏，立即改容致敬，或称先生、或称某翁、某老爷。”殷勤备致，优礼有加。肃顺常常纳贿，而且胃口很大，但汉人之一丝一栗不敢受之。曾国藩在皖南作战初期失败后，朝廷内外交相弹劾，咸丰帝一度举棋不定，曾有撤掉之念头，肃顺出面极力为曾说服，他提出：“胜败乃兵家之常，临阵易帅，兵法大忌，不如戴罪立功可也。”因肃顺的保奏，咸丰帝没有撤换曾国藩，终于成就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功臣”。
二要任用。任用是最大的尊重。如果“敬而远之”或“尊奉闲职”，甚至过早地卸任供养，看似“名义尊奉，实则贬斥。”其积极性必然受挫，甚至蔓生怨气。所以，对外族人才，必据其所，委以实职。对其中出类拔萃者，应委以重任，大胆使用。清早期皇太极对招降的文臣武将，不论其投诚早晚和动机，均按其原有官职授予相应的品级。而且不断把汉族官员充实到中央行政机构中，委以要职，授予实权。正因为皇太极不分族类，唯贤是举，重用汉官，使后金的封建统治得以巩固，成为一代“崛起之君”。
三要信任。外族人员因其民族差异，对其信任特别敏感，言行稍有偏颇，就疑为不容。所以，为官者必须做到：既用之，则信之。唐太宗听取魏征等人意见，对少数民族采取团结缓和的政策，不仅使少数民族中一大批有才干的人担任了高级官员，而且对其尤为信任。贞观十四年，唐太宗让左领军将军突厥族首领何力去凉州探视母亲，被铁勒部落所困。在何力被困期间，有报告唐太宗称何力叛变。唐太宗说：“何力忠心耿耿，决不会叛我。”过了不久，果然有使者从薛延陀部来报，何力此去受困英勇不屈，割耳以示对唐朝的忠烈。唐太宗听后感动得流下眼泪，立即命人去薛延陀部，把新兴公主嫁给他，挽回何力。唐太宗如此信任异族官员，深得少数民族将领的忠心。
择人不以族异，做到贤能为准，尊重、任用、信任，则天下无可不治之政，无可不成之事。
俗话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以貌取人，是一种陋习。常见有的人见貌美者倍加赏识，见丑陋者拒之千里，因而失去了好多贤能之士，甚至对事业造成损失。这种以貌取人的原因大致有三：一是赏美定势作用。千百年来，人们看人形成了一个固定化的评估标准，如：对鹰勾鼻的长相产生畏惧，对薄嘴唇的女人存有戒备；反之，平直鼻给人以好感，厚嘴唇给人以憨厚。这种直觉评价，往往出现偏差，害人非浅。凶残的杀人犯一脸憨厚相的不少，长着鹰勾鼻的人未必不善，“鹞眼”者不一定难交，而平直鼻者未必有才。因此，这种赏美定势常常失于偏颇。二是身体吸引作用。对一个人的第一印象，很大程度上注重在对人的身体外貌的印象，即依赖于对人的身体的吸引，它常常成为评判人乃至择人的条件。因此，不少人不惜花大价钱对自己的身体外形加以打造，甚至不惜“酷刑”换取貌美的身材，其用心即在于争取别人的第一印象。三是取悦于人的作用。俗话说：“情人眼里出西施。”有时一个人姣好的容貌也不一定能吸引人们的兴趣，但如果加上悦人的媚态，哪怕相貌一般，只要施之以温柔，传之以“秋水”，投之以所好，也常常得中“魁元”。
上述这些原因的作用，往往造成“才貌”与“德貌”的偏差。才、貌偏差，即貌虽丑陋而才气过人，貌虽姣美而愚笨如牛；德、貌偏差，即貌美而缺德，德高而丑陋。《水浒》中的西门庆，道貌岸然，一表堂堂，可是却十分缺德，杀人害命，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所以“形象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象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可见，择人切忌以貌取之。
在选人用人中，常见以年龄为序。片面认为，年龄是知识积累、经验成熟和威望的标志。并不否认，年龄与知识、经验有一定的联系，但是没有绝对的联系。因为一个人能力的大小，既与他的实践时间长短有关，更与其天赋、教养和家庭及社会环境影响有关。春秋时，虞国人百里奚满腹才华，胸怀大志，但因长期无人引荐，贫困潦倒，转徒跋涉，直到年近70岁，才被人荐给秦穆公。起初，秦穆公见他满头白发，甚为失望，但一经交谈，便相见恨晚，称之为“治国奇才”，即委以重任。百里奚受到秦穆公重用，一展雄才，使秦称霸诸侯。假如百里奚早为人们所识，恐怕也早展宏图。尽管如此，年近70，雄风犹在，“宝刀未老”。可见，“老骥优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早成者必然有成，晚达者未必不达。姜太公80遇文王，建树赫赫；齐白石60称雄画坛，丹青有辉，诸如此例，不胜枚举。
当然，择人不在老幼，用人也必须适时，过早成才者大有人在。我国秦代的甘罗12岁官拜上卿；周瑜28岁执掌雄兵；唐太宗19岁统兵百万；康熙16岁执权亲政等等。可见，择人不在年龄老幼，而在真才实学。
对于用人不计年龄又须适时的问题，明朝朱元璋很有研究，其做法也很创意。他将入选的年龄分为3个等级：“25岁以上，资性明敏，有学识才干者群赴中书。”“40以上60以下者，于六部及布、按两司用之”，“年60以上70以下者，置翰林以备顾问。”他认为：只要注意人才的年龄结构，就能做到“老者休致，而小者已熟于事，如此，则人才不乏，而官使得人。”朱元璋这一做法发展至今，堪称老、中、青结合之法，确有远见卓识。
任人“八规则”
得一人才，必尽其用，用者之首，是为善任。善任，则能当其位；不善任，则为“骏马犁田”。所以，古人曰：“君子所审有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者乃治乱之原也。”可见，能当其位是任人的重要原则，是因事择人的首要前提，是提高工作效率，确保事业成功的必要条件。
一、能当其任，必致其终
“授任必求其当”。这里所指的是，一为用人要适位。事各有不同，人各有所长，任人之要必须因事择人，能当其任，方能事业有成。二为制器要用良工。欲使能当其位，必须要用精良之人，同为胜任职位，也有区别，有的仅是为“完成任务”，而有的却“卓有成效”，还有的很有创意。人们需要的当然是后两种。武则天曾向狄仁杰求得一将相之才，狄仁杰便将荆州长史张柬之推荐给她，武则天于是任张柬之为洛州司马。过了几日，武则天又求贤，狄说：“臣已推荐张柬之，怎么还没任用？”武说：“朕已提拔任洛州司马。”狄说：“臣向陛下推荐的是宰相之才，不是司马之才！”武则天于是又把张柬之升迁为侍郎，后不久又任为宰相。就选贤而论，武则天无任贤之德，就其职位来说，也无任人之明。而狄仁杰高明之处则在于“宰相之才不可任司马”。
任人能当其位，既要考虑胜任职务的问题，也要防止“功能过剩”问题，以避免“大材小用”。用人上的经验教训告诫我们，“大材小用”不仅要造成人才的浪费，而且造成“高位”无才和“低位”人才堆积，挫伤有才能人员的积极性。使高材人“骑马找马，另图高就，难安其心”。
避免“大材小用”，真正达到能当其位，就要注意做到：一是任人标准不可太高，量身打造严格用人；二是任人标准不可过分武断，应带有一定“弹性”，使人有能可用；三是取消一切不必要的标准，减少任人难度。如果要求一位市长精通农业耕作，要求一位经理熟悉文学创作，要求一位钳工有口头表达能力，恐怕是强人所难，更没有必要。如果真的是那样，恐怕就很少有胜任者了。
在其位、谋其政、当其位、考其终，这是古今中外基本的用人评人方法。
二、用人如器，各有所宜
用人如器，各有所宜；因人器使，相得益彰；人之才情，各不相同；人尽其才，物尽其利。这些历来是经验之谈。
三国时魏人刘邵对此曾做过深刻剖析，他在《人物志材能》中把这种人才概括为3类：“兼德、兼材、偏材”。即德行高尚者、德才兼备者，才高德下者。庄子说：“诸侯之剑，以知勇士为锋，以清廉士为锷，以贤良士为脊，以忠贤士为镡，以豪杰士为夹。”意为应根据各人之长，分担其适宜之职。韩愈曾举木为例，用木时，大木为栋梁，细木为椽子，其它可据所长，斗拱、短柱、门臼、竖木、门闩和榫子之用。由于用其所长，各得其宜，终于做成房屋，这就是木工的技巧。
同理，材无“大小”，各有所宜。人们常论能力大小，才气高低，这种说法，在同行业中比较勉强可论，在不同行业和领域中就无及可论。《水浒传》中的浪里张顺和黑旋风李逵，哪个本领高强？很难结论。因为张顺精于水中搏斗，而李逵精于陆上功夫，两者难以确定比较标准。让一个数学教授去做小生意，恐怕还不及一个供销员，但也不能因此断定教授无能；反过来，让一个供销员去给大学生们讲解高等数学，恐怕也是目瞪口呆，但也不能据此断定是愚笨。即使在同行业中也难分出高低，如：同样是汽车修理工，有的精于发动机，有的精于表盘，有的精于内饰，何能分出强弱？同样是监察工作，有的是经济监察专家，有的行政监察内行，还有的是其它方面的监察高手，能力高低又何以比较？社会各类事业对人才的需要各有所异，有的需要“学富五车”的文学才子；有的需要专于某行的“雕虫小技”；有的需要“满腹韬略”的军事专家；有的则需要百发命中的神枪手、神炮手。可以说：“社会的进步，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各行各业的能手，千业百工，细技末术，缺一不可。所以，“人人各有所宜，非独大小所谓也。”
用人器使的真正目的在于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须做到如下3条：
第一，视长用人。孙中山先生说，如果“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长”必然“智者无以称其职”。要像欧美人那样“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用专门家。如练兵打仗要用军事家，开办工厂要用工程家，安邦治国要有政治家；文学渊博者为士师，农学熟悉者为农长，工程练达者为监工，商情谙习者为商董。”只有这样，才能人尽其才，百事俱兴。如果能力不同，而让其做同样的事情，职责无界，即使是智能之士也有不尽其才，不果之事。所以，任人必因人器使，用其所长，而不能强人所难，用其所拙。
第二，因势择人。即根据事业发展过程中的不同情况，择其应变自如、相机解决问题者而任用。常有这样一类人，虽无六韬三略以治军，满腹经论以治政，但才思敏捷，巧言善辩，应变能力极强，常常能取胜于困难之中。像这样的人，就需要适时因势择人而用。但如果不能因势而择人，不仅不能使之尽力胜任，反而招致失败。《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就是一例，此错虽在马谡，但诸葛亮临时错择其人也难免其责。可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第三，见机任人。“世无废物，人无废人。”有些人看起来无用，实际上是未识其可用之处。其实有用无用要作具体分析，各人有各人的才识，各人有各人的优劣，在此种情况下显得“无用”，而在另一种条件下可能是不可或缺的能手。这里一是时间，人的成长有一个过程，时间不至，才识不熟，就难以为用，而一旦时至成熟，就可能立马胜任。二是时机，即有的时候，时机未到，只能待而观望，时机一到，立显身手。湖南省红安县在近代出将军203人，而在此前，千万人中有才者难显其一。所以有用无用在辩证之中，“听其无言之言”，“识其无用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