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官在得人，不在员多
“官在得人，不在员多”，这是唐太宗李世民一贯坚持的任人方针。他告诫群臣，“选用精明强干的官员，数量虽少，效率却很高。如果让唯唯诺诺的无能之辈占据高位，数量越多，效率越差。”他责成房玄龄负责调整30个县的行政区域，减去冗员。他亲自主持削减中央政府机构，把中央文武官员从2000多人削减为643人。他还鼓励提倡对年迈体弱的官员给予妥善的安排和荣誉，使他们乐于让贤，让更多年轻有为、办事干练的人有机会为国效劳。由于唐太宗采取一系列措施精简机构，裁减冗员，使唐朝贞观期间，出现了官员精干，政治清明、生产发展的良好局面。
为什么历史上某些朝代，或当今一些单位和部门仍然冗员众多，人浮于事呢？这说明，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每一个“君臣”都能意识到的。太平天国在南京建立政权后，滥封王位，至天京失陷前，封王竞达2700多人，以致严重破坏了论功行赏的原则，造成“多王”并立，各自拥兵自重的混乱状况，不得不走向失败。如今一些单位和部门人浮于事的滥任现象不外于5个方面原因：即缺乏完整有效的管理制度和约束机制；副职过多，分工太细，各领一行，各行其事；机构小而全，杂而乱，小社会，大政府，互相扯皮，无所事事；新老交替不正常，该退的不退下，该上的还要上，新老重叠，机构重复；能上不能下，占着位子不干活等等。
“能者上，庸者下”这是当今干部任用的一条重要路线。但由于“终身为仕”封建意识的存在，受裙带关系的影响，存有“多栽花少插刺”的心理，造成用人混乱状态，出现“庸者上，能者下；亲者上，疏者下；顺我者上，逆我者下；犯错误者上，无错误者下”的极不正常现象。于是，在位者竞相溜须，以求长留；不在位者争趋拍马，早求上进，以至许多人只能“进而为官”，不能“退而为吏”，更不能“充官为民”，滥进少出，冗员有增无减。
事之有限，不用余人。“人多未必好事”，因事择人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不用余人，多一个人多一层关系，多一个矛盾，多一个负担，事之有限必须用人有限，即使事业发展，用人增加，也毋需无限堆积，就用人数量而言，不妨学一学唐太宗的管理方式。
四、人尽其才，宁缺勿滥
得一物，必尽其利；得一人，必尽其才。如果得而不用，用而不能尽其才，等于不得。所以，古人曰：“国之不治有三：不知用贤，此其一也；虽知用贤，求而不得，此其二也；虽得贤，不能尽，此其三也。”可见，得贤而能尽其才者，是为真得贤也。但是，欲尽其才，必须注意用人之术。做到用人必得，宁缺勿滥，相对稳定。
一是按职定位。用人多少，应根据工作需要而定，在一人一职的原则下，即不可备位，也不可备人。
现实工作中，我们常见备位、备人现象甚多，有的以培养第3梯队为由，滥增职数，名为老中青相结合，实为老中青一边闲；有的分工过细，工作过少，经理一个班，科长一个排，“喝酒全上，办事全让”；有的“虚位以待”，以示待贤之尊，而则多人无事；还有的设置多种虚衔，以养众多“不安定分子”及老、弱、病、残者。由此以来，人满为患，弊病百出，常常造成“十羊九牧、其令难行”。
二是职不轻授。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轻授其职害人非浅，至少有3大害。一是缺乏了解，不知其祥。虽对其人有所耳闻，但不知为人。授职的目的是为了用其才，如不知才，必然是盲目而授。时间一久，显出端倪，那时再做处置已是晚也。二是缺乏考察，心中无底。如此人是否为最佳人选，是否适合本岗位，是否具有这方面能力等等.如果轻易授职，必然带来负面影响。三是用人不明，奖罚不公。尽管任职不能做为“奖品”，但也不可否认，这是对一个人政治上的最大肯定。轻易授职，将给人一种用人不公的评价，造成心理上的不服和工作中的消极等等。总之，轻授其职不仅使本人难以才尽其用，也使工作深受其害，事业发展难以再创新绩。
三是任之以专。根据不同专业需要设职和任职年限，是任职中的重要环节。北宋王安石曾特别提倡任人必得“任之以专”、“久于其任”。所谓“专”就是使人专于一事，不要频繁改行；所谓“久”，就是使人在某一岗位上多干几年，不要经常调动。若能做到这两条，则“智能之士则得尽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不终其功之不就也。”
当然，“久于其任”，不是任职时间越长越好，在有利于专业技能的提高和发展的前提下，变位不变业。
五、用人不疑，放权任人
用人和用权本质上是同一回事。用人的目的，也就是授予他一定的权力，信任是同权力一起交出去的。不信任无以谈信用，而信任就意味着不疑，任而不疑才是对人的充分信任。只有在获得充分信任的条件下，才能用好权力，竭尽才能，大胆工作，建功立业。
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初期，任用姚崇、宋璟等名相，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著名的“开元之治”。在这个时期还是很讲究用人之道的。一次，姚崇就一些较低级官员的任免事项向李隆基请示，连问了3次，李隆基不予理睬。姚崇以为自己办错了什么事情，慌忙退了出去。正巧高力士在旁边，劝李隆基说：“陛下继不久，天下事都得由陛下决定。大臣奏请，妥与不妥都应表明态度，怎么能不理睬呢？”李隆基说：“我任姚崇以政，大事吾当以决，至用郎吏，就不用再烦我也。”这番话，看起来是批评姚崇用小事来麻烦他，实则是放权于姚崇让他敢于任事。后来姚崇听了高力士的传话，便大胆处理事情了。
以上事例可以看出，放权是任用人的重要渠道之一。其积极意义在于：可以充分调动部属的积极性，使部属放开手脚干工作；可以克服部属对领导的依赖思想，激发其创造精神；可以减少请示报告工作程序，提高工作效率；可以使领导者从事必躬亲中解放出来，集中精力抓大事。
能否做到用人不疑，敢权任人。反映了一个领导者能否正确对待手中权力、任用于人的高尚品格。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之所以被后人斥为暴君，绝不是因为他执政吏治、严戒官宦，而是因为他后来的残忍暴虐。他当政之后疑心极重，就怕哪天自己的江山被叛贼颠覆，所以一再设计圈套陷害忠良。左丞相胡惟庸无丝毫叛心，但因势力过大被其猜忌遂杀之；开国大将蓝玉因在士兵中有极高的威望也被当做危险分子革职杀头；太师李善长更是被误认为有叛变之心遭满门抄斩。“怕什么还真得就来什么。”在他弥留之际担心其四子会篡其孙子的权位，结果就在他死后不到5年时间，其四子还真夺了他孙子的权。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既然怀疑一个人就不要用，用了就不要怀疑。朱元璋就是因为疑心重重而失去民心，失去天下。
任何一个领导者手中的权力都是人民给的，决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权力运用得好，把人民的事情办好，人民就会继续给你权力，否则，滥用权力，以权谋私，人民就会收回权力。
总之，用人有术，各得其道。要做到：放权任人不疑权，放权任人不疑事，放权任人不疑言，放权任人不疑交，放权任人不疑人。
六、人往高走，因流而导
人才流动是社会化大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历史的必然。集古今人才流动之势，最重要的体现在3个方面：
1．人往高走，才向善流。“君择臣，臣择君”。人员流动，反映了人心向背。综观战国时期流入秦国的一些贤能之士的经历不难发现，不少著名贤才，当在贫困潦倒、历尽坎坷、四面碰壁之后，一经发现秦国才是他们心目中理想乐园时，就毅然西行入秦，施展抱负。秦穆公时，百里奚“相秦八七年而东伐郑，三置晋君，一救荆祸”；秦孝公时，商鞅变法强秦，使秦国长雄诸侯，为战国霸君；秦始皇时，李斯使秦“二十余年，竞并天下，以成帝业，尊主为皇帝。”秦国之所以一统天下，正是因为善政而诱贤于天下，大批贤能之士，也正是借秦国之善政而一展宏图，实现其宏伟抱负。所以，善政是人的才能得以发挥、抱负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
2．此山无食，必去他山。有才华的人除了施展抱负，实现理想愿望以外，更主要的在于使善政之下的人民安居乐业，过上丰裕的物质生活。
黑子在《尚贤上》中说道，贤才良士在归附以后，必须“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爵位不高，****弗敬；蓄禄不厚，****不信；政令不断，****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可见，古人对“厚赐蓄禄”的高度重视。古代明君贤臣在以爵禄厚待贤士的同时，十分注重施行宽民政策，最有代表性的是唐代名相陆贽的民本思想。陆贽面对安史之乱后兵连祸结的局面，从“民为邦本”的思想出发，要政府注意安民、善民。他说：“立国而不先养人，国故不立，养人而先不足食，人固不养矣。”东汉思想家王符的认识更为鲜明深刻，他说：“民为国基，谷为民命。”这些都深刻地阐述了立国与养民之间的密切联系，从而揭示了“养民”的极端重要性。
但养民富贤的重要性并非为每一代君臣，每一个领导者都所能认识到的。他们中有的“只知富已，不知富民”，有的“口惠而实不惠”、甚至“夺民口中食，剥民身上衣”，使民不聊生，饥寒交迫。迫使贤士能人乃平民百姓“他山寻食”，以维护生计。因此，要留得贤士，必须努力改善物质条件，使自己的“良士”的收入高于外地收入，以此使“贤能良士，百工士民”归附如涌，安心尽力。
3．兴趣爱好，安身立业。一个人的兴趣爱好与职业选择有着极大的关系。在这个世上，从来没有兴趣而深爱着工作的人，而一旦对某项工作产生了兴趣，就会逐渐以兴趣发展为志趣，从而废寝忘食，甚至献出毕业精力。综观古今中外名就功成者，之所以能有建树，无不与兴趣有关。在国外，兴趣曾使达尔文把甲虫放进嘴里，诺贝尔在爆炸中毫不畏惧，富兰克林冒着雪击危险进行风筝试验；在国内，李时珍品尝百草不怕中毒，徐霞客不畏绝壁洪流走遍名山大川等等，无不是兴趣所致。身为领导者如能对下属观其所行，察其所爱，择能所任，“成人之美”，则必能有所建树。常州市江南仪表厂每至岁尾年终，都给职工发一张“心爱工作摸底”的表格，并把此表作为厂内人员交流的重要依据，尽量想方设法满足职工的兴趣爱好，使其聪明才智得以充分发挥。保卫科有位干部说“我最喜欢当电工，电工最能发挥我的作用。”正巧厂里需添一名电工，就满足了他的要求，工作干得非常出色。
兴趣养人，兴趣留人，兴趣生才，兴趣是一个人甘愿付出的内在活力。
七、因佐而构，互利共生
俗话说：“主副须相佐，钟声当合鸣。”指一个领导班子相佐相助，才能事业有成。作为一个领导者，在任人用人中要十分注意“相佐而事”，在人员配备、组织设置中更应“因佐而构”，从而保证其整体效能的发挥。
通功易事，是任人的一条重要原则。因为世间，人的智能各有所长，件件皆能者实为少数。而一项事业成功非一人、一技所能达到，需要众人配合才能成事。这就是所谓：“通功易事，互利共生。”
现代社会是一个有机的大系统，每个人都处于不同的系统之中，大家彼此相关，互相制约，组成了为着某一目标而共同奋斗的群体。从系统分析出发，任何局部的成功和突破，都不等于整体全部的成功，任何一项成功都是若干人构成的整体的成功，这就是人员合理结构的群体效应。
有人说，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个人的作用只有融化于群体之中，其价值才能得到充分地体现。如果当一个人与其所在的群体不相协调的时候，其个人价值无论如何也难以实现。欲强化协调效应，首先，必须明确群体协调的内容，主要包括目标协调、配合协调、权力协调和信息协调。其次，明确相互协调的内在联系。目标协调是群体协调的根本内容，也是协调工作的最终目标，其他目标都为这一目标服务。权力协调是实现目标协调的根本保证，配合协调是群体成员在时间和空间上协调的必要条件，信息协调是整体工作情报信息沟通的重要因素，这几个方面的协调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就要在整体工作的推进中，以主要精力强化协调作用，培养严谨的工作作风和加强群体成员的道德教育，从而产生出巨大的精神物质力量，达到互利共生的目的。
八、启动竞争，竭欲尽能
用人之术，当首推竞争。竞争能够激起人的荣辱感、进取心，给人以压力，奋斗的动力，竭力夺魁的决心。
所以，有人说：“竞争是高能加速器，它能使人在碰撞中激发出璀璨的火花；竞争是创造之车的引擎，能使人散发出创新的异彩；竞争是催化剂，它能使各类人才加速‘反应’；竞争是接力棒，能使各家各派同舟共济；竞争是源头活水，能使各类人才如不尽长江滚滚来；竞争是策马的鞭，荡舟的浆，鼓风的帆，将造成万马驰骋，万舸争流，千帆竞发的奇观。”可见，竞争对于人的成长和人才的启用是何等地重要。但是，真正启动竞争，也并非易事，在许多时候，并非利诱和荣辱所能推动，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采取不同措施，分别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