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母鸡散步归来，一直等在门外，我们故意关着门，不让它看到刚才发生的一切。
它愕然地站在盆边上，低着头咯咯咯，咯咯咯，见窝中只有几个大蛋，像是在疑问：我的蛋哪去了？最后无奈地跳入窝里，用爪刨刨窝底，仍是几个鹅鸭蛋，只好趴下东张西望，是疑问又是寻觅，炕头筛子里终于传出雏鸡的叽叽声，老母鸡听到了孩子的呼唤，抬头深情地发出咯咯的回应。我们就把雏鸡捧到它跟前，它咯咯地不断点头，又高兴又感谢我们，把雏鸡搂在翅膀下，享受母子相逢的温馨。我们也像完成伟大壮举似的，享受那份特有的快乐。
筛子下的雏鸡，不断有脱壳站起来的，我们那种助鸡为乐的行为，像是不断地得到了肯定，而且主动地在姥姥面前显摆自己的“善行”。
她非但没有表扬我们，还埋怨似的说：“这样出生的雏鸡不硬实，要靠它们自己力量出生才壮实。”我们问“为什么”，她胸有成竹地解释，别看雏鸡体弱，它可有力气冲出蛋壳，经受了破壳的磨难和锻炼，证明是强者。若死在壳里的那就是弱者，就该淘汰，侥幸活下来，也是病病歪歪的落渣，跟不上群体。这就是优胜劣汰呀。
我们真是感觉不出这强弱之差别，第二年第三年，照样还“拔苗”助生。后来，老母鸡孵蛋快到日子时，她提前警告我们，而且到二十一天，她肯定守在家里。
可我们还能趁她不在屋时，去给蛋敲痏，我们确信，蛋上有了痏，有如门上的锁开了，鸡崽推开门就很容易出来，不扒蛋壳就悄悄放到窝里，我们乐此不疲地做这种“善”事。
9
记得我六岁那年春天，姥姥看我发苶，打蔫，不爱说话，也不玩，饭也吃得少，用手摸额头又用脸贴贴，认定我发烧了。便给我喝碗糖水，说趁热喝能出汗降温，之后让我睡觉，她出去了。
大半天才回来，她在外屋小声对带子说，去“跳神”家算一卦，让咱农历四月十八去庙上“跳墙”，才能消灾化难。去之前，先在灶王爷前烧点纸，叨念叨念，求求情。我已经醒了，这些话都听清了，但我没有精神头问什么叫“跳墙”。
盼到了四月十八。我的烧早已退了。北方春寒料峭，早上天仍很凉，再说春风着人不着水，我一点也没少穿。搭本村进城逛庙会的大车，她抱我坐在车中间，有人挡风，又听熟人说说笑笑，不一会便到镇上庙会。
她像虔诚的朝圣者，笃信“跳墙”的好处。市集上的热闹她视而不见。其实，庙会就是在寺庙周围进行城乡交易，搭台唱戏，是商家招揽生意的妙招。寺庙周围人山人海，摩肩接踵，热闹非常。
她生怕我被挤丢了，紧紧地拉着我的手，在人缝中挤来挤去。先去铺子买了供品和烧纸，然后径直奔入庙堂。入寺庙大门，沿着石子铺的路到了正殿。这高墙深院，对我来说，有点阴森可怕。正殿门开着，她小声告诉我，脚不能跐门槛，要一步迈进去，这是“规矩”。于是她提着我的胳膊，帮我跨到门里。
门内立着个中年僧人，大概是庙祝吧，他面无表情，目光呆滞，像似道行很深。姥姥向他说明来意，交给他一包供品和烧纸，又按他的指点，反身去东厢房，买跳墙必用的纸扎的童女。
至今我依稀记得，那满屋子纸扎的金童玉女，色彩艳丽，令我眼花缭乱。我们选了个上着粉袄下穿黑裤的玉女，头顶两侧有个小小的发髻，一看就是丫鬟的模样，身高不到两尺。我好奇地拿着纸娃，心想比自己缠的布娃漂亮多了，拿回家玩多好。
返回正殿，僧人已摆放好供品。吩咐我这个“主角”上香。别看我小，上香我很在行。姥家过年供祖宗，一天三炷香都是我上。
上好香，僧人让我面向供桌跪下，这时我才仰头看清面前巨大的佛像，比起村西头小庙里的泥塑土地佬，大得没法比，而且金光闪闪，慈眉善目，端坐在高台上。虽说佛像硕大威严，但一点不让人害怕，把我进殿时的恐惧，一扫而空。
僧人敲着磬，嘴里念着什么经，小孩和大人全然听不清，顷刻他转向我俯下身子说：
“你从墙里跳到墙外得改头换面。必须剃光了头发，再生出新发。”
我听到这话，十分吃惊，脸转向她，似乎在找救命的人。她一直伫候在旁边，那充满期待的眼神，给我注入了力量，生怕我有半点逆忤，完不成这人生的“洗礼”，小声说：
“别怕！小孩跳墙都要经过这关。”
我简直想站起来，大声哭，可她的目光，竟能使我憋住。僧人的话音一落，另一个小僧过来，站在我侧面，手持剃刀，俯下身子，我的头上发出唰唰响声，焦黄的头发散落下来。因为我是女孩，后脑勺留下一小撮头发。这之后我仍跪着，在她的帮助下，把小纸人和烧纸放到大铁盆里烧完，才允许站起来。烧时她反复叨念着：
“替身娃已经去了！替身娃长得很漂亮，她聪明，有了她，放我外孙女回来吧，保佑她平安长大。”
她的意思是纸扎的玉女，把我从王母娘娘那替换回来，我终于跳出了王母娘娘的院墙。而且我改头换面后，王母也找不到我了。
这中间，僧人一直拱手诵经，看我站起来，他完成任务似的说：
“从西王母那里把你换回来了。一切灾难都消了！”
他见我哭丧着脸，终于面有表情地说：
“头发很快会长出来的。”看来这人很理解小女孩不愿剃光头的心理，说了安慰话。
我们从殿门往外走，迎面碰上好几个人带着孩子往里走，提着装供品的篮子，怀抱金童或玉女，肯定也是来“跳墙”消灾的。
走出寺庙，我忍不住哭了。姥姥紧紧地攥着我的手，知道这比劝我“别哭”更有效。她不问为什么哭，最关心的是怕我剃光了的头着凉，便从口袋里掏出早备好的帽子，给我戴上。走进吵吵嚷嚷的人流中，在街边给我买了串冰糖葫芦，边走边吃，冰糖葫芦的甜很有疗效，使我忘了庙里的委屈。
她拉着我的手，重复了几次：“这回可好了，还了愿，消了灾！”
之前，我为什么发烧，怎么好的，这是无须追究的糊涂账。在她心里，相信是许愿“跳墙”的结果。
长大了才知道，这是多么可笑的消灾化难的治病方式。美丽传说中的西王母娘娘，与人世间生病的孩子，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可那些愚弄善良人的巫师与僧人沆瀣一气，硬把凡人与女神搅在一起，使爱孩子的家长心甘情愿地去当一次堂吉诃德。劳民伤财是为了给孩子“除病害”，这“病害”是“风车”，还是“羊群”，家长们全然不知，只要为了孩子扪心无愧地“战斗”过就够了。
所以，就不要去看这“消灾”形式的荒唐，只看动机的真诚就足够了。何况动机不错的行动，也并不能保证结果的正确。
10
人如果只有生理生命，而没有社会生命的新陈代谢，就不能成长进步。青少年在社会生活中，同自己的生理代谢一样，其社会生命同属于迅速代谢的群体，相比之下，老年人如她的生理代谢一样，其社会生命的代谢缓慢而萎缩，由于传统、守旧和固执绊着腿脚，陷在某种习俗中不可自拔，甚至成了牺牲品而不自知。
当年落后农村缺医少药，生病时找巫婆跳神“治疗”。巫婆多在傍晚，穿着花花绿绿的巫衣，手持小鼓，边敲边说些“咒语”，之后浑身颤抖摇晃，甚至满脸流泪，自说神附身体，能驱灾除魔，其办法多是“还愿”，轻则大把烧纸，重则要病人家属杀猪宰羊，上供请客，甚至要搭台唱几天戏，才算还清了“愿债”。
小时，我们多次看过“跳神”的热闹。不论村中哪家来跳神的，屋里屋外准挤满了人，带子领我去看这“东洋景”，比看乡下来耍戏法的还积极。我们生病时，姥姥去求巫婆给“算卦”，我六岁去庙上“跳墙”就是遵巫婆之命。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特别是解放后，政府对巫师、赌徒和懒汉整治过；我们也通过学校教育接受些新思想，说不清是从哪一天开始，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明确地排除了看“跳神”的兴趣，虽村里还有人偷偷摸摸地“跳神”治病，我们不仅怀疑，根本就不信了。
带子二十岁那年高烧不退，难受得在炕上打滚。姥姥无奈偷偷去找巫婆，回来告诉带子明晚夜深人静时，请跳神的来给治病。她的话一出口，带子怒吼：
“巫婆来，我就当面赶她走。你说，她给谁治好过病！你生病时，她说你到寿了，吓得我们哭天喊地，你又活十几年还这么健康。二十年前，你求孙子，去找巫婆，说你儿孙满堂，事实如何？”这番话已刺痛了姥姥的软肋，可带子接着又以威胁的口吻说：
“明天我去镇上看病，不回来！”
带子的攻势，逼得她必须退却。当天，就求人赶车去镇医院。走前让二姨姥的小儿子去婉言谢绝巫婆，说家中无人。
带子在医院得救这件事，使姥姥受到很大的震动。带子还乘机挤兑她：
“若是拖一夜，等巫婆来胡说八道，我的命可能就没了。医生有文化，讲科学，巫婆是个文盲，讲迷信。你一向看重念书有文化的人，为什么治病时就忘了！”带子的话使她深有感触：“人受一次挫折，就能长一分智慧”，“失败是成功之母”。
两年后我闹眼病，半年多不好，她又琢磨着去找巫婆算卦，悄悄跟带子说。这条道当即被阻断。带子还揭老底地掰扯：她从小就咳嗽，你带她去“跳墙”，没起作用。你年年冬天去土地庙上供上香，送大咸菜疙瘩，村里咳嗽厉害的人也去送，庙里积下很多块咸菜，“齁不佬爷”吃了那么多咸菜，咳嗽的人照样没好。可姥姥还是偷偷去找瞎子给算命。
后来，我们把“封建迷信”的帽子拿出来“吓唬”她，看来很有效。之后的二十多年，她虽小病不断，却都是去找医生开药，没再提过“跳神”。
她坚守的某些陈规陋习，我们稍长大点也开始叛逆，但没采用激烈的反对形式。
年前，大搞卫生，她很来劲，一个犄角都不落，但过年时她规定，正月初五前，扫屋地要从外往里扫，垃圾堆到里屋角落不能扔。说往外扔垃圾就把“财源流走”了。小孩子时，我们遵命照办，因为扫地擦灰活都是我们干。长几岁后，我们开始质疑：年年往里扫，也没觉“发财”。不发财也罢，这五天的垃圾堆在屋角，何止大杀“屋景”，而且有种难闻的气味，岂不叫人发病吗？不“发财”反而“发病”的疑惑，促使我们开始口是心非，趁她看不见时，就把垃圾倒出去；开始还留个底子，最后全清除。我们的各行其是，她是看不见，还是她放弃了陋习，我们不想追问。可她若真提出异议，我们一定坚持己见，与她讲理辩论。记不清从哪年开始，她看到我们往外扫，再没说“往里扫”的“吉利”话。
正月里“不能洗头”也是一条“禁令”，至今在民间流传变味成“不能理发”了，但当时俗称不能洗头。我们信以为真遵命照办了，可十几岁后，有点忍受不了啦。农村卫生条件很差，灰尘也大，一个月不洗，头发擀毡，梳不开，且不说有多痒。我们终于吐槽了。带子说自己没妈，也没有舅舅，有也没见过，洗头与他无关。我两岁多，自己还不会洗头，舅舅就去世了。我们开玩笑地说：肯定是大人们糊涂，在正月里给我洗头了。我们找准机会，相互“放哨”，一年又一年地蒙混过关，洗多少次，她都未发现过。
而她老老实实地信守这陋习，经常挠头，说痒得厉害。为此，她竟在除夕晚上洗头，尽量使那个月“短点”。只要出了正月，一小时都不拖，赶紧开洗，几次换水，还怕洗不净，可见她在心理上遵守陋习是有“煎熬”的。我们偷偷地笑她虔诚，并劝她，你舅舅早就没了，还担心啥呀？她认为“规矩就该遵守”。
还有更不能接受的禁令——“正月里洗脚臭大酱”，多么荒唐！
农村一年四季离不开酱，这盐与大豆的神奇转化物，越是贫困时越不可缺少。她做的酱那浓郁厚重的味道，是村里人公认的，独树一帜，给我记忆中的诱惑永存在味觉中。每年春季大酱发酵时香飘四溢，总有人来讨。我至今回故里，都把它当奢侈品带些回来，虽说那不如她做的好。
那时，我们一年又一年地蒙混过关，自我意识到必须洗，正月与平时一样，数不清洗多少次，而家中年年春天下酱照样飘香扑鼻，所以，我和带子每违反“禁令”时都会意地开玩笑：“去年大酱飘香院外，今年飘香村头，顶风能香几里。都是因为我们把脏水泼走了。”
她这一辈子，束缚在很多清规戒律中不能自拔，生怕越轨遭“不幸”。落后就愚昧，愚昧时就认“救世主”。这“救世主”，除了神仙，就是清规戒律。这些锁链，环环套在苦难人身上，打破谈何容易！
终有一天，趁她高兴时，我们如实地告诉她，早已丢弃了“陋习”。她这么开明的老人，却笑了笑说“我习惯了”，我们能奈何！今天也许有别的陋习套在我们自己身上，而后代在叛逆中丢弃，我们却不知不觉，这就是进化，或称为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