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亚罗夫、坡尔塔维斯基、卡里巴诺夫公爵、帕斯库丁伯爵、德拉姆……是的，还有德拉姆，连他这样正直能干的人都……赛米诺夫、查金、西格宁……”他一个个回忆着，“不错，一些不合情理的嘲笑会落到他们头上，但我却只觉得他们不幸，对他们只有同情。”卡列宁想，不过事实并非如此。他对这种事从没有过一丝同情，听到妻子背叛丈夫的事情越多，他对自己评价就越高。“这种不幸可能会落到任何人头上，现在我也碰上了。唯一的问题就是，怎样用最好的办法面对这种局面。”他开始回顾其他人遇到类似境况会采取什么办法应对。
“达尔亚罗夫进行了决斗……”
卡列宁年轻时对决斗这件事特别关心，因为他在身体上是个非常怯懦的人，而且自己也有自知之明。他一想到手枪瞄准自己就心惊肉跳，因此从未使用过任何武器。这种恐惧从年轻时就经常促使他想象：万一遇到某种情况必须面对危险时，自己究竟能有多少力量。不过，由于他事业成功，在社交界获得了稳定地位，因此早把这事给忘了。但现在，这种习惯性的畏怯心理又重新抬头。他非常害怕自己的胆怯，反复思量这个问题，用决斗的想法聊以自慰，虽然他事前就知道他绝对不会同任何人决斗。
“当然，我们的社会还很野蛮（不比英国冤，许多人（其中一些人的意见卡列宁特别看重冤认为决斗是正当的事，但决斗会有什么结果呢？假如我找他决斗……”他接着往下想，生动想象着他发出挑战书的那天夜晚会怎样度过。一想到手枪对准他的感觉，他就不寒而栗，于是明白自己永远也不会与人决斗。
“假使他们教我怎样决斗，”他继续想，“让我站好位置，然后我扣动扳机，”他闭上眼睛，“结果我把他打死了……”他晃晃脑袋，赶跑这个愚蠢的念头，“为了明确自己同一个有罪的妻子和儿子的关系去杀人，有什么意义呢？不过，应该怎样处置她，我还是要做出决定。”
“不过更有可能的是情况肯定是这样我被打死或受伤。我这样一个无辜的人成了受害者，这就更没意思了。不仅如此，我发出挑战书也不是什么令人尊敬的举动。难道我事先不知道我的朋友不会让我去决斗，不会允许一个俄国需要的政治家去冒生命危险吗？那么，会有什么结果呢？结果就是：我预先就知道事情不会发展到危险的地步，但为了给自己增添虚假的光环，去向这个人发出挑战。这种虚伪、不诚实的行为，不但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不！不可能决斗，没人希望我决斗。我的目标是扞卫我的名誉，这样才能继续追求我的事业。”卡列宁向来重视官场奋斗，现在就更为重视了。
卡列宁经过反复考虑放弃了决斗的念头之后，想到了离婚，他记得有些被欺骗的丈夫就采取了这种方法。他回忆了一下他所知道的所有离婚案件（这在他所熟悉的上流社会屡见不鲜冤，但想不起一件是出于与他相同的离婚目的。在这些案件中，丈夫要么出卖、要么拱手相让不贞的妻子，根据法律，女方无权再婚，只能同所谓的丈夫结成虚假而且非法的婚姻关系。卡列宁看出，就他这种情况，合法离婚，也就是把有罪的妻子休掉，是不可能的。他知道他们所处的复杂生活环境使他无法获得法律所需的妻子不忠的丑恶证据，知道生活当中有一定的事关体面的规矩，使得他即使有这样的证据，也不可能提供，因为这样一来，舆论会把他贬得比她还低。企图离婚只会导致诉讼和丑闻，给他的敌人平添诽镑中伤他的机会，降低他崇高的社会地位。他生活的主要目的就是保持常态，尽量少一些烦扰，而离婚对此没有任何助益。况且，离婚的后果显然就是妻子同丈夫断绝关系，同情人结合。卡列宁内心虽然觉得自己对妻子十分鄙视和冷漠，但对她还剩下一种感情，那就是不愿看到她没有任何障碍地同渥伦斯基结合，使她的罪行反倒变得对她有利。想到这一点，他恼怒到了极点，不由得发出痛苦的呻吟。他欠了欠身，在马车上换了个座位，然后用毛茸茸的毯子裹住他那双瘦骨嶙峋的畏寒的腿，就这样坐了好一阵子。
“除了正式离婚，还可以像卡里巴诺夫、帕斯库丁和好脾气的德拉姆那样，同妻子分居。”他平静下来，继续想道。但这种办法不仅免除不了离婚丑闻的所有麻烦，而且同样会把妻子推人渥伦斯基的怀抱。“不，不行！这样不行！”他大声说，又把毯子在腿上裹紧一点，“我不能倒霉，她和他也不能过上好日子。”
他怀疑妻子那段时间里折磨他的嫉妒心，在妻子向他坦白之后，就像忍痛拔去一颗虫牙一样，巳经消失了。但另一种感情代替了嫉妒心院他希望妻子的罪行能遭到报应。虽然他自己不承认，但在内心深处，他希望她会因为粉碎了他的安宁以及破坏了他的名誉而吃尽苦头。他仔细斟酌了决斗、离婚和分居的可能性，又一一加以排除之后，得出结论，只能遵循一种办法：把她留在身边，向上流社会隐瞒发生的一切，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斩断他们的私情，最重要的是（这一点他自己并不承认）必须惩罚她。“我要把我的决定告诉她：再三考虑过她给家庭带来的痛苦处境之后，我认为双方最好是表面上维持原状。如果她完全理解我的意思，服从我的意愿，同情人断绝关系，我愿意维持原状。”为了确认他做出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他又想到了一条有力的论据。“只有这样做才符合宗教教义，”他自言自语，“只有这样，才可能不抛弃我有罪的妻子，同时也给她悔过的机会，甚至我还可以奉献我的一部分力量来帮助她改过自新，无论这在我会是多么痛苦。”
虽然卡列宁知道他对妻子没有什么道德感召力，一切尊重她的努力换来的都不过是谎言；虽然在他经历的痛苦时刻里，他没有一次想到过求助于宗教，但现在当他认为他的决定符合宗教教义，他却从这种宗教的许可当中得到了极大满足，甚至感到些许安慰。想到再也没有人能说他遇到如此严重的生活危机时没有遵循宗教教义，在人们普遍对宗教冷淡和漠不关心的情况下，他始终高举宗教的大旗他心里非常高兴。
卡列宁进一步考虑具体问题，简直不明白自己同妻子的关系为什么不可以维持原状。当然他无法恢复对她从前的敬意，但他没必要因为她是一个不贞的坏妻子就扰乱自己的生活，并且为之受苦。
“是的，时间会过去，时间会抚平一切创伤，恢复昔日秩序，”卡列宁自言自语，“就是这样，时间会使一切复原，我的余生也不会再有这些烦恼。她应该倒霉，但我没有过错，因此我不该受罪。”
卡列宁到达彼得堡时，不但打定主意要实施自己的决定，而且打好了给妻子的信的腹稿。他回到家，走进门厅，看了看部里送来的信件和公文，吩咐拿到他的书房里去。
“告诉他给马卸套。我谁也不见。”他这样回答门房的询问，特别强调“不见”这两个字。从他高兴的语气中听得出他情绪不错。
他在书房里来回踱了两次，然后在仆人巳经点好六支蜡烛的大写字台旁边站住了。他把手指扳得咯咯响，然后坐下来，整理他的文具。他一只胳膊肘撑在桌上，侧着脑袋，默想了片刻，然后就一气不歇地写了起来。这封信他是用法文写的，开头没有对她的称呼，而是直接使用了法文的人称代词“您”，因为这个字在法文中不像在俄语中听起来那么疏远淡漠。
在我们最后一次谈话中，我曾向您表示，关于这次谈论的话题我将书面告知您我的决定。为了履行我的承诺，我经过充分仔细的考虑，现在写信给您。我的决定如下院无论您的行为如何，我都认为自己无权割断这种上天把我们结合起来的关系。家庭不能因为夫妻一方的任性、冲动或犯罪而破裂，我们的生活必须照常过下去。为了我，为了您，为了我们的儿子，非如此不可。我深信，您巳经对导致我写这封信的事情感到后悔，并且还在后悔；您会同我齐心协力根除我们不和的原因，忘记过去。否则，您可以预见到您和儿子未来的命运。我希望同您再当面详谈。避暑季节即将结束，我请您尽快回到彼得堡，最迟不要超过星期二。我会为您的回来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请您注意，我切盼您能实现我的要求。
阿·卡列宁又及：附上您可能需要的用款。
他把信读了一遍，觉得很满意，特别是他没忘记随信寄钱给她。信里没有一句苛责、一句威胁，语气却毫不姑息纵容，最重要的是，它为她的归来搭建了一座金色桥梁。他把信折好，用一把大大的象牙裁纸刀压平，带着每当使用精美文具时就会产生的愉快心情，把信和钱一道装进信封，然后摇了摇铃。
“把这个交给信差，让他明天送到乡下，交给安娜·阿卡德耶夫娜。”他说着，站起身来。
“是，大人！茶要给您送到书房来吗？”
卡列宁同意了，一面玩弄着裁纸刀，一面向他的扶手椅走去。椅子旁边点着一盏灯，同时摆上了一本关于埃及象形文字的法文书。扶手椅上方悬挂着一幅由名画家为安娜画成的美丽肖像。卡列宁觉得，那绘制精美的黑色发带、乌黑的头发、白皙好看的双手、戴满戒指的无名指，都蕴含着某种令他无法容忍的放肆与挑衅的意味。他对着肖像望了一会儿，突然打了个寒噤，嘴唇哆嗉起来，发出“扑尔尔”的声音，赶紧转过身去，坐下来，打开书本。他试着读书，心里却丝毫激不起原来那种对埃及象形文字的强烈兴趣。他眼睛望着书本，心里却想着别的事情。他想的不是妻子，而是最近官务上出现的一件复杂事情，眼下他最关心的就是这件事。现在他觉得对这件事的了解比以前更为深人了，而且可以毫不吹嘘地说，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可以解决整个问题，提高他在官场中的地位，挫败他的敌人，从而对国家做出极大贡献。等仆人送茶进来，离开了房间，卡列宁站起身，走到写字台旁边。他把夹有最近卷宗的文件夹拉到面前，带着难以觉察的得意笑容，从笔架上取下一支铅笔，开始全神贯注地阅读他派人送来的一些卷宗，这些错综复杂的卷宗都与这件麻烦事有关。事情是这样的：卡列宁的为官之道（每一位成功的官员都有自己的显着特点冤，加上他的勃勃野心、自律精神、正直自信，使他平步青云。他的显着特点就是蔑视繁文缛节、压缩公文往来、精简开支以及尽可能直接掌握第一手材料。恰巧那个重要的“六月二日委员会”提出了扎拉斯克省的农业灌溉问题。这个省的农业灌溉工程属卡列宁那个部管辖，是铺张浪费和做官样文章的典型实例。卡列宁知道这一情况属实。扎拉斯克省的农业灌溉工程是由卡列宁的前任启动的。这项工程巳经花费了并且还在花费大笔资金，但显然不会有任何成效。卡列宁一上任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希望能够制止这种现象。但他知道，这件事牵扯到太多人的利益，因此在他的地位巩固之前就采取措施不太明智。后来，由于他忙于其他事务，就把这事给忘了。这事也像其他事一样，在惯性推动下自行发展（许多人以此为生，尤其是一个品行端正、热爱音乐的家庭，家里的女儿们个个会弹奏弦乐器。卡列宁同这家人很熟，还为其中的一个女儿主过婚冤。一个同他作对的部提出这个问题来，卡列宁觉得对方这种做法很不光彩，因为每个部里都有更严重的问题，只是出于顾及官场上的面子并没有人提出来。不过，既然对方向他挑战，他就勇敢应战，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对此进行调查，并向他汇报扎拉斯克省的农业灌溉委员会的工作。与此同时，他也不会向那些提出这个问题的先生们做任何让步。他将要求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调查那个省的异族人状况。异族人问题是“六月二日委员会”偶然提出却得到卡列宁大力支持的，他认为异族人境况悲惨的问题亟待解决。委员会上，几个部门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反对卡列宁的那个部门列举了种种理由证明异族人十分兴旺，提出的整顿措施只会破坏他们的繁荣；而且真有什么不如人意的地方，那也只是因为卡列宁的部没有执行法律规定的措施。现在卡列宁打算提出几点要求：首先，成立一个新的委员会来调查当地异族人的生活状况；其次，假如他们的状况果真如他们得到的官方报告所言，那么再任命另一个科学委员会从政治方面、行政方面、经济方面、人种学方面、物质方面、宗教方面来研究异族人悲惨生活状况的原因；再次，要求同他作对的那个部报告近十年来为了避免异族人的恶劣生活状况采取过哪些有关措施；最后，根据那个部1863年12月5日和1864年6月7日提交给委员会的第17015号报告和18308号报告，要求他们对自己的行动为什么违反基本组织法（第十八条和第三十六条的附款）做出解释。当卡列宁把这些想法的提纲迅速记录下来，他兴奋得满脸通红。他写满了一大张纸，站起身来，摇了摇铃，派人给他的办公室主任送了张条子，要他给他查找一些必需的资料。
他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又看了看画像，然后皱了皱眉，轻蔑地一笑。他拿起那本关于埃及象形文字的书，又对它产生了兴趣，一直看到十一点才上床。他躺在床上，想起同妻子之间发生的事，觉得事情不再像他先前所想的那么悲观。
虽然当渥伦斯基对安娜说她不能再这样过下去时，安娜气愤而固执地反驳了他，但在她内心深处，她也觉得这种处境很虚伪，全心全意希望这种局面能够结束。她从赛马场回家的路上，由于一时激动，把一切都对丈夫和盘托出。虽然痛苦，但她还是很高兴自己这样做了。他离开之后，她对自己说，她很高兴告诉了他，现在什么事情都明确了，至少不会再有什么谎言和欺骗。她很肯定地认为自己的处境永远明确了。这种新的处境或许很糟糕，但它是明确的，不会再有什么暧昧和谎言。她觉得话巳出口，问题就会得到解决，她给丈夫和自己造成的痛苦也就得到了补偿。当天晚上，她同渥伦斯基见了面，但没有把她同丈夫之间发生的事告诉他，虽然她要改变自己的处境就肯定得把这事说给他听。
她早上醒来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她对丈夫说过的那些话。现在想起来那些话真是太可怕了，她不明白她怎么能说出如此粗鄙而不可思议的话来，也想象不出会有什么后果。但话巳出口，卡列宁也巳经一言不发地走掉了。
“我见到了渥伦斯基，却没有告诉他。他走的时候我本想叫他回来告诉他，可又改变了主意，因为他会奇怪我为什么不一见面就对他说。我为什么不对他说呢？”
她回答这个问题时，脸上布满了热辣辣的羞愧的红晕。她知道是什么阻止她开口：是她自己感到羞耻。昨天晚上似乎十分明朗的处境现在看起来却毫无希望。她害怕这种以前从未想到过的羞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