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扭过脸去，总算把钩针抽了出来，借助食指开始一针一针地编织在灯光下白得耀眼的毛线，灵敏的手腕在绣花袖口里神经质地飞快抖动着。
“对了，你在哪里碰到阿列克斯·阿列克山德罗维其？怎么样？”她突然问道，声音很不自然。
“我在门口撞见他。”
“他是这样向你鞠躬的吗？”说着，她拉长脸，半闭着眼睛，两手交叉，脸色迅速一变。渥伦斯基随即就从她美丽的脸上看到卡列宁向他鞠躬时的神情。他微微一笑，她却快活地大笑起来，那种从胸膛里发出的愉快笑声是她最独特的魅力之一。
“我一点都弄不懂他，”渥伦斯基说，“你在乡下跟他说明白之后，要是他和你断绝关系，提出和我决斗，就好办了！可现在这种情况，我实在是想不通。他怎么能忍受呢？他很痛苦，这是很明显的。”
“他吗？”她讽剌地说，“正合他心意哩！”
“一切都这么称心如意，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相互折磨呢？”
“只有他不痛苦！难道我还不了解他，不知道他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吗？还有谁能像他这样和我生活？他什么都不能理解，什么也感觉不到。一个人要是有感觉，还能和变心的妻子住在同一个屋子里吗？他还能跟她说话，亲昵地称呼她吗？”她忍不住又模仿他的口气，“我亲爱的安娜，我亲爱的！”
“他不是个男人，不是人。他是……是个木偶！别人都不知道，可我知道。哼，要是我是他，我早就把像我这样的妻子杀了，撕成一块一块，决不会喊她‘我亲爱的安娜爷。他不是人，是一架官僚机器。他不明白我是你的妻子，他是陌生人，多余的人……我们还是不要说他的好。”
“你这样不公平，不公平，我亲爱的，”渥伦斯基竭力想安慰她，说，“不过我们还是别谈他了。告诉我你这一阵在做些什么？你怎么了？得了什么病？医生说什么了？”
她带着一副挖苦人的快乐神情看着他。她显然想起了丈夫性格中其他又可笑又可恶的方面，正要伺机说出来。
他继续说：
“我想你根本不是生病，而是因为怀孕。产期在什么时候？”
她眼睛里的嘲弄神气消失了，一种异样的笑容由于某些他不知道的事情和淡淡的忧伤引起的笑容替代了她先前的表情。
“快了，快了。你刚才说我们处境很痛苦，必须做个了断。要是你知道我忍受着怎样的煎熬就好了！要是能大胆地、无拘无束地爱你，我有什么不愿意牺牲？我不该用嫉妒来折磨自己，折磨你。很快就会完结的，但不像你想的那样。”她一想到会发生什么事情，就觉得自己非常可怜，顿时泪如泉涌，再也说不下去。她把戴满闪闪发亮的戒指的白皙的手放在他的衣袖上。
“事情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我本来不打算告诉你，但你非要我说。快了，很快了，一切都会完结，我们可以安静下来，再也不会相互折磨了。”
“我不明白。”他嘴上这样说，其实心里是明白的。
“你问什么时候吗？快了，我过不了这一关。别打岔，”她急急地说，“我会死掉，我很高兴我要死了。我解脱了，你也就解脱了。”
泪水顺着她的面颊滚滚滑落。他弯下腰去吻她的手，竭力掩饰毫无缘由却又无法控制的情绪。
“这就对了，还是这样的好。”她紧紧握住他的手说，“我们就剩这条路了。”
他回过神来，抬起了头。
“你胡说些什么呀，简直是瞎扯！”
“不，不是的！这是真的。”
“什么是真的？”
“我要死了。我做了一个梦。”
“一个梦？”渥伦斯基立刻想起自己做的那个乡下人的梦。
“是的，一个梦，”她说，“我早就做过这样的梦了。我梦见自己跑到卧室里去，要去拿或去找什么东西。你知道梦里会有这种事情的，”她惊恐地睁大了眼睛，“卧室里有什么东西站在角落里。”
“胡说八道！怎么能相信梦……”
但她不让他打断她的话，她要说的东西对她来说太重要了。
“那个东西转过身来，我看见那是个乡下人，胡子拉茬的，个头矮小，样子吓人。我想逃走，可他朝一个口袋弯下腰，在里面乱摸一气……”
她做出那乡下人在口袋里胡乱翻弄的样子，脸上充满恐惧之色。渥伦斯基想起自己的梦，感到心里也充满了同样的恐惧。
“他乱摸乱翻，还嘟囔着法语，他说得很快很快，带着喉音：‘要把这块铁打平，敲碎，再揉捏成型……’我在恐惧中极力想醒过来，可并不是真的醒了，而是在梦中醒来，我问自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科尔尼就对我说：‘您会死于分娩，死于分娩，夫人……’然后我就真的醒了。”
“胡说八道，胡说八道！”渥伦斯基说，但他感到自己说话时底气不足。
“好吧，我们别说这个了。摇一下铃，我让他们上茶。你就等着吧，用不了多久，我就但她突然住了口，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变了，恐惧和激动被安宁、肃穆和幸福的表情所替代。他无法理解这种变化的意义。原来她感觉到了一个新生命在体内蠕动。
卡列宁在自家门口遇到渥伦斯基后，仍然按照原先的打算去看意大利歌剧。他坐下来看了头两幕演出，看到了所有他要看到的人。一回到家里，他就仔细查看衣帽架，发现军大衣不在了，于是照常去了书房。但是，他一改往日习惯，没有上床睡觉，而是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到凌晨三点。妻子竟然不顾体面，不遵守他坚持的唯一要求，也就是不在家同情人会面，气得他片刻不得安宁。她不遵守他的要求，那么他只好惩罚她，把对她的警告付诸实施同她离婚，夺走儿子。他知道采取这样的行动会牵扯到很多麻烦，但他既然这样说过，现在就必须这样做。丽迪亚·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暗示过他这是摆脱困境的最好方式，他也知道最近离婚手续巳很完善，形式上的麻烦还是可以克服的。然而祸不单行，种族纠纷和扎拉斯克省的农田灌溉问题给卡列宁的工作带来很多烦恼，弄得他最近心情极为烦躁。
他整夜没有合眼，愤怒不断加剧，到天亮时达到顶点。
他匆匆穿好衣服，仿佛端着一只盛满愤怒的杯子，唯恐溅出了一丁点儿就会失去同妻子摊牌所需要的愤怒力量，一听到她起床，就走到她房间里去。
安娜自以为很了解丈夫，但他进来时的那副样子还是使她大吃一惊。他眉头紧锁，眼睛阴郁地盯着前方，不去看她，嘴唇坚决而轻蔑地紧抿着。他的步伐、动作和声音里有种妻子从未见过的果断坚定。他走进她的房间，没有说“早上好”，而是径直走到她的书桌前，拿起她的钥匙，打开了抽屉。
“您要什么？”她惊呼起来。
“您情人的来信。”
“不在这儿。”她关上抽屉说。但她这个举动证明他的猜测是对的，于是他粗鲁地推开她，迅速取出一个他知道她存放最重要信件的文件夹。她想夺回文件夹，但被他一把推到旁边。
“坐下，我得和您谈谈。”他说，把文件夹塞到腋下，用胳膊肘紧紧夹着，弄得肩膀都耸了起来。她又惊讶又惭愧地看着他，一声不吭。
“我说过，不允许您在家和情人见面。”
“我想见他是为了……”
她住了口，找不到什么理由。
“我不需要详细了解一个女人想见情人的理由。”
“我想，我只是想……”她红着脸说，他的粗暴态度激怒了她，给了她应对的勇气，“您难道不觉得侮辱我对您来说太容易了吗？”
“对正派的男人和女人才说得上侮辱，可对贼说他是贼，不过是陈述事实而巳。”
“我以前从没发现过您这么残酷。”
“丈夫给了妻子完全的自由和体面的庇护，条件只有一个，就是请她顾全面子，您却说这是残酷。这能叫残酷吗？”
“这比残酷还坏，这叫卑鄙，要是您想知道的话！”安娜怒不可遏，大声喊道，起身想走。
“不！”他尖叫道，声音比平日更剌耳。他用粗大的手指紧抓着她的手腕，抓得手镯在她手臂上留下了红印子。他强行把她拉回座位上。
“卑鄙？既然您想用这个词，那我告诉您，为了情人抛弃丈夫和儿子，却还继续吃着丈夫的面包，这才叫卑鄙！”
她垂下了头。她昨天对情人说的话，说渥伦斯基是自己真正的丈夫，而他（卡列宁）是多余的，这番话她现在不但说不出口，而且连想都没想到。她觉得他的话是对的，于是低声说道：
“我的处境，您再怎么形容，也没有我自己了解的那么坏。可您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呢？”
“为什么要跟你说？还用问为什么！”他仍然怒气冲天地说，“为了让您知道，由于您没有遵守我要求您保持体面的要求，我要采取措施来结束这种局面。”
“快了，很快就会自己结束的！”她喃喃地说，一想到她所希望的死亡临近了，泪水就盈满了眼眶。
“会比您和您的情人想象的结束得还要快！你们要满足肉欲……”
“阿列克斯·阿列克山德罗维其！打一个巳经倒下的人，不仅有失宽厚，而且有失风度。”
“就只有这些对不对？您只会想到自己！曾经做您丈夫的人的痛苦，您根本就不在乎。您也不管他的生活全给毁了，不管他又多通……通……通苦！”
卡列宁说得太快，他结结巴巴，发不出这个音，结果说成了“通苦”。
安娜觉得好笑，可她立刻就为自己在这种关头还觉得好笑而感到惭愧。她头一回同情他，设身处地为他着想，替他感到难过。但她能说什么，又能做什么呢？她垂着头，一言不发。他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又冷冷地说了起来，任意强调着一些没有特殊意义的词，声音没有刚才那么尖细了。
“我是来告诉您……”他说。
她抬头望着他。“不，这不过是错觉，”她回忆着他结结巴巴说“通苦”这个词时的表情，心想，“不！一个人眼神这么呆滞，神情这么泰然自若，还能有什么感情吗？”
“我什么也不能改变。”她低声说。
“我是来告诉您，我明天去莫斯科，再也不回到这座房子里来了。我会请律师办理离婚手续，您会从他那儿得知我的决定。儿子会住在我姐姐家。”卡列宁说，好不容易才想起来关于儿子要说的话。
“您要谢里沙，只是为了伤我的心，”她蹙着眉头说，“您并不爱他……把谢里沙留给我吧！”“是的，我对您的厌恶影响到了儿子，我甚至不再爱他了。不过我照样还是要带他走。再见！”
他正要离开，但现在是她把他拦住了。
“阿列克斯·阿列克山德罗维其！把谢里沙留给我吧！”她又低声说道，“我要说的就是这些，把谢里沙留下，直到我……我快要生了，把他留下吧！”
卡列宁涨红了脸，甩开她的手，离开了房间。
卡列宁走进彼得堡一位着名律师的接待室时，里面巳经坐满了人。有三位夫人：一位老的，一位年轻的，还有一位商人的妻子；三位先生：一位手上戴着戒指的德国银行家，一位大胡子商人，还有一位穿着文官制服、脖子上挂着勋章的怒气冲冲的官员。他们显然都巳等候多时。两位助手在桌上写东西，笔尖发出沙沙的声响。写字台上的文具（卡列宁在这方面是个行家冤异常精美，他不由得注意起来。一位助手没有从座位上站起来，眯缝着眼睛，恼火地对卡列宁说：
“您有什么事？”
“我有事要见律师。”
“律师正忙着呢。”助手严厉地回答，用笔指了指那群等候的人。
“他不能抽出点时间来见我吗？”卡列宁说。
“他没空，他总是忙得很。请您等一等。”
“那就请您把我的名片递给他。”卡列宁看出不能再隐瞒身份，就威严地说道。
助手接过名片，显然对上面的内容不感兴趣，但还是走了出去。
卡列宁在理论上赞同公开审判，但出于对高层内幕的了解，他并不完全赞成一些做法在俄国运用，而且在沙皇政府许可的范围内，总是尽可能对它们进行谴责。他一生都从事政务，因此，即使他反对某件事情，他也会承认犯错误是难免的，任何事都可以加以改进，从而缓解他的反对态度。他反对新的法律制度中规定的律师地位。不过迄今为止，他还没同律师打过交道，因此只是在理论上反对而巳，这会儿，由于他在律师接待室的不愉快印象，他的反对变得强烈起来。
“他马上就来。”助手说。果然，过了一两分钟，门口就出现了那位刚同律师商谈过的老法学家高大的身影，律师也跟着走出来了。
律师矮小壮实，头上秃顶，长着褐色的大胡子和浅色的长眉毛，前额突出。从雪白的领带到双层表链到漆皮靴，他全身上下如同新郎一样光鲜。他的脸精明而粗鲁，衣着时髦而俗气。
“请进！”律师对卡列宁说，闷闷不乐地请他先进去，然后关上门。
“请坐。”他指着铺满报纸的写字台边上的一把椅子说，然后搓了搓长满白毛、手指粗短的小手，侧着脑袋，自己在主座上坐下。他还没坐定，一只飞蛾就从桌上飞过。律师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敏捷，摊开双手，捉住飞蛾，又恢复了原来的姿势。
“在我说到我的事情之前，”卡列宁惊奇地看着律师的动作，说，“我必须提一句，对我要说的事情，您必须严格保守秘密。”
律师垂下的褐色胡子动了动，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微笑。
“要是我不能保守当事人的秘密，我就不配做律师了！不过，要是您需要保证的话……”
卡列宁看了他一眼，看到他那双聪明的灰色眼睛在笑，似乎什么都巳经知道了。
“您知道我的名字吗？”卡列宁接着说。
“我知道您，全俄罗斯的人都知道您，”他又捉住了一只飞蛾，“以及您所从事的有益的事业。”律师弓着身子说。
卡列宁叹了口气，鼓起勇气来。他一旦下定决心，就毫不犹豫、毫不畏怯地用他尖细的嗓子说开了，时不时强调一两个字。
“我很不幸，”卡列宁说，“成了受骗的丈夫，我希望合法解除同妻子的关系，也就是说，和她离婚，但儿子不能判给母亲。”
律师的灰色眼睛竭力忍住笑意，但还是高兴得忍不住直眨巴。卡列宁看出，他眼神里不仅流露出揽到一笔好生意的高兴劲儿，而且还有得意和欣喜，以及他在妻子眼中看到过的那种幸灾乐祸的光芒。
“您希望我帮您办理离婚手续吗？”
“正是如此！不过我要提醒您，我很有可能会浪费您的时间。我来只是先和您商量一下。我想离婚，但离婚的形式对我很重要。如果形式不符合我的要求，我是不会离婚的，我会放弃法律途径。”
“哦，那是常事，”律师说，“那总归由您自己决定。”
律师觉得卡列宁看到自己掩饰不住的快活神气可能会不高兴，就垂下眼睛看他的脚。他看了看从他鼻子底下飞过的飞蛾，挥了挥手，但出于对卡列宁地位的尊敬，没有去捉它。
“虽然我知道法律处理这类事情的一般条款，”卡列宁说，“但我还是想知道实际办理这类案件时采取的形式。”
“您希望我告诉您，”律师依然没有抬起眼睛，而是得意地仿效主顾说话的腔调说，“实现您的愿望有哪些方法吗？”
看到卡列宁点头同意，律师继续往下说，只是偶尔瞥一眼卡列宁红一块白一块的脸。
“离婚，根据我们的法律，”他用一种对俄国法律稍许不满的口气说，“正如您所了解的那样，在以下情况才允许……等一等！”他对从门外探进头来的助手喊道，但还是站起身，同助手说了几句话，又坐下来，“在下列情况下院夫妻一方有生理缺陷；离别五年不通音信，”他扳着一只长满毛的短手指，显然乐滋滋地说道，“还有通奸。通奸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他继续扳他粗短的手指，虽然这三种情况和更具体的细分并不能放在一起算，“夫妻一方有生理缺陷，丈夫或妻子通奸。”他五个手指全扳完了，只好把它们全都伸直，接着说道：
“这是理论上的观点，但我想您找我是为了了解法律的实际应用情况吧。因此，根据先例，我必须告诉您，离婚案件都可以归人以下情况，我想，不会有生理上的缺陷或分离而不通音信吧？。”
卡列宁肯定地点点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