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出现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多的文学流派，有前后七子的复古派；有反对复古的唐宋派；又有反对复古，主张“性灵”的公安派等等。但这些流派的对立，不同于战国的百家争鸣。它们不是思想活跃的产物，而是政治压迫的产物。或谈复古，已经不同于韩愈。他们反对“台阁体”，不是没有作用，可是他们的艺术成就却实在很小。在艺术上较有成就的还是归有光的作品。归有光的作品，叙事抒情，真挚动人，颇有特色。
这时比较有特色的还有袁中郎兄弟的散文小品。这类文章虽有少谈时事，多言风月的倾向，其中也有“愤激”和“不平”。这是晚明文章新的特征。尤其在面临国破家亡的时候，还产生了张岱《陶庵梦忆》《西湖梦寻》这样的感情深挚的作品。
清初，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都曾有经世致用之文；乾嘉以后，文网严密，许多学者埋头考据之学，不大敢写文章了。此时也出现了一个以“古文”风行一代的桐城派。这派的代表人物是方苞和姚鼐。他们主张考据、义理、词章三者合一，标榜文章的“义法”，实际上是继承唐宋古文的传统而更强调了“卫道”这一点。不过，这派作者都特别注意行文之“法”，一般都写得明白晓畅，精炼工整。有些文章也有一定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
清末，更有魏源、龚自珍等人，思想上有所突破，文章也随着变化。但历史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文章正在面临新的变革。梁启超创造的“新文体”，曾风行一时，但这样的文章终究不能满足时代变革的需要，一场声势浩大的白话文运动悄然来临。“五四”爱国运动，则又极大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为其开拓了新的空间，注入了新的活力，最终使得“白话”代替“文言”而成为书面语。从此，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中国教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第二节）中国古代散文的分类
平复帖（陆机）
陆机（261—303），字士衡，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西晋文学家，书法家，与其弟陆云合称“二陆”。曾历任平原内史、祭酒、著作郎等职，故世称“陆平原”。他“少有奇才，文章冠世”（《晋书·陆机传》），与弟陆云俱为我国西晋时期著名文学家，陆机还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他的《平复帖》是我国古代存世最早的名人书法真迹。
陆机的《文赋》，是一部用赋体来论文学的开创之作，是中国文艺理论史上的不朽之作。他二十岁时总结前人写作经验，写成了这部不朽论著。在《文赋》中，陆机指出了思想和艺术的主从关系，强调思想在创作中的作用，反对袭蹈前人，提倡创新。此外，还论述了各种文体的特点，以及遣词、立策、剪裁、音律等问题。《文赋》比较强致地分析了文学创作过程，提出了很多文学理论上的重要命题。
众所周知，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散文是指与诗歌、小说、戏剧相并列的一种文学体裁。而在中国古代，散文是先于小说和戏剧而产生的，因此，在小说和戏剧诞生以前，诗歌以外的我们往往都可以把它归作散文。随着文学的发展，文学作品越来越丰富，文学作品的种类也越来越繁多。曹丕的《典论·论文》将文学作品分为四类八科，陆机的《文赋》将文学作品分为十类，以后越分越细。最多的是明人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分类多达127类。其中，光属“文”的就有101类之多，实在过于繁琐。宋人真德秀《文章正宗》分辞令、叙事、议论、诗歌四类，其中前三类属于散文，又太过于简单和笼统。清代桐城派领袖姚鼐《古文辞类纂》共列十三类文体：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繁简得中，较为实用，为后学人首肯。稍后方宗诚从内容和功用上将散文分为三大类：“文之事本一，而其用三：曰析理、曰纪事、曰抒情，……是三者，文之大用也。”（《古文简要序》）后世研究中国古代散文，大体都是综合姚、方两家意见。
有不少学者结合中国散文发展历史，根据其内容和形式将中国古代散文大致分为：
卦爻钟鼎之辞（以《易经》为代表）。
历史散文（如《左传》《史记》等）。
诸子散文（诸如《论语》《老子》《庄子》等）。
赋体之文（以汉大赋为代表）、论说之文（李斯的《谏逐客疏》、贾宜的《过秦论》、晁错的《论贵粟疏》等便是其优秀之作）。
骈体之文（以陶宏景的《答谢中书书》、吴均的《与朱元思书》为代表）。
其他（包括序跋、奏议、赠序、诏令、碑志、杂记、箴铭、颂赞、哀祭、寓言、书信等）。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不同类别之间存在许多交叉，因此，分类不够科学。
所以，今天我们给中国古代散文分类往往以内容为主，形式为辅。谭家健教授在他的《中国散文史稿》（重庆出版社）中将中国古代散文分为以下四大类：
记人记事类——也可以叫记叙散文，主要内容是记录人物和事件、社会活动、生活场景，包括一部分历史传记。如《史记》《汉书》中某些纪传。唐宋以后的部分传记、碑志、行状等。
写景状物类——主要指山水游记，内容是描写山川草木、园林屋宇等自然景物。如郦道元《水经注》、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南朝人的某些以写景为主的书信，唐宋人的游记，以及明清的部分小品等等，也可以包括记述器物之文在内。
抒情言志类——即抒情散文，以抒写个人感情为主，包括某些祭文，如韩愈《祭十二郎文》、欧阳修《泷岗阡表》；“序”，如李白《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柳宗元《愚溪诗序》，随笔如周敦颐《爱莲说》之类。
说理论道类——即议论散文，以论述、阐发某种理论、思想、观点为主，如政论、史论和一部分杂文、小品等。
（第三节）中国散文的特征及其鉴赏方法
鉴赏散文的方法很多，这里主要结合古代散文的特点，谈三种鉴赏方法，供大家借鉴。
在介绍鉴赏方法前，我们先来了解中国古代散文的特点，明白了特点，才能更好地使用方法。那中国古代散文的特点是什么呢？
通过前面的介绍，大家知道中国古代散文在战国就进入了一个辉煌的时代，从那时起就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传统，或者说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一、发愤著书的传统
司马迁《报任安书》：“孔子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这段话，概括了先秦各家发愤著书的传统。他自己写《史记》，也是继承了这个传统。
由于“身与时舛”而发愤著书，秦汉以下，历代皆然。在司马迁后，扬雄、王充，以及庾信、王通、王绩都继承了这个传统。在唐宋两代，韩愈所谓“不平则鸣”，欧阳修所谓“穷而后工”以及世人所谓“穷愁著书”云者，都是阐述这个传统的。
唐宋两代，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柳宗元。柳宗元早年，志在“辅时及物”，匡济天下，不在著作文章。贬官之后，才开始有意为文。因为政治上不得志于当时，所以要垂文于后世。历代好文章大多是在发愤著书的情况下产生。韩愈撰《柳子厚墓志铭》，一面惋惜他“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一面指出：“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这几句话，说明了柳宗元在文学上取得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同样说明了历代作家发愤著书的重要传统。
二、忧国忧民的传统
范仲淹（989—1052）
范仲淹，字希文，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和教育家。谥号“文正”。他领导的庆历革新运动，成为后来王安石熙丰变法的前奏；他对某些军事制度和战略措施的改善，使西线边防稳固了相当长时期；经他荐拔的一大批学者，为宋代学术鼎盛奠定了基础；他倡导的先忧后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是中华文明史上闪灼异彩的精神财富：朱熹称他为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范仲淹工于诗词散文，所作的文章富政治内容，文辞秀美，气度豁达。他的《岳阳楼记》一文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两句，为千古佳句。也是他一生爱国的写照。
儒家从维护统治者长远利益出发，提出关心民间疾苦的政治主张。孟子甚至提出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的民贵君轻之说。这样的思想，到了后代，就形成了忧国忧民的传统。忧国忧民的作家，历代都有。杜甫咏叹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白居易称道的“篇篇无空文，惟歌生民病”，都是这一传统的继承。
诗人屈原之“存君兴国”，也是忧国忧民。《离骚》《哀郢》影响更大。历代的迁客骚人无不受其启迪。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并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显然兼有孟子“忧民之忧”、“乐民之乐”以及屈原“存君兴国”的思想传统。
三、干预现实的传统
屈原的《天问》“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所以如此，乃缘“茫洋在前，顾忌皆去”。不仅屈原为文如此，先秦的文章大抵都有这个特点。伪古文《尚书·汤誓》曾有“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愤辞。
战国之世，邦无定君，士无定主，王纲解纽，百家争鸣，诸子立说，无所忌讳。秦法虽称“严酷”，但当其尚未一统之时，亦实行文化专制，故诸子立说，仍然敢于放言。自秦汉后，每当王纲解纽，或易代之际，往往也是放言无惮之时。例如汉魏之际，曹操为文之通脱、坦率，孔融为文之“气扬采飞”；魏晋之际，阮籍、嵇康之“师心以遣论，使气以命诗”，还有鲍敬言之著“无君论”，都是“放言无惮”的继续。
唐宋两代，虽然法严令具，但政论开明。唐太宗勇于求言，宋太祖不罪言者，故直言极谏之文，产生了不少。唐末小品之“锋芒”，尤有特色。明清两代，文禁甚严，放言无惮这一传统，不绝如缕；但在个别时期，个别作者，仍有“不拘格套”之文。这样的文章也是继承了先秦以来放言无惮的传统的。
四、深于取象的传统
在先秦诸子中，号称“不文”的，是法家的著作，但《文心雕龙·诸子》仍说“韩非著博喻之富”。韩非尚且如此，则其他诸子不言可知。事实上，《易》《诗》《离骚》《庄子》《列子》和《战国策》都是“深于比兴”、“深于取象”的。所谓“深于比兴”“深于取象”是指善用比喻、多用寓言、构思奇妙、形象生动。
先秦文学这一特征，到了后代，便形成了一个极为独特的传统，成为汉语文章的一大特征。以唐宋八家之文为例，韩愈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苏洵《上欧阳内翰书》）“鱼鼋蛟龙，万怪惶惑”，非取象奇特，何以致此？韩愈这些文章，并非都是吟风弄月之作，而多属经世致辞用之言。只因不是抽象说理，而是“深于取象”，所以令人叹服不已。
再如苏轼，他自述为文云：“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文说》）“万斛泉源”、“滔滔汩汩”，亦非专指吟风弄月、抒情写景之文，而是包括了大量的言事论政之作。这与先秦之文，特别是庄子之文的“无端涯之辞”极为相似，显然也是继承了“深于取象”的传统。
基于中国散文的这些特点，就决定了我们应当从掌握以下方法鉴赏中国散文。
其一，知人论世。对古人的作品进行鉴赏，需要了解古人。而人又是不能离开时代而生活的，这就还需要了解他的时代。加上中国古代散文上述的传统，要理解文章深义，必须了解作者的生活思想和写作的时代背景，才能客观地、正确地理解和把握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
例如北宋梅尧臣在《和淮阳燕秀才》中说：“惭予廷荫人，安得结子口，心虽羡名场，才命甘汩没。”他认为自己由恩荫出身，和燕秀才由进士出身不一样，因而感到很惭愧。可是杜甫却完全不同，他在《壮游》中说：“气磨屈贾垒，目短曹刘墙，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杜甫考不上进士，便浩然归去；梅尧臣考不上，却半辈子感到委屈。这是因为唐代读书人的晋身之阶，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宋代主要的就是这一条路，即使由他途出身，头衔上总得加一个“右”字，例如“右迪功郎”之类，成为终身的耻辱。因此，不知道唐宋两代的风气，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对于进士的得失杜甫全不关心，梅尧臣却痛心疾首。只有了解他们的时代，才能更好地理解他们和他们的作品。所以“知人论世”，应当是“论世”第一，“知人”第二，进行文学批评，也必须“知人论世”，才能对作品作出正确的评价。
其二，因声求气。唐朝韩愈提倡古文运动，讲到古文的写作，在《答李翊书》里曾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这里的“气”就是说话时的气势或语气。古人的写作讲气，词句的短长与声调的高下，说话时的婉转或激昂都是由气势决定的。这个气势里就含有作者的感情在内。作者由气盛决定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读者则从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中去求“气”，得到了“气”，就能体会到作者写作时的感情，这就是因声求气。
如何“因声求气”呢？我们可以借鉴古人，姚鼐在其《尺抱轩尺牍·与陈处士》中说：“大抵学古文者，必要放声疾读，又缓读，衹久之自悟，若但能默看，即终身作外行也。”为什么要先“疾读”后“默看”呢？姚鼐说：“疾读以求其体势，缓读以求其神味。”从古人的论述中，我们已看出口不绝吟、因声求气在学习文言文中的重要地位。
其三，情景交融。所谓“情”指“感情”、“情绪”、“思想”、“想法”等作者主观的内蕴实质，是作品主旨；而“景”则指由人所遇、所想、所见的“人、事、物、景”所构成的社会生活图景，它是一种客观存在，反映在作品中就是对生活的再现，是承载主旨的“形象”。人类的思想情思都是些难以名状的无形之物，很难直接表述，而优秀的散文往往通过情景交融，寓理于情的高超手法，使无形的思想情思转入为鲜明的艺术形象，运用“索物以托情”的方法，给人的情感以深深的感染。在中国古代散文中，往往要写景，“不能作景语，又何能作情语耶？”古人绝唱多景语，但是，诗人写景的目的不是为了写景，而是为写情，客观景物一旦被诗人使用，就蜕掉了原来的中性性质，浸染上了作者的主观感情色彩，于是便化景物为情思，使情和景浑然一体，不分你我，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
我国古代的美学思想，一向强调心物感应关系，作者著文也绝非为了写景，而是为了写情，只是因为情显而易动、稍纵即逝、难以捉摸，因而作者要表现自己的感情时，便将情思转化为具体可感的形象。因此，在散文中情是核心，是灵魂。情景虽有主次之分，但在中国古代散文中，往往通过情景交融的手段而使情与景达到内在的统一，有机的融合，以使人无法辨清其到底是景语还是情语。
（第四节）古代散文举萃
一、《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首创纪传体，主要通过记述历史人物的活动以反映历史的发展变化，“成一家之言”，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史记》全书由五部分组成，“本纪”12篇，“表”10篇，“书”8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共130篇，526500余字。
《史记》每篇（卷）之末，一般还附有以“太史公曰”为首句的一段小文字，略记作者对篇内某人某事的看法或附记有关之事。后来修撰的史书也都承用这一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