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显赫的家族，总少不了一些倒霉的人物，代善家族也不例外，他的后嗣，有卷入阴谋身首异处的，也有行为乖戾，为人检举，失落王爵的。这正应了古人那句话：“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命运的转折，有时就在旦夕之间。
扑朔迷离的硕托、阿达礼“扰乱国政”案，代善子孙中最倒霉的要数他的次子硕托和孙子阿达礼（萨哈廉的长子）。
硕托生前死后，都未享受过弟弟萨哈廉一般的殊荣。早年代善分家产时，将富裕的属人都留给了幼子，却把贫困的属人分给岳托和硕托。硕托不满父亲对自己的虐待，曾密谋投明，事情败露后，被祖父下令囚于高墙（专门软禁宗室成员的特殊监狱）之内。不久，被放，累积军功封为贝勒。天聪四年（1630年），硕托随叔父阿敏放弃永平等城败归，被革去贝勒，夺所属人口。
第二年参加围攻大凌河城的战役，激战中连伤腿、手，挽回了声誉，被封为固山贝子。但此后，他就霉运不断，屡次论罪受罚。有一次，皇太极又被他气得要死，警告说：“你的罪太多了！朕屡次宽宥你，你屡次重犯，就好像与自己无关。以后你再犯事，直接交付法司处置，不再宽恕！”皇太极生前，硕托虽屡次获罪，但对他总还是网开一面。谁曾想，皇太极一死，硕托就和侄子阿达礼一起，以叛逆罪，被夺爵处死，削除宗籍。
崇德八年（1643年）皇太极暴崩，满洲贵族内部因皇位继承问题，爆发了尖锐的矛盾。当时，最有力量争夺皇位者为多尔衮与皇太极长子豪格，双方的拥戴者僵持不下。多尔衮鉴于形势，在议立嗣君的会议上，提出立皇太极第九子福临继位，由他与济尔哈朗辅政。嗣君虽已定议，诸王却人心未定。正是在这么一个敏感时刻，阿达礼、硕托却四处活动，企图推翻拥立福临的决议，改由多尔衮继位。阿达礼先往睿王府，告诉多尔衮：“王如坐大位，我当从王。”他的伯父固山贝子硕托也派遣亲信告知多尔衮：“内大臣图尔格及御前侍卫等，都赞同我的谋划，王可自立为君。”二人又同往祖父代善家，借探视足疾，私下对他说：“今立幼儿，国事可知，请速做决断。”又附在代善耳边低语：“众人已决定立和硕睿亲王（多尔衮），王为何还默不做声？”代善却不为他们的劝说所动：“既然已对天立誓，为什么又说这话？不要再改变主意！”二人见代善不从，又前往豫王多铎家，多铎闭门不见。阿达礼、硕托吃了闭门羹，不得已返回礼王府重申前意。这回代善真动了气：“为什么还胡说八道？听任你们闹下去，一定会招来大祸！”代善决定亲自告诉多尔衮，两人把这件事公布于众。接着，阿达礼属下的大学士刚林也出来检举，并将他逮捕押送多尔衮处。审讯结果很快就出来了，阿达礼、硕托“扰乱国政”，以叛逆罪论死。当天晚上，阿达礼、硕托被赤身裸体捆绑着押送到衙门，还有阿达礼母亲、硕托妻子，一同被活活勒死。
阿达礼、硕托“扰乱国政”案，发生在确立福临即位的两天后，他们密谋推翻前议，拥立多尔衮为帝，案情始末在朝鲜史书中有详细记载。但是也有研究者对这件事的背景提出疑问，主要有三：
（1）皇太极暴逝时，内大臣图尔格属拥戴豪格一派，而且他与白旗诸王（多尔衮、阿济格、多铎等）一向不和。他怎么可能在定立福临的两天后，转而拥戴多尔衮？
（2）既然硕托已告知多尔衮，内大臣图尔格及御前侍卫，都赞同其谋划，在审讯阿达礼、硕托时，多尔衮为什么不就此进行追查？而是在事发当晚就将二人处死。如此匆匆处置，是否有灭口之意？
（3）福临亲政后，因依附多尔衮而被处死的大学士刚林原是阿达礼的属人，刚林事先已得知阿达礼密谋，事发后将其主交送多尔衮。刚林的行动是否有人授意？
总之，种种蛛丝马迹，使人怀疑阿达礼、硕托背后似乎另有指使，至于此人是否即多尔衮，就无从得知了。
代善后嗣中，还出过一位有文才但时运不济的王爷——昭梿。
昭梿生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礼亲王代善的第六世孙。嘉庆十年（1805年）袭礼亲王爵。两年后王府失火，珍宝及印绶全部被焚。嘉庆帝赐银一万两，助他重建府邸，同时赐给许多衣帛。
清初的王爷几乎都是军功出身，他们栉风沐雨，以百战定天下，弘扬的是骁勇善战的民族精神。自康熙朝以来，天下太平，生活安逸，在汉族文化的陶融下，王公贵族的生活方式、思想意识、价值观念都发生了明显变化。昭梿代表了从这一特权阶层中分离出的贵族文人，他崇尚汉族文化，追求一种闲适恬淡的人生。昭梿一生在政治上没有大作为，喜好文学、看戏听曲，成为他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昭梿生活的时代正值乾嘉学风最盛的时候，他的父亲礼亲王永恩在乾隆朝时，因受某事牵连，从此不大过问政治，以文学艺术自娱。受时代的影响和家庭环境的熏陶，昭梿也爱好诗文，但他撰写的诗、文大多散佚，纂辑的《礼府志》也成书未印。昭梿勤于笔耕，他留给世人的是一部很有名的笔记——《啸亭杂录》，书中记载了大量清朝典故、满族习俗和贵族官员的遗闻逸事。
昭梿生活的另一特点是喜好戏剧。他不仅是一位戏迷，并且因为过分亲近戏子（优伶），受到言官的纠举。清代戏子的社会地位低下，唱戏被认为是下贱的职业。国家把“娼（妓女家）”、“优（唱戏家）”、“吏（县衙书吏家）”、“卒（县衙差人家）”列为四种贱民，即使贫寒的农户、工匠名义上也算“清白之家”，社会地位都比上述四种人高。当时，三代人中只要有一个人从事了这四种行业，子弟就不能参加国家初级的考试，更无资格步入仕途，原因是家世“不清白”。但昭梿却不顾忌这些，他不仅与戏子交相往还，还很器重其中一些人的品行。他说：“这些人迎欢卖笑，虽然是常态，但其中也有深知大义者。”
昭梿贵为八大“铁帽子王”之一，从小受过系统的教育，文思敏捷，才华横溢，但性格暴戾，妄自尊大，还因此丢掉了王爵，名誉扫地。当时，朝中有一位一品大员景安，官至尚书，景安与昭梿并不同旗，并非他的属下，昭梿却当面斥景安为王府奴才。更有甚者，昭梿在府内私设公堂，滥用非刑。礼王府有个庄头姓程，历年并未欠租，而且预交了一笔租钱。昭梿仍不满意，想增加他的租钱。清朝有一个好的制度，即国家对农民“永不加赋”，也就是长期保持农业税的稳定，不仅税收总量不变，具体到每亩地的税也不准变，王公的庄田同样不能随意加租。昭梿分外苛求，违反了国家规定，所以庄头据理不从。昭梿恼羞成怒，派护卫到他家抢割庄稼，拆毁房屋，又下令将庄头家六人圈禁。昭梿还不甘休，亲自把一个磁瓶扔到地上，用磁器碎片把庄头脊背划伤了一百多道，以致流血昏厥。嘉庆二十年（1815年），有人匿名检举昭梿凌辱大臣、府内滥用非刑。嘉庆帝得知，在谕旨中斥责他：“平日以田租细故，在顺天府、步军统领、刑部等衙门，涉讼累累。”可知昭梿恃强凌弱、欺压百姓的案子远不止一件两件。昭梿因此被削去王爵，交宗人府禁闭3年。
昭梿因滥用非刑等罪失爵，实属咎由自取。但他因虐待庄头而受重惩，也可能与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有关。昭梿在王爵被废后又活了13年，因脑病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