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秉持独立精神的古典教育的衰败造成的，它始于60年代的学生运动和民权运动。与此相比，麦卡锡时代的学术反而成果颇丰，因为那时它还保持着苏格拉底——西方学术最伟大的楷模——的精神。在他的笔下（见卷三“大学”），苏格拉底不但智慧绝顶，而且十分圆滑。他不讲什么“知识的诚实”，他的独立性不是表现为与俗人争辩是非，而是知道如何与他们周旋；他很清楚跟权贵结盟的必要，但这只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明白。凡是不能或不必向世人说破的事，他善于保持沉默，因为俗人的世界是靠神话而不是理性维系的。姑不论这种描述是否符合（我感觉很不符合）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它让我想起我们的一些经济学家，他们不久前发现，经济转型中的腐败也许无碍于甚至有益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可是他们把这种真相一说出来，却几乎被口水淹死。此时他们应当最能体会苏格拉底式沉默的含义，最愿意接受布鲁姆的立场，必要的技巧是把大学精神转化为与艺术家高贵的“感伤”相类，它为了维持自身的独立存在，必须把行动拒之门外，成为威廉·詹姆士所说的那位贵夫人，她为舞台上女主角的遭遇青泪涟涟，却忘记了自己的马车夫正在剧院外冻得半死。
的确，启蒙运动与古典时代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求真的古典学者只想独善其身，而启蒙思想家却相信人人都有理性，通过教诲都能把握自然奥秘，提升人类整体的品质。布鲁姆说的不错，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苏格拉底的可贵之处，乃存在于他始终跟大众保持距离，而不像我们那样整天嚷嚷“公共关怀”。孟德斯鸠和吉朋曾一再申明，共和政体不但是以“美德”为基础，而且易于腐败，现代性的隐忧似乎早在西赛罗的罗马或十人团的威尼斯就已存在了。所以，不是思想的参与，而是这种苏格拉底式的思想间距，构成了西方大学独立精神的内核（与我们所说的“唐吉诃德精神”异趣）。这大概也是近来在名师点拨下“重新阅读西方”带来的最大收获之一。忘却这种精神，草率地作一名“公共知识分子”，有可能像《格列弗游记》中的勒皮他那样，使科学变成政治的帮凶、真理的背叛者，因为民众的权利或利益常与求真的美德格格不入。吾闻穷巷多怪事，哪有境界可言。说实在话，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自己十分不幸，能跟布鲁姆发生很多共鸣。与他有共鸣，是因为我也珍视大学在科学精神上的独立；说自己不幸，则是对政治学不时要背弃公民社会亦深有感触，这时它易于变成纯粹理念搭起的纸牌楼，巍峨归巍峨，血肉之躯却没有一个敢住进去，这与政治思考只能在有着高度实践性和强迫性的时间中，而不是在锁定价值于永恒的乾坤中运行是不相容的。布鲁姆说，海德格尔错就错在他脱离心灵的执守而加入了时代，话中透着强烈的惺惺相惜。想想苏格拉底吧——民主会斩杀智慧呢，到这样的实践和时间之流中寻找真理，可能意味着背叛真理呢！
又一曲老歌翻唱
其实，启蒙运动的现代命运，不光是它没有赢得理性的胜利，反而只能在“无灵魂”状态下享乐，并且还要不断经受古老灵魂的谴责。这种现象由来已久了。布鲁姆摆出的姿态也许不像他本人以为的那样新颖，他只是碎片化的现代性诊断者的漫长行列中最新的一员。他喜欢引用的卢梭早就预言，文明导致的个人主义将使社会因缺乏共同目标而分裂为孤立的意志，使自私从道德缺陷一变而为合乎人性的美德。伯克当年说过，崇尚进步的人生硬而粗暴，既鲁莽又不义，与人性和人类礼制的整体发展规律完全背离。伯克的保守派同道、更敢放狠话的迈斯特则认为，背弃神的人类必陷于血泊之中。及至现代性真正进入危机时代，施宾格勒或韦伯不但对文化做出了令布鲁姆扼腕长叹的“相对化”处理，而且预见到了基督教改造西方（韦伯）或西方改造基督教（施氏）的种种恶果。这里不妨再举一个我们不太熟悉的例子：今年美国再版了一本老书——德国医生马克斯·诺道写于一百多年前的《退化》（1892年出版。新版见Max Nordau，Degeneratio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6）。该书当年曾被译成多种语言，在欧洲风靡一时。这位诺道的火力覆盖面丝毫不亚于布鲁姆，他宣称时代精神已经衰竭了，它的特点是歇斯底里、自我中心和缺乏行动能力，文化人或艺术家就像罪犯、娼妓、无政府主义者和疯子一样堕落，举凡拉斐尔前派、象征主义、托尔斯泰主义、瓦格纳派和巴那斯派、相信魔法者、颓废派和唯美主义者，以及当时正走红的易卜生派、尼采派或左拉派，统统都是文明“退化”的明证。这位精神病学专家利用临床资料，把艺术反映并促进社会衰败的景象描绘得活灵活现，认为艺术的道德和社会含义越来越与社会敌对。他呼吁思想健康的人抵制“艺术的影响”——其作用与布鲁姆笔下的摇滚乐或性解放大体相当。再看看下面这段话吧：“一个产生了美好艺术的崇高时代正在走向死亡。有人可能会用赞歌来颂扬新发现的方便和自然规律。我注意到的却是这个衰落世纪的种种罪恶。它们使我悲哀，使我愤怒。多大的遗憾，多大的耻辱，令我不堪回首！”你别以为这是出自鲁姆之口，它是教皇利奥十三世的布道，时间是1901年1月。历史的延续性本可教会我们平和一些，但眼里容不得沙子的布鲁姆似乎不擅此道。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旧曲翻唱亦感人，虽然这需要翻唱者的本领。布鲁姆一向“高贵”和“严肃生活”不离口，本领当然不可小看。就像浸淫于古典文献中不能自拔的大多数人一样，他不喜欢那些为世俗化、理性化或文化相对化出力最多的人，好在他对他们的思想熟悉得很，所述内容基本上也都靠谱。为了修复现代人或“最后的人”的灵魂，他缺不了这些人的参照。这也是在民族国家和多元文化的世界格局中针砭现代性问题的人必然面对的困局，布鲁姆所言甚是，凡是自以为摆脱了它的人，肯定是肤浅的。美国文化之所以泛起虚无主义，就是因它缺少自己的文化传统，它不得不依赖从德国转口的欧洲思想，并在接受过程中使之庸俗化；它也没有法国人那样的“民族作家”——笛卡尔、帕斯卡、蒙田、拉伯雷、孟德斯鸠或卢梭，为了配得上教养二字，人们必须阅读这些作家的着作。所以布鲁姆一再强调，经典文献是文明生活的解释者，是它们所塑造的传统，赋予了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西方古典文化一个最大的特点，即敢于肯定“自然”或“本质”，敢于因信称义。这种变相的文化相对主义未免有些让人绝望。布鲁姆同意海德格尔的“语言乃存在的家园”，故语言不能翻译之说。换言之，无论西塞罗或色诺芬在人生和政治上表现出多么卓越的睿智，几乎不可能像四书五经那样进入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引语。即使“改造国民性”是可取的，它也永远洗不掉黄河泥沙在我们身上留下的累累斑痕。
用“心”阅读
借此说点儿题外话吧。从思想倾向上说，布鲁姆显然属于近年来风头甚健的“新保守主义”中的一员。如今，美国共和党中的新保守派为了给自己正名，需要“流氓国家”“伊斯兰法西斯主义”或“邪恶轴心”这些说辞，这体现着一种布鲁姆所说的在信念上的“决断”精神，一种“敢于选择的能力”，虽然它是痛苦的，但布鲁姆说，高贵的选择都是痛苦的。我犹记得，共和党保守派的老前辈尼克松说过，美国在同世界各国打交道时最常犯的毛病，就是把自己的好恶作为标准；逼迫中东国家实行民主，只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美国人一定得“学会少管闲事”。自不待言，对“价值无涉”极不耐烦的布鲁姆，讨厌的正是这种“少管闲事”的态度。这种新保守主义与英美传统保守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它不喜欢思想的分寸感和因时制宜的智慧。无论民主和自由的具体内容为何，它只能在时间的磨砺中徐徐展开。从这个角度看，新保守主义如果愚蠢地忘掉西方“高雅文明”中的另一项基本美德——“复仇者的风度”，也不就足为怪。
读罢全书，留下的大体印象是，从学理上说这是一盘出自名厨之手的思想大杂烩。他以古典拯救人文，恢复“知识整体性”的用心如朗朗明月，但这也决定了烹制手法的不伦不类。大体上说，此书的思想脉络德国味十足，英法味偏淡，这与作者有列奥·施特劳斯的师承当然有绝大的关系。好在盘子里全是山珍海味，吃起来依然相当可口，无论你持何种思想立场。但有件事也许得事先提醒一下。巴尔赞亦是个对西方文明日渐飘零一唱三叹的大学者，但他拙于苏格拉底式的反讽技巧，也没有布鲁姆那种急于对我们耳提面命的焦躁。在《从黎明到衰落》一书中，他曾羡艳中国话里有个“心”字，能把人的全部精神现象一网打尽。但我总觉得，中国人这颗“心”是好是坏先不去管它，大体说来都是比较朴素的，以这样的心去识读布鲁姆讲述的spirit或mind或soul或psycho或heart，往往倍感困难，它们的内容曲折烦琐不说，而且像一头巨大的章鱼，喜欢用既长又多的触角四处乱摸，颜色还会随周边的环境不断变幻。所以，读布教授这本书，需要事先调整一下我们的“心”，让它的灵敏度或“感伤性”比平日提高一点儿。
布鲁姆：《美国精神的没落》，战旭英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