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笔调虽然同样轻松，文集中也有一些讲政体、民族性、公民自由、国债和人口这类严肃话题的。人们在读它们时常会有一种感觉，把休谟作为“启蒙运动”干将（无论是苏格兰的还是欧洲的）是要有所有保留的。审慎警觉的性格，使他也在以怀疑的眼光凝视着启蒙，他在认识论上的怀疑主义便是最着名的一例。这本文集中讨论契约论和权力来源的文章，则可视为反启蒙的另一例。由于其中涉及一些与我们当下政治辩论有关的重要话题，不妨在这里说说与大家分享。
关于权威的来源，惯常的说法是现代迥异于过去。历史上的威势人物，无论置身于何种民族文化，其权力形态有何差异，都脱不掉一个共性：他们大获成功之后，喜欢被人打扮得神秘而离奇，以与常人世界切割。所以史书中不但有传，还有传奇，甚至两者本就是一回事。最早的史前权力神话气势恢弘，充满了非凡的奇迹，赫希俄德《神谱》中希腊诸神的权争，羿射九日和大禹治水的故事，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传说。后来的帝王故事虽然不再如此恢弘，但离奇程度却不减。这便是马克斯·韦伯所谓“超凡魅力”权力的基本特点，其目的在于向世人证明，权力与某种神圣或神秘的力量有关，以使其不敢为他人所染指。
作为这种神话的替代，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编织出了另一个最着名的权力假说，它并不神化哪一个人，而是事关整个人类群体。此即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等人提出的“自然状态下订立的契约”。这几位理论家都用权力来自“人民的同意”取代了神意。然而奇怪的是，他们从契约论推衍出的结论却南辕北辙。霍布斯从人人为敌的自然状态中，得出个人必须自愿把自卫的天赋权利让渡给一个至上的主权者，以换取安宁的生活，即我们所谓安定团结的好局面；卢梭以结束自然状态订立的契约标榜公意所体现的人民主权；洛克则用它来证明个人的某些终极权利不可剥夺。于是便有了君权至上、公意至上和个人权利至上这三种截然不同的现代政治学说。
更加奇怪的是，这些基于相同前提的理论结论尽管相互矛盾，它们在后来的政治生活中却发挥着无比大的威力。在凡人已然代行神意的今天，一讲到权力的正当性，不论为之辩护还是与之对抗的，都喜欢说“人民的同意”。如果你追根寻源，大都会找到以上三位理论家那里去。这可以算是启蒙运动留给我们最重要的政治学遗产之一。
正是这些学说的相互矛盾，也暴露出原始契约只是理论家的想象，并无任经验基础可言。较之昔日的神话它们变得索然无味，其虚构性却丝毫不逊于前者。休谟作为一个主观主义者，本来很清楚信念在这种事上的作用。可是对于契约论体系，由于他担心其革命性危及秩序，于是要用事实来驳倒观念，专门写下《论原始契约》长文，拿“契约论体系”的不是说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