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对于他来说，政治哲学“首先不意味着对政治进行哲学处理，而是对哲学进行政治的或是普及性的处理”。（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Glencoe，Ill，Free Press，1959，p.93）我们可以把这句话理解为，只有对哲学进行这种政治生活之实然性和普及性的处理之后，也就是说，只有经过一种马基雅维里式的处理之后才能揭示《圣经》，或古典哲学所设想的那种封闭的天国状态不可能存在，所以“地狱也不可能存在”，人只能生活在尘世所提供的“粗陋严酷的人类条件”之中，“他不应该怀有渴望，希冀超越人类的根本条件”。（第253页）另一方面，他对于政治哲学又持有一种与历史主义若即若离的立场：“作为本质上一种非历史的探索，政治哲学今天需要对于它的历史进行批判性的研究，这样一种批判性的历史研究假设，过去的伟大思想家们怎么理解他们自己，我们今天就会怎么去理解他们；政治哲学的历史，要求我们恰如其分地划分历史时期，这种对历史时期的划分，要跟主角，即那些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们的自觉意识相一致。”（《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申彤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10页）基于这样的观点，他本着一种德国式的“理解”精神提醒我们，马基雅维里本人所熟知的仅仅是“前现代的思想”，他不可能熟悉在他身后出现的现代思想。
所以，与那些用现代人眼光看待马基雅维里遗产的人不同，施特劳斯认为我们不应以今天的视角回望过去，这种视角已经受到马基雅维里的污染，因为他已经成为我们中的一员，我们作为其传统的继承者已经被他腐蚀了。我们必须从“前现代”的视角去观察马基雅维里，由此方可看出其“未可逆料的、令人瞠目和新异陌生的”性质。为了理解马基雅维里，我们就必须摆脱马基雅维里的影响，从我们内心复活西方世界的“前现代的遗产，即复活《圣经》的遗产，同时又复活古典遗产”，不然的话我们不可能看清其思想的真实性质。（第5页）从这些话中，我们既可以更清楚地理解施特劳斯为何不利用现代文献、刻意回避以现代术语和概念去处理马基雅维里的原因，也能够进而认识到，是一些什么因素，为施特劳斯和马基雅维里提供了一个共享的舞台，使他们之间能够进行卓有成效的对话。
尽管施特劳斯是一个鼓吹古典自然正义的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里则是一种现代魔鬼学说的创始人，但是有两个因素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首先，施特劳斯为我们提到了一个深刻的“神学真理”，即“魔鬼其实是堕落的天使”。马基雅维里的思想固然邪恶，但施特劳斯从其古典知识的背景、从其对古代世界的缅怀中，却看到了“一种品第极高的、扭曲堕落了的高贵”。（第6页）正是这种“扭曲堕落了的高贵”，是马基雅维里对于施特劳斯具有亲和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与此相关，马基雅维里具有一种只见于古代生活世界的尊严与荣耀意识。虽然他的思想与卑俗的享乐主义的兴起有着莫大的关系，然而施特劳斯十分准确地指出，马基雅维里一贯坚信政治生活必须表现出高度的尊严性，因而他的政治意识与古典政治哲学保持着本质上的连贯性。对于享乐主义来说，尊严与荣耀都是可鄙的，但是在马基雅维里看来，从政治行为的尊严和荣耀中获得的满足感，才是真正的、最高形式的满足。我们由此可以注意到，从马基雅维里的这种观点到把政治纳入哲学思维，便只有一步之遥了：“哲学意味着从观点到知识的升华，而所谓观点则首先是政治观点，因此哲学在本质上，就是与城邦生活相联系的；当它对城邦生活做出超越时，它也是以城邦作为先决条件的。”因此“哲学必须关怀城邦，或者说，哲学必须在政治上负有责任。在这个重要问题上，马基雅维里赞同古典政治哲学的立场。”（第466页）
确实，这种对政治的“高贵性”或“尊严性”的强调，反映了马基雅维里思想的另一面，这是经常被现代解释有意无意忽略了的，也是施特劳斯的解读中最有价值的地方。施特劳斯从不介意于马基雅维里经常表现出的那种十分老旧而又突出的“国富民穷”的经济观，也不在乎他到底有没有一种后人所说“科学立场”，因为选取这些反历史的视角来讨论问题，必会陷入了现代主义话语的窠臼。他甚至反对把马基雅维里称为“爱国者”这种现代人的观点。对于他来说，就算马基雅维里是个爱国者，也属于一种特殊的类型。施特劳斯十分敏锐地指出，他这种爱国主义是从对祖国和个人灵魂救赎之间的权衡中得出的，所以其思想核心并非爱国主义，而是这种“全面的权衡”。如果只去强调马基雅维里的爱国主义，就会使我们混淆是非，看不到他的学说从本质上并非着眼于佛罗伦萨或意大利的福祉，而是与时代无涉、与国度无涉，具有普遍适用的性质，“影响到并旨在影响所有思考着的人们”。但是，我们也不能根据这种权衡的观点，把马基雅维里视为一个“科学家”，这同把他视为爱国者一样荒谬。因为这种所谓的科学观，完全是“随着我们作为公民、作为人所赖以定位取向的道德界限的抽象化而出现的”，它所导致的“道德上的麻木愚钝”，虽然与腐败堕落不能等量齐观，却必然会强化腐败堕落的力量。科学的研究者不能做出“价值判断”，而“芸芸众生的小人物”，因为“道德上的愚钝”，不具备古典时代哲人的某种“才智禀赋”，也没有能力做出价值判断。然而同那些把马基雅维里庸俗化的现代人相反，他的着述中充斥着价值判断，他对社会的研究具有突出的“规范性”。（第3-4页）
施特劳斯特别强调马基雅维里是个有着“规范性”诉求的思想家，显然同他本人作为一个古典意义上的规范主义哲学家，对于现代社会的鄙视有关。在他看来，进入了现代世界，也就是进入了一个“后政治的”时代，一个政治哲学死亡的时代。被现代性危机所否定了的隐密写作，是与政治哲学的衰落一致的。他在《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三联书店，2003年，第33页）中说，“真正的自由人今天最紧迫的责任，莫过于全力对抗那种堕落的自由主义”，因为它所宣扬的人生的唯一目的，就是“活得开心，不受管教”，却全然忘记了“追求品质高贵、出类拔萃、德性完美”，才是人之为人的价值所在。施特劳斯继承着古典政治哲学的传统，坚信人的完美性只有在公民政治生活中才能实现，并且这种完美性的实现，需要我们做出根本意义上的选择。而在他看来，今天这种经常被人轻率地予以否认的抉择论，马基雅维里正它的倡导者之一。这种根本意义上的、“自有人类以来就与之俱存的”的抉择，是我们无法摆脱掉的。然而“我们时代的很多人认为，不存在永恒的问题，因而也就不存在永恒的抉择”。这些人经常以马基雅维里的学说作为根据，替他们否认这个永恒的问题壮大声势，对现代政治与古典哲学所关注的问题判然两分，然而这并没有取消那个问题本身，它不过是证明了，“永恒的问题，不像有些人所确信的那样容易接近，那样容易触及，或者说，并不是所有的政治哲学家，都勇于对这些永恒的问题予以面对和正视”。（第8页）
施特劳斯1938年去美国以后，其大部分学术生涯，是在一个政治学趋于反哲学或非哲学化的环境度过的，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政治学研究受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影响，迅速向着摆脱传统的理念主义论说方式的方向转化。但是施特劳斯对于这种风气并不买账，他一秉其德国的学术传统，要把政治学话语重新拉回到欧洲古老的哲学传统之中。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施特劳斯对政治的强烈关注中，隐含着一种类似于存在主义的立场，马基雅维里的一个貌似邪恶的观点能够让他强烈的共鸣，原因也在于此：一个人的伟大，既不依赖于道德，也不会因不道德而黯然失色。这种伟大所依赖的，是“心智的强大力量，是意志或勇气，更不要说灵魂的强大力量了。无论是道德还是不道德，都具有它的用处，因为无论是仁爱还是恐惧，都在支配着人类”。（第244页）正是这种意志力，这种灵魂的强大力量，使政治能够承载起沉重的价值功能，并且它们不可能产生于政治之外，如果政治变得庸俗，那么整个世界也必然变得庸俗。不消说，这是一种与现代政治的世俗化趋势截然相反的立场。
然而果真如此吗？一个不关心、不参与政治的人，就不可能“品质高贵、出类拔萃、德性完美”吗？也许事实恰好相反。如果我们说，大多数追求完美的人同施特劳斯的看法完全相反，施特劳斯大概会回敬我们说，“别跟我提什么大多数人！”因为他们本来就不属于隐密写作的对象。那么那些音乐家、画家、建筑家或现代环保主义者呢？他们并不是大众，他们也是“少数人”。他们在平庸的现代议会政治环境中，便无法追求自身的完美了吗？施特劳斯也许会回答说，我对这些现代享乐主义者或虚无主义者一无所知，所以他们是否完美，对我而言并不重要。面对这种只以政治德行来衡量世俗世界、来涵盖整个价值世界的执拗，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我们只能说，那是古典主义的政治，那是属于施特劳斯的古典政治，与凡·高不仅属于画家们，梅西安也不仅属于音乐家们不同，它不属于平庸的大众。它也许是一条通向灵魂得救的道路。然而，这条道路，是专为那些离开了“高贵的政治”就精神干瘪萎缩人准备的。
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的最后一章，非常突兀地放弃了颠覆道德的冷面杀手形象，热烈表达着他的爱国主义激情。利奥·施特劳斯也仿照这种手法，在《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的结尾处，彻底放弃了那种潜行于原始文本的笔法，以坦率的态度，直言他对现代人的不满。在他看来，现代人并不比前人具备更大的能力去摆脱对自然的效仿，然而技术的进步却使他变得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更加庸俗浅薄。“古典思想家懂得，对于发生在技术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变革，如果我们不采取怀疑的态度，我们也就无法对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变革采取不信任态度。因此他们不赞成对技术创新予以怂恿鼓励。”（第477页）古典思想家是讲政治、讲德行的，他们坚信，必须对技术创新施以严格的政治和道德监督，何种创新应予利用，何种技术创新应予压制，必须由卓越的、明智的城邦来决定。为了证明这种对技术施以约束的观点，施特劳斯恰当地复活了科学一词的古典含义：“从古典思想家的视角来看，科学本质上是一种理论追求”，而技术创新对科学的利用，是受到科学所固有这种理论追求的本质所排排斥的。“关于世界上始终在发生着周期性的巨大灾变的观点，事实上已经可以澄清对于技术的过度发展所怀有的忧虑，也可以澄清关于人类的技术创新可能会变成人类的主宰和毁灭者的忧虑。从这个观点看，自然界的巨大灾变所显露昭示的，似乎是自然在向人类施予慈悲恩惠。关于自然界的巨大灾变的这个观点，马基雅维里自己就曾经表达过，而最近几个世纪的经验，却已经使得这个观点，成为令人难以置信的观点。”（第479页）
这就是施特劳斯发出的警告，它不像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更像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对现代人发出的诅咒。尽管如此，我们对此也不可掉以轻心，因为它是前现代的先知在给世人传达古老智慧时经常采用的手段。当他发出这种咒语的时刻，他也同他笔下的马基雅维里——这个最早承担起为现代政治除魅这一邪恶任务的人，距离最远。
（原载于《清华法律评论》，200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