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回顾一下现代心理学的发展史，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说，从19世纪向20世纪转折之际，可以称为这门学科的“轴心时代”。正是在这个时期，两种最重要的心理学基础理论同时诞生。
第一种心理学即一般人熟知的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弗氏为了解释自己在临床经验中观察到的一些病态的精神现象，在概念建构上表现出非凡的创新能力，他发明了好多至今为人熟知的概念：伊德、利比多、无意识、恋母情结、神经机能症（neurosis）等等。他那些惊世骇俗的作品，使心理分析师在现代人的情感危机中几乎可以取代教会牧师的位置。由于这门学问被作者本人和大量弗迷们扩展到领悟人生的各个领域，还催生出一大批品色参差不等、种类繁多的作品。
同弗洛伊德相比，由两位法国人勒庞和塔德开创的“群体心理学”，不但用语朴素，知名度也相对较低。他们没有像弗洛伊德那样独创一套话语体系，大体上只用常规语言和传统的社会学罗列法，读起来要比弗洛伊德轻松很多，但其弱点在于不能如弗氏学说那样可以给神秘怪异的个性张目，扮演冲决陈规陋习的巨大动力，所以除了一些政客野心家和社会学家对它感兴趣外，一般人好像宁肯采取眼不见为净的态度。
这两种心理学，其一着眼于个体心理因素与“异常行为”的关联，其二则专注于“正常”个体聚集成群后发生的可怕心理变态。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揭示了人类心理中存在着某些不受理性原则支配的强大因素。这两种心理学一度风行于世，似乎在一夜之间使理性主义的传统科学变成神话，又把往日的神话因素纳入科学解释，由此形成了一股解构18世纪以来欧洲理性主义的强大洪流。
自弗洛伊德的学说问世以来，姑且不论那些只为迎合偷窥癖的三流作品，出于一些更严肃的考虑，用他的心理分析法研究大人物尤其是政治人物如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等人的着作，也一直不绝如缕。其原因我们不难推断，这种人所导致的并不是描述心理变态的小说或绘画，而是改变和毁灭了千百万人的命运。而群体心理学又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只追究上帝或先知，还得问责于信众。要想真正弄明白有关的大事件，只搞心理学的个人问责制是不够的。英雄不但具备独一无二的禀赋，也是由集聚于他身边的人群所造就。这么说吧，不借助于个体心理学，也许不能彻底认清有人为何要杀人如麻；没有群体心理学，则我们永远无法理解，为何仍会有那么多人认为他不但做得正确，而且伟大无比。
记得四年前为勒庞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写一篇序言时，在翻查资料上颇费周折。若是当初手头有这本《群氓的时代》，想必会省下不少功夫，甚至可以干脆就不必去写。莫斯科维奇的这本书把勒庞、塔德和弗洛伊德的理论做了细致而系统的梳理，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群众心理学理论的全景图。由于大部分内容是以作者在卢万大学的演讲为基础写成，所以读起来也不像理论专着那样枯燥无味。
正如他在导论中所说，自群体心理学诞生一百年来，这门学问所取得的进展十分有限，后来的着述也许少了些粗糙，多了些精致，但无论问题还是答案，依然没有超出勒庞等人建立起来的框架。大体说来，由他们建立的这种理论皆强调心理因素在集体行为的首要作用。与传统的政治或经济学说——不管是左翼的还是资产阶级的——假设相反，他们通过揭示群体对理智的蔑视和对暴力的嗜好，用心理学的事实砸烂了“我们的梦幻工厂”。
在这门学科的建立上，勒庞有着无可动摇的祖师地位。用作者的分类，他就像马克思、孔德、达尔文和施宾格勒一样，属于那种学术体制外的天才，加之其显而易见的右派立场，受到法国学术界的排斥也在情理之中。但是他身后的寂寞却与他的读者同样引人瞩目：从希特勒、墨索里尼到戴高乐和西奥多·罗斯福，从索雷尔、熊彼得到法兰克福学派和阿伦特，都对他的创见赞赏有加。无论他的着作按学术标准看是多么粗糙，他不但为后来的群体心理学研究提供了完整的基本范畴，并且文笔洗练畅达，直抒胸臆，可以给人带来阅读荒诞剧的快感。
在塔德和勒庞之间，因为两人的学说过于相似，曾发生过一场谁是群体心理学首创者的笔墨官司。但是塔德自有他的贡献在，他对领袖和群众的关系做了更深入的发掘，并对“交流”在现代生活中的作用充满洞见，当代一些“大众文化”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只是其思想的翻版。他笔下的现代社会的“交流”，同哈贝马斯推崇的“理性交往”相反，只会把孤独状态下的理性人更迅速地改造成智力低下的群体。按他的理解，自从报纸这类媒体普及以来，一个坐在家里读社论时评或广告的人，与中世纪农舍里的村夫已经大不相同，他同千千万万的个人形成了一个“隐形群体”，同属于某个中心，随时能够走上街头。他们或是去看娱乐偶像的演出，或是筑街垒举标语，但原因都是一样的。
与以上两人相比，弗洛伊德只是这个领域的一个尾随者，算不得开山之人。《群众心理学与自我分析》一书是弗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勒庞着作的双重刺激下写成，他用“爱欲”和“恋父情结”之类自己特有的概念去解释勒庞，试图把后者的思想纳入自己的精神分析体系。他在起点上有着与勒庞和塔德截然不同的理论预设，在后两人看来，孤独的个体还算正常而理性，只是到了群体中才会变得扭曲，他则认为个体的心理如果健全，那么到了群体中也没有出毛病的道理。所以他似乎又把群体心理还原为个体心理了。
说起来，在勒庞或弗洛伊德之前，有关群众心理学的思想并非不见于文献史。苏格拉底就是死于被他“说话太有道理”所激怒的雅典民众；马基雅维里在给他的“新君主”献计时也说，人皆善于“忘恩负义、反复无常、装模作样、虚情假意”，所以统治者与其博取众人爱戴，不如令其恐惧更安全。显然，这些话与群体心理学中那些洋洋洒洒的叙述相距不远。17世纪的英国普通法法官会说，他在断案时既不能听命于国王，更不能屈从于下院和民众的意见；美国的联邦党人既知道存天理不能也不必灭人欲的道理，也晓得建立自由政体不能全靠统治者的个人品质和公民美德。他们虽没有明确表述群众心理学的原理，却都暗示着对英雄和民众组织健全社会的深刻怀疑。
但是，近代以前的世界在精神和制度权威的稳定性方面远非今日能比，而动员民众的手段较之现代社会则大为逊色，故历史依然可以主要由帝王将相或宗教先知来书写。从这个角度说，群众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是与宣传的技术手段的进展分不开的。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价值世界的认同对象——各种教义——飘忽不定，表现出强烈的时尚化趋势，这就为心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人提供了巨大机会。尤其是在失败导致集体恐惧症时，在人们都觉得需要变革而又不知如何变革时，在为生活空虚或认同失败寻找替代品时，我们都会感到迫切需要“魅力领袖”的出现。今天，无论是政客还是广告策划，经销商还是演艺明星，都在揣测群众心理，因为只有群众能为他们提供权力的正当性，提供金钱和名声。对于前一种人，我们在了解了“群众心理”之后，不可不警惕他变成一个事事绕开成规尤其是独立的法律程序，直接发动民众的英雄。至于那些只为个人博取经济利益者，政治运动中的“群众”在他们眼里已然成为马尔库塞笔下不长出息的“消费大众”，所以只要遵守游戏的规矩，学习和运用一下群众心理学，比如找来各路名流充当一时的“消费领袖”，应无大碍。
不过，有一点是这两种人都值得牢记在心的。正如艾略特所说，人这种动物承受真相的能力很有限。遁入虚幻之境是他消除痛苦最有效的心理机制之一，所以他喜欢那些折射出某种集体幻觉的东西。但是在现代社会里，这种喜爱总是短暂的。韦伯把它视为魅力领袖的事业逃不掉“平庸化”命运的根源；用莫斯科维奇的比喻来说则是，私奔时的激情澎湃，远不如婚姻的恬淡来得长久。
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许列民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
（原载于《南方周末》，2003年8月15日）
